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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转)党崇雅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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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崇雅年谱

                               (李均宏编撰) 

明万历十三年(1585)六月十五日

党崇雅出生在陕西凤翔府宝鸡县蟠龙山村。

《凤翔府志》记载:是年起,凤翔连续四年大饥,斗米千钱,饿死逃亡者甚多。饥荒的原因是干旱少雨。传说党阁老出生时电闪雷鸣,暴雨大作。有一位武将,路过党家门口,在门房避雨,这时党崇雅正好降生,人们都说将军把守门户,保护党崇雅出生。这个小孩长大后肯定不是凡人,是贵人,会有大成就。

万历十五年(1587),二岁。

党崇雅的祖父党鲁中恩科岁贡生。

党鲁,字宗孔,持身方正,乡人则之,一经传家,式榖有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六岁。

陕西关中自去年不雨,村空无烟,夜窃成群,道馑相望,坐而待毙者18万人。

万历四十年(1612),二十七岁。

党崇雅中壬子科举人,名列雁塔题名碑。后连上四科会试不中,也许中间有丧亲守制等家事。

天启五年(1625),四十岁

党崇雅中乙丑科余煌榜三甲第154名进士,名列北京国子监孔庙题名碑。这年魏忠贤专权达到顶峰,阉党与东林党斗争白热化,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正人君子被杀。是科会试,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为考试官。是岁,顾秉谦令家人大索与选者贿,有应有不应。魏广微几欲发其事,有调剂者乃止。(据[清]谷营泰《明史纪事本末》科举开设)党崇雅因会试与阉党主考官有座师门生关系而结怨东林党后裔,而受到其排斥和打击,但党崇雅新中进士,官小职微,实际与阉党行为毫无关系。

崇祯元年(1628)四十三岁

    为陕西省太白县嘴头镇拐里村的关王庙撰《奠安生民碑》。碑文赞颂了关王的功德,记述了修建关王庙的意义及规模。

党崇雅任河南南阳府推官,曾游览南阳卧龙岗诸葛武侯祠,作《吊诸葛武侯》诗,凭吊武侯功业,感叹沧桑巨变。

崇祯六年(1633)四十八岁

二月,谕吏部荐举潜修之士,科道不必专出考选,馆员须应先历知推,垂为法。党崇雅是年升任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

崇祯七年(1634

党崇雅是年选任四川巡按御史,与四川巡抚刘汉儒共同奏请皇帝重用四川名将涂原以蜀人治蜀兵防守巴蜀的正确建议被朱由检拒绝。

崇祯九年(1636)五十一岁

史载:自群盗扰河南、北者三年,夹河千里,鸡犬无声,关市尽空,荒村深谷,残黎多夜伏丰草深林中,采野穗以食,田垄间乱木杈枒皆成拱矣。虎狼千百成群,杳非人境。 (据[清]谷营泰《明史纪事本末》。)党崇雅儿子党恂如携妻李氏以宦眷回原籍宝鸡,至河北容城遇官兵,疑为寇属,被抢掠,李氏怒骂,被杀受重伤。

崇祯十三年(1640)五十五岁

党崇雅为宝鸡知县严梦鸾修《宝鸡县志》撰序。

明崇祯十七年(1644)五十九岁

党崇雅任户部左侍郎,督运西路宣大饷。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按《明史》职官志:永乐中迁都北京,置京仓及通州诸仓,以户部司员经理之。宣德五年,命李昶为户部尚书,专督其事,遂为定制。以后或尚书或侍郎,俱不治部事。万历二年,另拨户部诸事一人陪库,每日偕管库主事收放银两,季终更替。九年裁革,命本部侍郎分理之。十一年复设,二十五年,以右侍郎张养蒙督辽饷。四十七年,增设都饷侍郎。崇祯间,有督辽饷、寇饷、宣大饷,增设三、四人。(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103页)

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于煤山。明朝灭亡。

三月二十日419

时贼分骑走通州,叛弁魏广胜出粮饷贼,州遂破。(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104页)

大顺哨兵五六骑驰至通州,大呼京师已破,明督饷户部侍郎党崇雅率全城将吏以降。

二十四日,户部侍郎党崇雅,给事中介松年,御史柳寅东各方巾色衣,自西长安门骑马入内;盖柳、党在通州降,介在保定降也。(同上第108页)

二十六日,闯贼设伪官,授明降臣职。户部侍郎宝鸡党崇雅,御史梓潼柳寅东降于通州,例授原官伪侍郎,直指史。(同上第114页)

二十八日,各营拷职官追赃。党崇雅除通州仓场侍郎,来谒李友,角巾绿衣,诸人就问,竟蹙额不答。(见谈迁《枣林杂俎》第98金陵对泣录高弘商语)

党崇雅在大顺李自成农民政权任户政府左侍郎,总督通州粮仓。

大张告示:谕押运漕白粮等官,候新主遣官,盘查销算,擅离提究等因。”.党崇雅,宝鸡人,原明督运侍郎。(见谈迁《国榷》卷100)按此处左侍郎系加衔,其实缺为总督粮仓。

四月十二日

李自成决定亲自东征,讨伐吴三桂。十三日启程。十四日,降官皆生悔心,有为僧道乞丐而遁者,或伪死盖棺窍其下而出城焉。

四月二十三日

李自成在山海关大败,引军后退。

四月二十九日

李自成仓促在武英殿登基,次日逃离北京,退往西安。

五月初二

    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

七月初九810

南明分六等定投降大顺诸臣罪,党崇雅列在六等之外,自绞以下,听赎俟定夺者中第五名。

清顺治元年(1644)六月

骆养性荐故明户部侍郎党崇雅等品望素著,乞赐征用。从之。

二十九日,锦衣卫百户危列宿启言:臣招抚至天津地方,咨访流寓及在京官员党崇雅等四十三员。王谕:此天津等处流寓及在籍各官,著吏部详察履历,确覈才品,堪用者作速催来。(清《顺治实录》)

七月

以故明户部侍郎党崇雅、通政使司通政使王公弼俱为原官,户部侍郎党崇雅以老病请罢,不允,九月调户部侍郎党崇雅为刑部左侍郎。

顺治元年十月

清世祖福临入京即皇帝位

    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在外官吏,趁兹新制未定,不无凭臆舞文之弊,并乞暂用明律,俟国制划一,永垂令甲。得旨: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十一月又奏言:旧制凡刑狱重犯,自大逆,大盗决不待时外,余俱监候处决,在京有热审,朝审之例,每于霜降后方请旨处决。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审之例,未尝一罹死刑,辄弃于市,望照例区别,以昭钦恤。此有清言秋、朝审之始。

顺治五年(1648年),六十三岁

七月十四日,始设汉尚书,,党崇雅任刑部尚书。

顺治六年(1649年),六十四岁

十日十一丙申

以恩诏加大学士洪承畴、冯铨为少傅太子太傅,大学士宋权、尚书陈名夏、谢启光、李若琳、王铎、刘余祐、党崇雅、金之俊,都察院左都御史徐起元俱为太子太保。

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六十六岁

闰二月初七日甲寅(327

调刑部尚书党崇雅为户部尚书。

儿子宝鸡县学生党恂如这年秋天以《尚书》经中举,名列雁塔题名碑。同县李时灿同榜中举,为党崇雅女儿之婿,后经大挑为江都县知县。

辛卯科乡试陕西考官吏部主事范光文字潞公,浙江鄞县人,己丑进士;工部员外郎梁知先字朗公,山东邹平人,丙辰进士。题:何器也曰二句,所求乎臣二句,继之以不一句。解元萧恒字月安,三原人,壬辰进士。(据[]法式善等撰《清秘述闻三种》)

宝鸡知县张六部因久雨坏城,倡议修筑。党崇雅撰写《修城碑》。

四月十九日乙丑(66

顺治帝以大学士品级与尚书同。

顺治九年(1652年),六十七岁

十月十四日1114

党崇雅罢户部尚书,致仕回宝鸡原籍养老。

顺治十年(1653年)六十八岁

四月二十四日乙未(520

皇帝谕吏部:

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服官洁操,臣工罕觏,告老回籍,尤系朕怀,兹特加优礼,特准岁支原官薪俸,以资颐养,命本处督抚按官时加慰问,示朕眷顾清介大臣之意。

十月仲秋,

千阳知县王国玮编《石门遗事》,党崇雅撰写《汘阳志序》

顺治十年十一月

又谕吏部:

朕图治方殷,用贤为急。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清勤素著,前虽告老归里,才品实堪委任,兹特起用,著谕到之日,即速赴京朝见,不得引年托辞,尔部即行传谕。

十二月癸未,

致仕少师户部尚书党崇雅疏言:

臣蒙圣谕,召臣赴京特恩起用,谊不敢辞。但臣母八旬,奄奄卧病;臣年七十,老态备见。倘复任臣以官。必至溺职,乞收回成命,臣母与臣共戴皇恩矣!

得旨:卿回籍逾岁,清操懿行,实企朕怀,今览所奏,以亲病不忍远离,且言衰老,步履艰难,情辞恳切。但朕求贤图治,惓念老成,年虽七十,犹堪任事,宜勉遵前谕,速著来京,君亲兼顾,忠孝两全,卿心可安,朕怀亦慰。

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年),六十九岁

四月丙午

以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清端老练,素所眷倚,召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

五月十七日壬辰(71

党崇雅就任视事

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七十岁

正月,福临编撰《资政要览》,党崇雅等大臣作序。

二月二十五日庚辰(41

少保大学士党崇雅引年乞休,得旨:卿清勤练达,佐理著劳,览奏情辞真切,特允所请,著加太保兼太子太傅,驰驿回籍,休息颐养,以副朕优眷至意。

以户部尚书陈之遴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户部仓场侍郎王永吉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补吕宫、党崇雅病老告退之缺。

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七十一岁

皇帝遣官齑敕存问。

宋琬在甘肃秦州(今天水市)集魏晋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字帖刻杜甫秦州诗60首,党崇雅为之作后跋。

此时起始居佛岩崖意先居

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七十五岁

     党崇雅撰《重修文庙碑》,此年三月立石。碑原立于汉中府文庙,今存陕西省汉中市古汉台博物馆中院碑廊。该碑记述汉中知府冯达道与同僚刘泽霖,郭永祚,张启元及南郑教谕王讳,张弘德等捐资修葺文庙大成殿之事。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七十六岁

正月初七,顺治皇帝福临崩逝。玄烨即位。次年改元康熙。

党恂如约死于此年前后。

康熙二年癸卯(1663),七十八岁

春月,党崇雅为致仕后十年间所写诗集《鹃失啼》作序。

僧淡虚重修佛岩寺,大学士党崇雅作记,今寺不存,石佛多毁。

康熙三年甲辰(1664),七十九岁

仲秋,贾汉复任陕西巡抚,修筑鸡头关至煎茶坪栈道,十二月,党崇雅撰《贾大司马修栈记》碑文。

康熙五年丙午(1666),八十一岁

党崇雅病逝,享年81岁。葬在宝鸡县蟠龙乡白石沟村。卫周祚撰墓志铭。

康熙六年丁未(1667

六月十八日

   皇帝遣陕西布政司,分守关西道参政赵进美,谕祭故原任太保兼太子太傅,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因年老原官致仕党崇雅之灵。并筑墓立碑。乾隆时奉旨筑园保护。

党崇雅墓

在宝鸡县蟠龙乡白石沟村东,北依原坡,南面秦岭渭水,现存墓冢为圜丘状,高约3,底径15。墓旁白石沟村有移自墓地的石碑一通,为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陕西布政司分守关西道赵进美奉旨致祭时所立。


 

212党崇雅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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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崇雅诗集《鹃失啼》(上)

《鹃失啼》

于姜党崇雅手著

李均宏(据宝鸡市地方志办公室藏咸丰五年李棻抄本整理)

李棻序言

诗以言志。凡身所履之地,与所处之时,艰难险阻,抑郁无聊,口所不能宣者,而诗皆足以达之。是诗为发抒性情之具,抑即为觇验人品之券也。于姜先生,我邑名人,大明臣子,其委身以事怀宗也,累官至户部尚书[侍郎],人臣之荣。不可谓不极矣,而际遇亦不可谓不艰。比年以来,群贼蜂起,进思退补,交瘁心力,惟以恢复社稷为任,孰意天心不佑,未几年而河山一改。人臣履极尊之地,当鼎革之时,满腔愁惨,实有难为俗人道者,悉寓于诗中以发之,亦固其宜。余曾闻故老相传,先生于闯焚神器之日,隐居待时,日与僚友数人,联床赋诗,谈心适虑,窃臆《鹃失啼》疑即此时所作也。今读其诗,音节苍古,可歌可泣,虽未与先生同时,戴共主,而忧国思君之忱,如见先生之忠魂宛在。何乡评多非之,以不死为先生憾,讵知曲直是非,后世自有定论,末学小儒胆敢妄议前辈。余生也晚,去先生二百年有奇矣。悠悠之口,未置一喙,而总不敢以随声附和者贻先生戚也,顾余有论焉:人之在世,其生也寄也;其死也归也。生何足幸,死何足悲。以先生读书明理,岂不知忠臣不事二君,古人垂训,昭如日星,而顾偷生忍辱,与忘君事仇,趋炎希荣者等乎,其心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恐庸流耳目,未能窥其微也。况志有借清复仇之纪,即后之篡史,本此意以断焉,料亦不得太贬乎先生。先生纵不能冤白於生前,亦可见谅于生后。舆论之评,而于先生乎何损。此余之深信为必然者,非以与先生同邑,而窃论以惑人,讳短以文过也。兹因避事家居,杜门谢客,感先生所处之时,与余今有同揆者,遂不揣固陋,用记数言,弁诸简端,后之观者亦将有感于其诗。

咸丰三年岁次癸丑秋九月望前三日同邑后学云谷李棻香积氏叙于养性草堂。

 

党崇雅自序

曾闻鸟之鹃者,愧德之灵,若遂自亡,化而为鸟,血鸣达旦。余曷鸣乎?惟德不朽,生其具耳,是以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卫武公行年七十,而兴淇澳绿竹之感。原所存出,岂无谓哉?余也按步循墙,讵敢自外于古。不了之生,逼八十矣。视彼五十七十,课行若何?昼为夜息,旦气若何?追昔泣今,此心之悔,翻天覆地,犹然我也。秦人不自哀,谁其哀之。亦曰: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且得一寸心,容此万斛愁。芦灰可止滔水耶?二子能指东南翔雍耶?凿井窥天,倾肝沥胆,卒至竭思。血枯归化,不得结舌无声。人乎鸟乎?向谁鸣乎?故曰:《鹃失啼》。

康熙癸卯春月有[]先山人于姜党崇雅题于混沌穴


    
怀旧[1]
    
纵览天外,纷愁取匡。移形落影,矗草回光。石鼓跷望,潘溪沸狂。嗟兰有室,忆味含香。拂柳清岸,飞花折肠。金断说利,卯起追商。云也南返,龙其北翔。鞭秋熟黍,续命餍稂。寄兴之戴,返舟者王。倾山着雾,裂雨垂堂。披开尺素,颠倒玄黄。炎威日永,胞短思长。淡却如水,醇仍醉觞。抟沙膄腹,乱耳鸣铛。榆景伊近,鸟哀莫将。我深眷念,谁忍遗忘。忽见风转,两鬓挥霜。归心失所,剜肉医疮。
    
宏按:匡通眶,即眼眶。这首《怀旧》诗是《鹃失啼》第一篇。总述其晚年归隐生活和苦闷心情。

梦仁宇高窗弟来诗示余得阳字[2]
    
初孩儿汝,扶杖循墙。洗耳莺语,照颜月梁。高来结想,我岂非张。途不迷步,气先促装。雀罗集止,翼奋翱翔,才扫悬榻,已倾锦囊。埙篪伯仲,舞蹈宫商。问兴何自,有怀莫将。千岩拱袖,万壑称觞。盘乏兼味,醅搜旧藏。入庖煮茶,望榖悲臧。风雨交感,主宾与忘。闻花色笑,错竹笙簧。车唤投辖,曙回载阳。形开者旦,背负乎芒。再咀余韵,且疎项缰。曾能疗疟,奈病膏肓。血涌层涨,丸愁转蜣。
    
宏按:仁宇疑即高翔汉,天启甲子科举人,官兵部给事中,曾投降李自成。

检古诗[3]
    
戢我心兮野罗鹰,闲古逸兮凿窍灯。游神旷兮天马腾,寄兴渊兮杖月澄。世代遥兮文献征,宫商迭兮雨云[]。意逆志兮乐有朋,谡谡松风覆案兮翩翩花气千层。

苦略[4](以无所归一句领起全篇)
    
归舟迷口渡,浪逆打漂萍。积想深残夜,待酬畏及晨。追亡遗乃影,忘返失其真。四壁垂天盖,荒田暂幕宾。层岩盘曲辙,跋马驾方轮。困极居奇货,情深说故人。灭明心割痛,胡广杖行迍。抚弱看磨砚,娱甘茹味辛。呼炊曾得伴,抱枕自长呻。造命非无意,劳生亦有因。颜窥今异旧,眼入昔惊新。纵洒歧途泪,何辞跃冶嗔。饥寒难作主,喜怒敢撄鳞。为妒流清鬼,偏留遗戮民。游魂沉月旦,挺骨试荆棒。步到周千变,声狂患一身。分愁谁识取,息气怎凝神。点雨无宁耳,波风乱鼓唇。休哉朝者菌,倦矣古之椿。遍地翻江海,吞来当玉津。
    
宏按:灭明用孔子弟子澹台灭明儿子溺死于江典故,指代爱子党恂如夭亡;流清鬼指自称清流的东林党后裔如庄宪祖等屡次弹劾攻击党崇雅,然灭明”“清鬼易为兴文字狱者籍口为灭亡明朝而心痛,辱骂清朝为死鬼。幸亏《鹃失啼》诗集未公开流传,仅传抄存世,1985年才于陕西宝鸡民间发现,免于罹难。

袁年兄访记[5]
    
金兰何用簿,两向榜来题。翼振山头凤,声呼夜半鸡。形忘当日约,雨满此时迷。寒岁知松柏,洽情坦径蹊。才淘新脱粟,急索旧黄齑。历历家常话,沉沉月影低。淡中滋味别,白首少年齐。肠折回离合,骊驹且罢啼。
    
宏按:袁年兄即袁楷(1594-1662?),凤翔人,与党崇雅同年中举,同年中进士。明辽东经略袁应泰子。应泰殉难辽城,楷时年(二)十八,痛父冤,徒跣赴京师,上遗疏求直白,因得赐祭葬荫谥。天启乙丑科二甲第四十四名进士,初任礼部主事,转开封知府,廉毅有大略,郡号繁剧,案苦沉积,楷一时并听,剖决无枉。人称照天烛。升河南参政,调四川川东道,不赴。明亡后,隐居不仕。1653年,清陕西巡抚孟乔芳招致之,具书辞谢。

哭茂林袁年兄[6]
    
迫极追亡去,如何不返轮。游魂无所主,故步与之亲。朝野垂名旧,行藏作法新。山中争仰景,太史奏占陈。阅岁成今昔,乘时自屈伸。千秋清月旦,一日息天钧。邺架书啼蠹,平泉草寄频。风来窥我户,榻悯下谁宾。渭水声号断,鸡峰气厄屯。依依云树外,满眼载荆棒。

苦哭茂林袁年兄[7]
    
人己忘归者,犹然怛化人。嘘风颓泰岳,注雨决天垠。就去追来问,辞劳果息神。时穷思菌蟪,放胆指聃秦。一气贞难守,两仪错出尘。肬悬膏自火,弢解沸抽薪。大梦谁为觉,浮生认又真。无其原所始,夜旦我迷津。

述怀[8]
    
夫岂耽余岁,始知脱网难。身心多自负,天地肯为宽。积恨形敲影,抽思胆裂肝。朝迎风雨侮,慕卧杖针端。待唤皮毛问,争啼骨髓干。我途悲阮籍,谁雪卧袁安。书起忙留画,袍先教典冠。旋巢回顾卵,夺气刷飞翰。枻鼓孤舟渡,津迷万里滩。冥冥游不到,日日抱冰丸。
    
宏按:此诗抒发作者晚年亡国之恨,失节之悔。

道轩来访即事[9]
    
望树云深影照移,魂销见矣复何为。联床待结三秋意,返驾还多一日离。吃吃声柔招气息,摇摇骨竦奈神疲。沉疴对语浑无主,涕泣开分付与谁。看我留生难尽岁,怀君策杖自求医。投来不数红绫饼,且忆呼庖著想时。
    
宏按:道轩即杨起凤,万历己酉科举人,官莱州府知府。

茂林寿不及祝,来惠酒[10]
    
江淹谁是者,臭味在云阿。不厌投醪意,偏来涤渴多。胞翻天地色,醉战古今魔。远望南飞鹤,情将奈若何。

图虎[11]
    
谷啸风归去,横隅负一蹲。皮毛雄鼓掌,胆气暗包身。怕吼天惊地,追魂鬼泣神。眈眈何未已,不此便非真。

道轩来顾[12]
    
曾闻新白首,久岂尽盟寒。望眼分南北,倾心酌苦酸。山河驴不度,杖履路非难。八十年先后,衔杯顾影团。

圆洞[13]
    
卧入东山下,筑居安乐窝。襟披吴拱岫,酒把渭扬波。闭户风尘少,鸣哇鼓吹多。游深迷去径,云黑雨来何。

哭儿[14]
    
想我曾餔尔,仍然说少瘳。从容来入咽,隐忍怕生愁。转盼言无次,吞声挽莫留。瞻依知在念,别苦复怜不?
    
其二[15]
    
涕泣旁无语,连呼我数声。从中难尽意,只此不胜情。欲起追长夜,来谁可绝缨。心涛千丈血,点点向谁倾。
    
宏按:晚年丧子是人生三不幸事情之一,党崇雅爱子党恂如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人感受到人生的残酷和无情。

阳月寿樵人黄父母[16]
    
琴鸣开化远,不数古之椿。载米餐茎露,鞭蒲养谷神。襦狂来咏暮,华祝致声频。父老披图献,方升日度晨。
    
宏按:据吴正茂考证,黄父母指黄士冕,父母是父母官的简称,也是对县令的尊称。黄士冕字樵人,福建人,顺治十八年(1661)以贡生任宝鸡知县,任内重修城池,党崇雅曾参与此事,与党崇雅交往过密。

胡葵衷来访[17]
    
穷途偏忆旧,此日更难忘。望入云迷树,前驱雪束装。风抟千里色,气合百年香。欲语从何起,执祛付泪行。

有是无[18]
    
也欲官天地,周游亦众狙。生生分铸象,物物借侨居。气迫劳形尽,数穷说返初。悬肬先覆载,莫识几乘除。

无是有[19]
    
世外游虚子,我来证指南。披身桑上叶,历岁室中蚕。不着功名想,胡高性命谈。五千言在耳,又教费心参。

赵代兴来食我[20]
    
依依函丈地,曲径可谁开。病惯欺人老,行偏缩步回。如期元伯望,裹饭子舆来。合又深离恨,无端雪妒催。

坦石婿,余子同年也,北上来别[21]
    
朱陈年序谱,此日说孤征。眼凿千云岫,肠回五夜声。传经空独立,(悲子亡)种玉重连城。(愉婿来)造化难齐运,悲愉不自撑。
    
宏按:坦石婿,指李时灿,据《雁塔题名碑》: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凤翔府共有五名,分别是麟游人刘岐;岐山人徐仲英;宝鸡人党恂如、李时灿;扶风人李英。党恂如以《尚书》经中举,未仕,后因子党居易贵,赠按察使。李时灿亦以《尚书》经中举,后以举人资格官江南江都县知县。

辨惑[22]
    
呼天来入座,为我指穷征。栎不材长世,蝣偏暮了生。莫识从违态,殊深宠辱惊。食母今何是,无从问化城。
    
其二[23]
    
成亏昭氏者,作息据梧音。隐几虚共隅,游商庇所荫。撄宁忻厌界,现在去来心。狸自身先伏,敖机抱苦吟。(深识南华之旨)

郊望[24]
    
雪捲长空浪,披襟野战寒。林投苍素色,眼向有无看。猎马追踪远,归鸦吊影单。游深天地外,为我借风抟。

谒三清[25]
    
一自来龙马,鸿濛已矣夫。守中归橐籥,望见点洪炉。不识何生有,而今又说无。谁游先象帝,问我杏坛乎。

梦儿来书[26]
    
每向梦中寻,今何难再睹。公车去路遥,独立归期数。信寄已心倾,开函仍血吐。呼天地两分,教我魂游釜。

人日饮[27]
    
几个门前客,今朝马送人。寒梅呼素友,暖酒载阳春。倾盖情如故,白头气更亲。天翻云雨色,肯教赋交贫。

元夜饮[28]
    
皓月当三五,清光却较偏。狂歌何士女,素影我云天。不广陵之寺,惟虹架者仙。鳌山千万里,挽照陟其巅。

张熙如孝友著闻为吊识之[29]
    
皓首穷经者,于今政有施。昊天云焕彩,棠棣萼含滋。不必嗟人去,犹然说室宜。风期何所寄,望远发兰芝。
    
其二[30]
    
不是悬之解,倦游乃返真。声容今已古,律度久弥新。见德星题里,招归气合神。千秋高月旦,岂问一时身。
    
宏按:张继昌,字熙如,邑庠生,事亲侍疾,汤药亲尝,丧祭尽礼,丰奁归妹,腴产让弟。邑人为作《孝友传》,眉县人李柏为之序而寄以诗。

怀生[31]
    
古又稀之九,澜狂芥问津。无期何岁月,入度此风尘。见我车前坠,全谁醉后神。长年潜也兴,可奈倦游人。
    
其二[32]
    
射目穿天外,嗷嗷日茹荼。委形穷所有,道纪御其无。气到号风窍,精摇撼斗枢。归休迷去处,不趣杞人乎。
    
宏按:此诗作于作者79岁时,即1664年前后。还是抒发晚年苦闷心情。

梦访茂林袁年兄[33]
    
此夜山荫道,偏无尽兴时。巨卿怀命驾,元伯促神驰。握手吞声意,醺心不酒卮。形开何太早,又起许多思。

广文尚曦章荣迁别余[34]
    
下我今朝榻,其谁复与亲。披云怜斗极,望尘醉醪醇。欲振金声远,争迎绛帐新。汪洋开万顷,待渡不知津。

台竹[35]
    
挥愁开眼界,我自有蓬山。地涌巍峨势,天倾翡翠斑。批风清逸韵,滴露拂尘颜。挂影归何处,垂枝远度湾。

闻鸟[36]
    
飞高声在耳,想入旧时枋。不解号飞意,惟深绕树藏。分愁难共语,合苦敢撄芒。大地浑如许,偏来折我肠。

感燕[37]
    
栖屋飞来远,计归切旧投。低声传密语,点泪洒离愁。啼咽心倾倒,腹狂血出呕。迷深谁正路,浪迹纵穷游。

目遇[38]
    
冷冷风习习,细细水潺潺。肃肃融融座,行行止止山。看看云暧暧,忽忽意闲闲。色色凄凄草,生生化化间。
    
宏按:此诗16个重叠词联用,形式新颖,技巧娴熟,诗意盎然,情景交融,非常罕见。

仁宇挈瓶酒来访[39]
    
报我忘形友,杖头酒一壶。迎门忙倒屣,下榻自当垆。折煮穿台笋,餐加爨黍厨。其中真臭味,耐久腹偏腴。

七夕[40]
    
经年今夜会,费我许多思。不识成桥几,殊念转路歧。郎来先己驾,女去复何之,想是清虚上,机缘别有期。

咏怀[41]
    
何知深若岁,卧块木号风。结想无头绪,盟交付影中。孤孙怀泣砚,二竖早悲穷。待问贻经事,西山宿雾濛。

鹦鹉咏[42]
    
尔性谁云慧,烦生此寄焉。林深忘择木,网密敢悲天。莫灭侨居火,安知有梦鸇。声长来我解,栎也有余年。
    
其二[43]
    
且问愁何起,来聪又用明。张罗无复目,撄逐记空声。昔日云中意,今朝架上缨。多言终自误,彩色泣其生。

和鹦鹉咏[44]
    
冥冥西陆上,弋者肯相忘。起化生无意,撄宁物自戕。形声分出象,爱恶总为殃。不识游天外,偏来集筏翔。
    
其二[45]
    
亦识缨难绝,情深未许忘。益州迷所往,衡赋与之戕。兴到无留语,声高却树殃。决飞飞控地,犹自说回翔。
    
宏按:杜甫《鹦鹉》诗:鹦鹉含愁思,聪明忆别离。翠衿浑短尽,红嘴谩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宿旧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寄托怀才不遇之感。东汉末期名士弥衡《鹦鹉赋》假借鹦鹉抒发自己托身事人的遭遇和忧谗畏讥心理。唐末罗隐《鹦鹉》诗: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劝君不用分明语,语的分明出转难。命意与弥衡相似,陇西为鹦鹉产地,鹦鹉也称陇西客

雨不休[46]
    
风雨迷去径,涕泣诉谁愁。气化无能守,阴阳不自由。离离禾黍地,渺渺尾闾沤。捧日天垂远,穷途问我谋。

留宿袁年兄得雨[47]
    
风清来送雨,引气见天心。冉冉游云度,垂垂破夜深。声回扶弱草,点入洗寒林。莫教鸡啼晓,抛愁覆被吟。

仰对[48]
    
追游天已矣,气又转相摩。待正苍苍色,难穷浩浩波。披风今若此,倚杵竟如何。闻得清之一,风号怒雨过。

哀雁[49]
    
天边垂老雁,落地更啼孤。气短追髇泣,声长避缴愚。空蒿摇目乱,望断逐云逋。警察怀今昔,知谁息我无。

冬初寿樵人黄父母[50]
    
天游西极北,司令问如何。欲转三进运,深融万物和。风来披草劲,气到饮冰多。仰止冈陵下,当前爱日歌。(通篇写初冬,只末二句结到寿)

川上[51]
    
记得天开始,鸿濛便沸波。行参盈进数,静理浊清歌。善下斯其大,藏虚故乃多。源头归不去,逝者竟如何。

初春同坐寺中吟[52]
    
群分花窟座,御冻解之风。合气无新故,含情酌异同。非来何以往,必变是其通。进返翻天地,长吟此老翁。

客宿[53]
    
气到天随改,高悬不可砭。刁刁风入卧,滴滴雨窥帘。步叩关山度,云封锁钥严。先声寒胆落,战久失韬矜。

奠景璧韩兄墓[54]
    
归休三阅岁,倦我不知还。听听风悲耳,声声地掘泉。松楸如欲语,鹤兔却争怜。絮酒鸡之炙,魂招共一天。

野意[55]
    
谁驰烟景召,信步已登台。可得风清胃,无庸梦入槐。东西迷草径,起伏险山隈。问我于何有,依然去是来。

老病来[56]
    
到此回头望,风呼夜雨屯。身名转是掷,辱贱向谁论。曾问千秋义,肯宽一日存。天其疏不漏,触尽始开藩。

可知了[57]
    
有我天悬倒,来谁又发机。分身周物态,合应叩心违。纵结千年悔,难回一念非。行穷川谷乳,气载与之归。

[58]
    
冲天云外鹤,一派火金光。翮健飞腾远,声高逸韵长。完身追吐纳,养气厌青黄。不是周多变,何之好转阳。

张法文来访[59]
    
声高惊雀叫,有黍尽山珍。引味怀含哺,横经醉饮醇。风迎江破浪,雨洒渭飞尘。挺出回天力,先清四座茵。
    
宏按:据吴正茂考证,张法文疑即张允昌,系崇祯六年(1633)癸酉科举人,官至知县。

樵人黄父母来[60]
    
不尽褰帷兴,风清独醉庭。披开三径草,景仰一天星。茹苦肠回檗,盘根刃发硎。山高何所见,壁立霭云屏。

樵人黄父母惠茶[61]
    
流膏发瑞草,乳窟得新枝。莫尽通灵味,殊深换骨思。清清人厌沃,苦苦自含滋。问我今朝腋,风生可此时。

中秋寿道轩杨窗兄[62]
    
逃名力眼老,跨鹤仰摩空。药杆金虾照,蓬壶鹫岭通。朝来餐石髓,暮去御松风。极望云深处,山南紫气东。

苦我知[63]
    
四壁狂风侮,心悬野火焚。偏歧杨子路,莫解仲连纷。望见山中岫,高飞槛外云。秋声鸣夜雨,且附耳来闻。

乔翰明饮我[64]
    
我有忘年友,分愁教解绦。盘餐谁侑味,村贳足醇醪。沥胆盟心旧,惊筵吐气豪。乔松垂荫处,就此罢风涛。

哀鸟[65]
    
刷羽投林鸟,枝垂抱叶呼。栖飞深步棘,吐纳满肠荼。户缪阴天雨,机张省括虞。藏身何处去,莫识市之壶。
    
其二[66]
    
为此霜林色,惯来御朔风。呼秋迷去就,抱叶乱西东。影曳形相应,阴垂力已穷。天翻青白眼,出雪满长空。

且自解[67]
    
万物分开象,谁非我者奴。玉萧铿凤韵,云栈控天桴。踵息鸡山枕,胸浇渭水盂。红尘飞不到,化入与之俱。

我之吟[68]
    
日暮忘归鸟,何其不择音。分开千古意,暂息一时心。何奈迷丛棘,无之访故林。身藏天地小,有我便成人。

送周效峰云南行[69]
    
大将今谁是,当年按辔营。筹深千里外,敌学万人惊。莫解投醪意,惟闻挟纩声。如何分虎符,记得说佳兵。
    
其二[70]
    
磻溪今尚父,且勿问阴符。下榻云高座,擎天斗转枢。西南迎剑气,东北画麟图。白首交情重,谁歌杜宇乎。
    
其三[71]
    
河山开匣剑,吐气壮维藩。树帜锋偏锐,请缨志独存。生平怀忌侠,解逅重嬴言。可道千秋义,骊驹酒一罇。(用魏无忌、侯赢典故)
    
其四[72]
    
石鼓招云卧,如何枕得安。威灵宣玉帐,意气会鸡坛。北斗回光照,西山落影单。名高铜柱上,只此别离难。

道轩兄去我半载余矣,偶挟鸡酒来访,不别而归[73]
    
六月深深息,南溟转光流。鹏垂腾远翼,海运润枯喉。茹雪餐风味,空林伴鹿游。虚中观万物,却自有沉浮。

怀高仁宇[74]
    
惊闻门外雀,仰止望南山。陌柳风飞侮,溪云石卧闲。盈盈分一带,密密锁千关。昨夜生春草,曾开几许顽。

道轩仁宇来访[75]
    
如何闻命驾,倒屣过层峰。别去成三岁,来游总一龙。依光连璧远,托荫说葭浓。抵掌风号雪,涤尘第几重。

梦磻溪[76]
    
不识何时醒,依稀尚父台。商周成往事,出处到今来。见草先迷径,谁心可使灰。无能酬白日,且自夜行哉。

对鼎彝[77]
    
君游何自始,过我意迟迟。气引风云变,光回海岳移。升沉经几度,得失可呼谁?报道天承运,流行不语时。

七夕[78]
    
每到愁来早掩扉,如何此夕竟忘归。华灯借照难为影,丽日当身自有衣。欲散阴沦羁彩缕,先呼拱背识鞭威。缑山说道今犹古,那是王乔驾鹤飞。

步韵报李五絃[79]
    
惟兰有味批风驯,望断云龙此日身。炊影衔杯谁得月,煎膏自火我惊人。心翻泰岳三峰小,胆沥河流九折堙。若问来其何所去,孤篷浩渺不知津。

潜起高父母以逋赋改归[80]
   
 如何听得赋归辞,渭水潆洄度转迟。一日行藏堪信我,千秋事业可凭谁?纵来尹铎分封守,曾肯晋阳请茧丝。拥鹊栖栖留不住,抟风自此步天池。
   
 宏按:据吴正茂考证,高父母指高曦,字潜起,山西襄陵人,顺治十五年(1658)以进士任宝鸡知县,共三年。

党崇雅手迹

 

                   党崇雅诗集(下)

《鹃失啼》

于姜党崇雅手著

 

阳月寿樵人黄父母[81]
    
霜清玉树入云中,莫道黄眉乃识翁。渭岸何人乘白鹿,巾山有梦应飞熊。披裘此日巡寒令,遍野当年土火烘。且看天行深物化,阳回不散足玄工。

怀督学遹闻马公祖[82]
    
泛我归舟莫识津,风清绛帐捲游尘。斯文有主千秋鑑,大造无私万物春。剪韭披襟联臭味,横经奋臂开荆蓁。思长系定梁前月,夜夜投醪醉饮醇。

对雪[83]
    
凝阴错出战长空,半点游云半舞风。蔓草含愁先易面,苍山暗度想包蒙。孤鸣但见衔芦雁,吊影谁怜闭户虫。拍去茫茫花落照,飞寒我自泣途穷。
    
其二[84]
    
阳春不是纵阴蒙,此日偏来鼓郢中。片落无声调律吕,纷披有影绕西东。呼天浩浩难题月,拂座刁刁只御风。草白千山迷犊返,投林鸟自泣樊笼。
    
其三[85]
    
烟偏向我久生寒,又见天飞玉碎丸。扑面浮沉无与解,随风聚散自持难。肠枯欲润茶怀榖,梦杂谁清卧闻安。纵使山南开霁色,愁深万壑涌冰盘。
    
其四[86]
    
何之步到尽天涯,见素呼苍不自家。错认回翔狂粉蝶,惊归拂翼乱鸟鸦。乘除役役荣枯数,剥复凄凄草木芽。谩道无心成造化,横空却泛失津槎。

韩坦心来慰[87](慰丧子也)
    
云连膝下锁山眉,落影寒林触草萎。东野挥来无岸泪。文公待解几行诗。(孟郊一日丧二子,韩退之作诗慰之)情深物外言难尽,叙入愁边意似痴。云拥风摧巢鸟树,哀鸣向我问何之。
    
宏按:韩煋,字坦心(?),由拔贡知顺义县,以治行擢汝宁府丞,署篆信阳。俄而汝宁陷,督师杨文岳,签事王世琮死之。煋闻变,急还收二人尸于乱军中,取其印交部,即以煋知府事。寻升汝南兵备道,简练营兵,恢复州县十余处,枕戈握甲,境内粗安。甲申变后,知事不可为,恸哭西归,杜门教子孙。寿九十一卒。

孤雁[88]
    
哀鸣不已望穿云,想是多愁又念群。紫塞栖飞千里合,平沙饮啄一天分。东西影乱无容处,怨诉声长岂忍闻。见雪霏霏今若许,披心莫解为谁焚。

饭国高际霄来顾[89]
    
手抚孤松那是家,谁留晚照住西斜。倾囊市易岐之饼,落木炉烹羽也荼。雪自无情迷鸟道,风偏有意送蒹葭。分餐未及先分痛,只此肠回水一涯。
    
宏按:饭国高际霄疑即高位,崇祯戊寅科选贡,官武功县教谕。

患身解步脱习韵[90]
    
块质如何患与期,心先凿窍暗投之。勋名血洒千秋想,意气生酬一日知。入主天灵才失守,(言心也)乘疏物刃尽分肢。(言形也)曾呼道纪来前席,自破鸿蒙逐步危。
    
宏按:党崇雅晚年自明朝灭亡后,身心交瘁,健康恶化,形骸虽具,神理已离。

道轩招饮车上吟[91]
    
声先过处朔风狂,检起愁来草负芒。想到山南悬榻望,思回渭北泣途长。乘桥莫载心头苦,信我如期黍味香。纵使醪投千日醉,悲行却曲忆迷阳。

同杨道轩、高仁宇、李华宇步老君庵[92]
    
不记偕年望八旬,强其骨间外其身。机沉对照天浑地,气竭徐清草结茵。态色无从追造化,行藏且自纳风尘。乘云那是犹龙者,首白垂髫淡更亲。

望儿[93]
    
子去严寒五夜霜,无情草木也飞黄。啼鸡不视安危寝,爱刃何来骨肉伤。禹锡难收千顷泪,乐天转断九回肠。于今几向延陵望,苦我留生釜沸汤。

年尽[94]
    
大造高呼不尽情,穷游敢复与之争。登先莫识回头望,转步方从末路清。草逐风前偏去早,松雕岁后教孤征。来朝又报今朝是,问到何时化有成。

元日[95]
    
尚见云龙抱窟团,东风不解冻回澜。无心已唤天光起,有我仍留草色寒。彩剪纷披新苦胆,椒觞引出旧辛盘。传生问度余生日,又激轻鸥下急滩。

人日[96]
    
沦阴不散与阳争,此日来人欲较晴。造命乎天天返照,归根者我我劳生。无遑问俗遗金缕,岂复投园味菜羹。气到而今难自主,如何了得一身轻。

山中吊古[97]
    
噫兮凤去岭垂枯,望见云连栈负隅,猎出飞雄追地远,鸡来永夜逐台呼。文章石鼓今安在,事业磻溪古已无。抱膝低徊姜渭水,波腾万丈泛汀蒲。

元夜吟[98]
    
又见东风拂上元,如何捲起尽烟昏。无情欲挽西山照,有影偏回覆月盆。纵使悬灯高九野,犹然积雪拥千门。年年此夜开金锁,叩我云天竟不言。

苦生[99]
    
无端暮气悬丝缒,不是劳生生作祟。莫乞谁怜蓼底虫,仍来日战山中魅。愁翻五夜乱更筹,想撞千关迷舍次。后迫呼前血已倾,穷追只有枯鱼肆。

闻鸡[100]
    
尔复如何度夜长,无枝可倚且循墙。谈玄晤对谁知解,似木参前我坐忘。记昔翰音曾直上,来今介羽敢争强。更筹不到山林下,寝听窗前百折肠。

燕来[101]
    
登山四望暮烟微,忽听声传尔扣扉。向我回翔追旧面,思谁解语挂西晖。耽游泛驾迷行径,卧枕垂堂捍火威。纵可舟虚天地外,如何拂得此时衣。
    
其二[102]
    
犹然向主故依依,一片愁云失所归。屋上悲啼难尽语,风前倒影敢忘机。投怀梦问曾何意,看缕情牵苦久违。不识今朝离别恨,空中洒雨石先飞。

恋有身[103]
    
空庭曳影不胜悲,遍问当身可语谁。耳目聪明难贷也,肝肠痛痒肯分之。非心那处撄多想,有腹方来泣阻饥。几见元黄开色相,于今覆载两相持。

兰咏[104]
    
偏宜泽畔度幽深,向我分开若许心。偶应风前香冉冉,归休叶底气沉沉。芳其可得无人在,味乃而今只自寻。且待招来联夜话,游穷不必问山林。

闻雨[105]
    
悲声送雨说泥蟠,气暗飞远透骨寒。移去谁愁惊破梦,落来又啼望狂澜。窥窗待报鸡啼晓,打点倾巢鹊振翰。垂入天前风失劲,痴云密结夜漫漫。

怀华宇弟[106]
    
调叶埙篪自发扬,来今雨地乱宫商。披云影落谁迷岫,看草春生梦绕塘。北卧残躯思延喘,南扶弱步想周行。思深极望天涯近,渭水盈盈一带长。

秋日鸡峰[107]
    
山回古木度萧森,野鸟栖飞喜有林。一触秋声非复昔,群分物态却成今。松垂老矣披风远,雨点枝兮抱叶吟。不见来青青眼界,招游那是旧时阴。

怀秋[108]
    
落自无心一叶轻,据梧我且与之盟。追流火向云飞度,触劲金来沸雨声,莫道沦阴能夺气,曾知守素可争衡。西风昨夜薰风是,物极天心亦毁成。

秋雨[109]
    
挥愁万里却无边,矗气成云远步天。策杖何之追石燕,吞声暗自泣寒蝉。珠衔待落深山木,幕捲纷飞极夜烟。失径阴阳归造化,劳劳补漏乞谁怜。

袁年兄枉顾[110]
    
日卧沦阴去路迷,愁高万丈锁天低。青云会上空盘味,罗雀门前听马嘶。有座惟凭风自扫,无言已付泪先齑。运斤纵可开生面,雾满山头雨满溪。

袁年兄往褰梦[111]
    
飞声下榻意先山,一枕前驱过碧湾。鸟韵铿铿题得御,风号窍窍起青颜。穷途阮籍千行泪,跨鹤王乔万仞斑。望见云泥深锁钥,觉来犹叫破天悭。

和鹦鹉韵[112]
    
只说秋深夜雨号,却来尔欲解其绦。且吞且吐言难尽,如诉如悲气正豪。赤喙弯弓倾血染,金睛直射向谁曹。风抟万里天开界,刷羽堪怜去不高。
    
宏按:宋琬因其同宗族之人诬告在吏部郎中任上被捕入狱,贬官甘肃天水,作《鹦鹉》诗:雕笼万里托征鞍,辛苦何辞行路难!幽阁恰添娇女伴,方音犹作部民看。且分薄俸供秔稻,莫遣春风瘁羽翰。流水陇头相忆否?朔云边月不胜寒。遍征和诗,党崇雅此诗,盖作于此时。诗以鹦鹉口舌致祸,悔恨自己失节之事。

九日[113]
    
可奈其金令已传,阳交会处物争怜。萧萧落叶霜飞瘦,历历闲云壑纳煎。但见台前呼马戏,何皇臂上取囊悬。凄凄起捕和风影,四望山头不识天。

秋日雪[114]
    
一叶飘蓬万里赊,篱旁结露绽琼葩。威寒陋室来风捲,照返西山度日斜。待问荒荒迷草径,先啼吃吃绕枝鸦。游穷莫解天行数,气自茫茫我泛槎。

冬初寿樵人黄父母[115]
    
此日如何不识寒,鸟飞到处见天宽。慈云出岫阳阿转,皓月当空气肃圆。密宰元无敦所化,归根万物厝之安。来今问我藏身地,海岳高深八节滩。

吊方中项公祖[116]
    
严冬日日卧冰丸,望见凄风又过滩。云外玉楼新报竣,笔前华藻壮奇观。斯文有主传神远,泰岳其颓借柱难。莫解长挥千古泪,来今未许岘山乾。

旧知懋韩白公祖总督三秦吟[117]
    
为我穷年项结绦,涤肠不惜醉醇醪。从西枕石心相系,极北班荆目两蒿。梦入迷途沉永夜,风盘独影引绨袍。建牙阃外传声远,报到千秋气正豪。
    
其二[118]
    
景星争睹欲飞翰,转度山河百二滩。对影应知怜雪鬓,劳生岂是采薇餐。肠回折处翻天近,语致声时置喙难。试问多年勤苦想,而今面面作何看。
    
其三[119]
    
旌旗远映渭之磻,借箸昔来策治安。终日徒多终日计,一分望得一分宽。惟呼比屋回生气,便向潢池靖揭竿。万里长城谁是者,褰帷始识旧时韩。
    
其四[120]
    
弄色长堤柳转莺,栖飞不定合离情。知谁画阁来开土,有我投林莫解酲。玉帐高垂文武宪,盘餐待爨黍鸡迎。如何咫尺仍千里,挽住云山又勒盟。

雪下饮强脱诸友[121]
    
山阴驾访戴逵舟,与到谁其返子猷。气引空天行玉马,冰团大地卧沙鸥。移情合饮千朝醉,积素纷飞四皓头。坐看松摇墙外柳,穷征此日改柯不。

述怀[122]
    
无聊气转乱啼声,为我耽游与海争。接汉狂澜思砥柱,呼杯鼓枻待孤征。不知楚越俱肝胆,惟见梃戈是性情。想到沙来抟世界,踢翻万古沸天铛。

寺中同道轩、华宇邀仁宇不来[123]
    
慈云出岫驾溪桥,望见东西柏子朝。迸水高悬深病渴,石床冷落待醇浇。三龙有我难腾跃,四皓无君竟寂寥。见鸟衔花飞欲去,驰声座上说魂销。

答仁宇和韵[124]
    
望度汪洋不用桥,长驱百谷与之朝。尘翻地轴无人扫,吸倒天河向我浇。来古御今追道纪,入玄寻窍见参寥。忽闻流水鉴余韵,逆折风回逐浪销。

望雨[125]
    
卧枕山南欲扣门,潇潇夜雨又当轩。愁深掣电龙争变,气结号风谷转吞。无力可能开地面,有心何处控天根。于今且自浮槎者,只见流长不见源。

山下吟[126]
    
穷追岁月到山阿,不见其人发浩歌。牛背笛吹天地籁,石盘棋烂斧斤柯。横空叠起云扶日,极望忘归鼠饮河。绿树飞声高万丈,风行唤我钓烟波。

问有我[127]
    
既是委形付此身,如何失御不回轮。苍松挺骨常贞变,蔓草迎风气夺神。对照无从深豹面,依违那复畏犹邻。(犹,兽名。)生来有我穷天地,万里孤蓬几处征。

膠候贾公祖出镇三秦吟[128]
    
仰止如环转我思,云龙庆会耀星旗。图形阁上功宗记,照月梁前寤寐思。望望今朝新带砺,依依昔日旧相知。待扶杖问瞻天近,保障苍黔百二时。

得仁宇和韵[129]
    
栖借一枝不识林,醉醒投我杖端针。敲铿璞剖连城璧,却步声回跃冶金。发短西风无报使,梧驰落叶送知音。翻云上下天深地,难尽去来自在心。
    
其二[130]
    
渡渭之南却有林,烟霞入钓不钩针。无知下里曾鸣籁,会见同人可断金。宿雾披开天落照,高山唤起水流音。追璜欲问当年事,前席对倾此日心。
    
其三[131]
    
游思远驾结成林,那是源头好下针。望雨潇潇壶灌顶,来风谡谡树敲金。终身莫判千秋案,一日谁清万古音。海曙回光开旦气,还从起处叩初心。
    
其四[132]
    
杖鸠到处只山林,七里滩头旧日针。(严子陵钓处)兴极挥来无比竹,声调一掷说兼金。丁丁伐木难成韵,呖呖啼莺砌好音。纵得汪洋争入渡,飞灰可识我之心。

苦雨[133]
    
莫主云飞物象幽,长空入幕可难收。盘盘若蛎昏林色,跃跃其鱼出窦游。脱粟完皮难问臼,采薪半月复回头。(病也)天心我意浑无语,闷破重围触不周。

积雨[134]
    
驾我孤篷一叶舟,分开水陆再招游。堆山积气擎天柱,决汉扬波漾海沤。若载鸿荒来作息,先呼混沌较沉浮。沧茫万派津何处,造化而今亦沐猴。

对晴[135]
    
穷追曙色过林邱,两目空蒿失所投。气结旋轮迷去径,阳回转石为来谋。何人筑起天河岸,待我抛开杞国忧。运到无能深自守,劳劳落影便吞钩。

同霁霄、坦石对雨[136]
    
可奈天行积郁多,长空叠障挂银河。呼圭按步星迷斗,落木飞青气结萝。鸟雀啼门深敛翼,蒹葭教我且扬波。怀襄不辨鱼龙影,漫道尧夫自有窝。

九日[137]
    
高登偃卧旧时山,九九开天又转关。望入曲江排宴会,思深沙苑射禽还。逐风黄叶号飞舞,归岫白云静守闲。莫道阳来无择地,回光远自映清湾。

向天游[138]
    
挽住生余日触藩,决飞控地复何奔。盘心逆折千层岸,奋臂横开万里门。冉冉烟云谁覆被,潇潇夜雨我倾盆。洪荒报道思归去,误向长空补漏痕。

长至[139]
    
晷测茫茫莫与争,当前变现较亏盈。难堪暮岁深残夜,递见分司混有成。弱柳无知来复意,苍松对语后凋情。招游不定游人案,息我何归又是生。
    
其二[140]
    
消长错陈斗转文,八音惊散一天云。心悬日月思建壁,手挽阴阳待解纷。造命贞元无定主,委形庶物乱呼群。谷神谁是绵绵者,可得盘根用不勤。
    
其三[141]
    
天还纳我入其围,始信天行理数微。步步层冰无履献,沉沉宿雾引灰飞。融和既许新今令,凛烈仍严作旧威。直到而今穷则变,教人四顾不知归。
    
其四[142]
    
每到穷途苦有身,如何载气又生新。荣枯展转谁司运,去就周游总是宾。对茂偏来埋径草,忘机独自返天真。从终识得回头始,万物含愁问化醇。

同仁宇、华宇寿道轩款留吟[143]
    
杖策长林却有松,荫垂到处便留踪。招呼四皓难为我,聚结三人自是龙,远市偏来兼昧咀,当垆独馀宿醅浓。天空野鹤抟空舞,占得缑山第几峰。

为懋韩白公祖祝[144](祖者,祖道也。诗曰韩侯出祖,饯也。)
    
戴天地德曰生生,敢问谁为造化争。纲纪群僚参北极,规条九野巩长城。宣灵起壮山河势,引养欢腾草木声。识得浑元今有主,金茎捧出露飞清。

春来怀贾公膠侯祖[145](贾公名汉复,陕西巡抚)
    
如何为我度芳辰,望见天造雨露新。燮理阴阳扛九鼎,生成物化造三秦。当年记得瑜投饮,此日想忘普醉醇。欲献椒觞谁健步,东风到处起青萍。(周瑜,程普)

送吴所云南行[146]
    
胸开武库阵云深,望见风号万壑阴。投笔如超谁乃古,(班超)坐帷有奂得之今。(雷奂)诗书起应韬钤变,部伍欢腾诵读音。纵辔游来天地小,先声过我起蓬心。
    
其二[147]
    
斑马萧萧问所之,低回不定步迟迟。滇南已切登台望,渭北何深设榻思。一日联交忘伯仲,十年合调递埙篪。风云远接长天外,且记桥边折柳时。

元日[148]
    
报到劳生又一年,横开八面问山川。曾思腊也归何处,便见春乎纳若鲜。烈气凝寒侵骨软,和气解冻听声传。去来穷我我来去,只此来来去不还。
    
其二[149]
    
运会奔蹄不限程,游穷此日转回征。啼枝倦鸟垂垂意,咽石流澌吃吃声。望复当前忙问剥,辞枯返顾懒披荣。有人留得春长在,撞入天边我与争。

岫云[150]
    
游云到此守山阿,不识穷源兴若何。凤岭高铿萧史韵,磻溪倒挂太公蓑。飞飞向日扶余照,郁郁当天积气多。戴雨迎风追往事,无人见处是蜂窝。

独坐[151]
    
坐起驰千里,穷迫问卷舒。偏其来室白,止止不生虚。
    
其二[152]
    
孤舟迷去径,隐几云飞槎。未得游天外,归巢泣暮鸦。
    
其三[153]
    
趋庭投比竹,入听更如痴。也欲寻唱和,令人不可思。
    
其四[154]
    
极望天开昭,风回送雨声。垂垂先落眼,岂复辨阴晴。

对磻溪[155]
    
公其八十能登台,望我留生着自裁。一日身名千古事,溪声不转为谁哀。

和袁年兄咏[156]
    
昂霄野鹤目空群,可奈鞭心左右君。听得云龙怀旧约,先声如弩逐兰薰。
    
其二[157]
    
声气相招却恋群,柴门敞半为迎君。呼童不必庖鸡黍,自有乾糕可袭薰。
    
其三[158]
    
最苦离群得合群,合离离合得之君。而今为我开天地,载得醪来细细薰。
    
其四[159]
    
孤鸣塞雁泣离群,此日偏来又别君。斑马声高惊胆破,风回臭味教三薰。

匡庐泉[160](燕邸题画)
    
谁人抉倒天河水,壑断千层驾玉桥。欲向源头寻去路,仙槎杳杳白云招。

泰山松[161]
    
绿盖封翁不记年,游人入座便登仙。高标万古今仍在,挹得清风几许还。

岳阳楼[162]
    
一派渟泓障百流,西风捲浪撼烟楼。当年有笔传形胜,此日波前泛客舟。

峨嵋雪[163]
    
曲径盘盘雪拥峦,行人按辔怯风寒。倦游久厌红尘苦,那识归山路也难。

 

咸丰岁在乙卯三月上浣后学李棻香积氏谨钞

 

书《鹃失啼》卷后

于姜先生,遭鼎革时,身事两朝,不无遗憾,后之论者多短之,然亦不知使其身临大节而能不夺乎?抑不及事者之言耳。夫灭皇明者,闯贼也;诛闯贼者,大清也。闯贼其仇,清其为之复仇者也。身不能复仇,有为之复者,则其仇已复矣。视忘君事仇,当必有辨。夫箕子受武之封,管仲相桓於霸,其志大,其思深,而其情为极苦。今观先生《鹃失啼》一卷,满腹牢骚,有不可言者,而一于诗乎发之。读者可以谅其心矣。

道光十七年岁次丁酉孟秋之月望日小蓬山人谨跋

编者按:据吴正茂考证,小蓬山人是清代宝鸡县太公庙人李作栋的号,李作栋,道光六年(1827)岁贡生,官至教谕,长于诗文,又工楷书。

 

书《鹃失啼》卷后

茫茫大造岂无心,沧海桑田变古今。

去国秋风悲断雁,怀乡夜月泣冤禽。

天愍一老陈箕范,民有孑遗沛悦霖。

每过蟠龙山下路,几回感慨不能禁。

东崖朴堂氏

 

阅邑志补入二首

八角寺[164]
    
此地招游不记年,金身丈六更多缠。何难断臂僧归定,又见浮杯浪折旋。革履无能空若相,泥牛且勿待谁鞭。风尘历尽欲垂座,起向愁来讲讲禅。

赠贾大司马修栈告成[165]
    
忆昔崔巍栈道难,千峰环峙白云端。参差峻岭迷高日,俯仰重关枕急湍。炼石谁能旋大造,移山今喜斫奇关。羡君才力诚名世,削尽悬崖路几盘。
    
宏按:据刻于鸡头关上的《大司马贾老公祖抚秦修栈咏》碑,该诗有另一种版本:听说从来蜀道难,凭虚直上入云端。似缘似息猿回顾,旋集旋翔鸟刷翰。磴石如何火化烬,悬崖又见斧随刊。不知心盲参天地,一转横开万里宽。康熙甲辰冬岐周党崇雅。此两首诗诗题相近,韵脚相似,内容几乎完全不同,不知何种原因?附此待考。

 

网络搜索补入一首

吊卧龙岗诸葛武侯[166]
    
不识吟梁父,诌为樵与渔。遨游巢许侣,追载伊周舆。吴魏三分鼎,烟云半塌居。褰帷遥问俗,揽胜探遗墟。师表已尘迹,阵图列壁余。锦江谁是主,泸水总非初。抱膝心无兢,盈阶草未除。升沉何足据,登眺漫踟躇。
    
宏按:党崇雅在崇祯初年任河南南阳府推官时,曾登临卧龙岗,拜谒武侯祠,触景生情,作《吊卧龙岗诸葛武侯》诗,追思诸葛武侯功业,感叹沧桑巨变。


 

213(转)《鹃失啼》与党崇雅晚年心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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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鹃失啼》与党崇雅晚年心态研究  (李均宏)


    
《鹃失啼》是明末清初名臣党崇雅晚年致仕后,避世隐居在宝鸡固川方塘埔村北太平堡天然山洞意先居所作诗集,大约写于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三年(1664),共收诗162首。从内容上看,其中除《有是无》和《无是有》两首五律诗带有浓厚的虚无缥缈的佛家禅意外,其余都是赠答怀念友人、哭忆爱子和述怀的写实之作。据统计:状景抒怀诗共65首,赠答友人诗55首,怀旧伤感诗25首,哭忆爱子诗10首,题画诗7首。《鹃失啼》是党崇雅惟一传世诗集,另有数篇碑文志序及题跋散见于地方志中,其余著作已散失无存。党崇雅,宝鸡蟠龙山人,1585年生,1625年中进士,初仕南阳府推官,升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选四川巡按,崇祯末年官至户部督饷侍郎。明亡,投降李自成。后降清,任刑部左侍郎,升尚书。调户部尚书,告老还乡,特旨起用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未一年,告老致仕,回原籍宝鸡。1666年去世。民间尊称党阁老,其轶闻故事广为流传,并被编为戏剧《党阁老辞朝》。

一、《鹃失啼》题解及主要思想倾向。《鹃失啼》抄本是咸丰五年宝鸡人李棻手抄,书前录《宝鸡县志》党崇雅传二篇,并有道光十七年小蓬山人题跋和东崖朴堂氏《书鹃失啼后》七律诗一首。后附阅邑志补入诗二首,《贾大司马修栈记》和《宝鸡县志序》文二篇。李棻作了一篇序言,认为党崇雅仕清是借清复仇,为明朝官僚地主报农民起义镇压之仇。又说:余曾闻故老相传,先生于闯焚神器之日,隐居待时,日与僚友数人,联床赋诗,谈心适虑,窃臆《鹃失啼》即此时所作也。今读其诗,音节苍古,可歌可泣,虽未与先生同时,戴共主,而忧国思君之忱,如见先生之忠魂宛在[1][P7]猜测《鹃失啼》作于甲申(1644)年是不对的。党崇雅在《鹃失啼》中表达了亡国之恨,失节之悔和丧子之痛,是其晚年悲恨痛悔,寂寞孤独,无人理解,被人嘲讽的苦闷心情的反映。诗中大量借用庄子寓言典故,是失意之士借老庄思想自我麻醉,排遣孤独痛苦的常用方式。庄子思想是士人人生失意时的一种精神慰藉,是可以得到解脱的一片精神天地。……有的因庄子思想而走向消沉,有的因庄子思想而走向旷达,而有的却因庄子思想而走向悲愤。”[2][P12]
  “
诗以言志,凡身所履之地,与所处之时,艰难险阻,抑郁无聊,口所不能宣者,而诗皆足以达之。是诗为发抒性情之具,抑即为觇验人品之券也。”[3][P7]“崇雅回乡后心情是十分苦闷的,一是忧虑民生。十年间灾荒不断,人民饥苦,再加上家事不顺,爱儿党恂如夭亡,还有地方上有封建正统观念的人对他三易其主的不理解,说什么乐死刘之勃,气死党崇雅’”[4] [P242] “曾闻鸟之鹃者,愧德不灵,若遂自亡,化而为鸟,血鸣达旦。余曷鸣乎?惟德不朽,生其具耳,是以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卫武公行年七十,而兴淇澳绿竹之感,原所存出,岂无谓哉?余也按步循墙,讵敢自外于古,不了之生,逼八十矣。视彼五十七十,课行若何?昼为夜息,旦气若何?追昔泣今,此心之悔,翻天覆地,犹然我也。秦人不自哀,谁其哀之。亦曰: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且得一寸心,容此万斛愁。芦灰可止滔水耶?二子能指东南翔雍耶?凿井窥天,倾肝沥胆,卒至竭思。血枯归化,不得结舌无声。人乎鸟乎,向谁鸣乎。故曰:《鹃失啼》。康熙癸卯春月有先山人于姜党崇雅题于混沌穴。”[5] [P9]党崇雅在自序中解释了以鹃失啼命名诗集的缘故,也指示了诗作的情感基础是此心之悔,翻天覆地。杜鹃鸟又名子规,相传蜀帝杜宇称为望帝,他死之后其魂化为杜鹃,其啼声惨烈吐血,人民见鹃鸣而思望帝。费孝通在《杜甫与杜鹃》一文中说:杜鹃是望帝的化身,久已为人所公认,所以杜甫见群鸟礼若奉至尊,不免要引起当时乱世的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但是可怜,在这禽鸟都不如的人类,在湮灭了人伦礼法的人类,除了互相残杀和争斗外,毫无其他合乎人道作为的人类里,既无明君可寻,更没顺民可求。” [6] [P320]党崇雅曾任四川巡按,对四川杜鹃及杜甫诗当然熟悉。少陵先生者,余素奇先生之诗,并奇先生之遇。何也?曾见《得弟书》:老身须付托,白骨更何忧!为之掩卷,即流寓秦州,遗韵颇多,非诗也,盖以不可逃之身寄无可寄之心者也。” [7] [P287]党崇雅与杜甫一样,遭逢昏君乱世,兵荒马乱之际,颠沛流离失所,抱负理想难以实现,《鹃失啼》之作,也是以不可逃之身寄无可寄之心者也。借用杜鹃啼血失声意象表达自己痛悔不已,有口难辩的复杂心情,是恰当而自然的。
二、党崇雅在《鹃失啼》中抒发了明朝灭亡的亡国之恨。
  
明清易代,甲申乙酉之际,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每一个英雄豪杰或迟或早都要面临生与死、忠与奸的抉择。这又是一个悲惨的时代,每一个英雄豪杰几乎都以鲜血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点。” [8] [P17] “于姜先生,我邑名人,大明臣子,其委身以事怀宗也,累官至户部尚书,人臣之荣。不可谓不极矣,而际遇亦不可谓不艰。比年以来,群贼蜂起,进思退补,交瘁心力,惟以恢复社稷为任,孰意天心不佑,未几年而河山一改,人臣履极尊之地,当鼎革之时,满腔愁惨,实有难为俗人道者,悉寓于诗中以发之,亦固其宜。” [9] [P7] 党崇雅在《宝鸡县志序》中说:语云穷则变,今日之风俗,犹望今日之人心留之乎?惟自岁之己巳,寇氛渐炽,户口日消,桑田半成草莱……所可为之,慎固封守,树内藩以御外侮而已。余故出蜀入告曰:绸绸西南牖户。虽两廑圣虑,深愧空言无当。” [10] [P51] 党崇雅希望明朝庭注意防守四川,保住南方半壁江山,但空言无济于事。慎固封守,树内藩御外侮的正确建议不被崇祯帝采纳,奏请皇帝重用四川名将涂原以蜀人治蜀兵防守巴蜀的正确建议被朱由检拒绝。后李自成崛起于商洛汉中,张献忠称王于四川重庆,明朝庭即全面崩溃。纵览天外,纷愁取匡。移形落影,矗草回光。石鼓跷望,潘溪沸狂。嗟兰有室,忆味含香。拂柳清岸,飞花折肠。金断说利,卯起追商。云也南返,龙其北翔。鞭秋熟黍,续命餍稂。寄兴之戴,返舟者王。倾山着雾,裂雨垂堂。披开尺素,颠倒玄黄。炎威日永,胞短思长。淡却如水,醇仍醉觞。抟沙膄腹,乱可鸣璫。榆景伊近,鸟哀莫将。我深眷念,谁忍遗忘。忽见风转,两鬓挥霜。归心失所,剜肉医疮。这首《怀旧》诗是《鹃失啼》第一篇。总述其晚年归隐生活和苦闷心情。《苦略》诗具体描述其人生痛苦,以无所归一句领起通篇。归舟迷口渡,浪逆打漂萍。积想深残夜,待酬畏及晨,追亡遗乃影,忘返失其真。四壁垂天盖,荒田暂幕宾。层岩盘曲辙,跋马驾方轮。困极居奇货,情深说故人。灭明心割痛,胡广杖行迍。抚弱看磨砚,娱甘茹味辛。呼炊曾得伴,抱枕自长呻。造命非无意,劳生亦有因。颜窥今异旧,眼入昔惊新。纵洒歧途泪,何辞跃冶嗔。饥寒难作主,喜怒敢撄鳞。为妒流清鬼,偏留遗戮民。游魂沉月旦,挺骨试荆棒。步到周千变,声狂患一身。分愁谁识取,息气怎凝神。点雨无宁耳,波风乱鼓唇。休哉朝者菌,倦矣古之椿。遍地翻江海,吞来当玉津。这首诗用归舟迷渡,逆浪漂萍起兴,抒发了党崇雅晚年担心被人误解贬损的心情。灭明心割痛是用春秋时孔子弟子澹台灭明的儿子被水溺死指代党恂如夭亡的丧子之痛。胡广杖行迍是用东汉中期重臣胡广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的典故,反衬自己步履艰难,扶杖而行的衰敝情形。纵洒歧途泪,何辞跃冶嗔反映党崇雅明亡之际,虽然歧路徘徊,道穷痛哭而返,然仕闯及清,难辞苟且偷生,攀援幸进的嘲讽。饥寒难作主,喜怒敢撄鳞吐露了身处乱世,饥寒交迫,无法自由选择生存方式的艰难困境和皇帝专制制度下进退惟谷、伴君如伴虎的恐惧心态,直可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成为千载诗文名句。
    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二十日贼分骑走通州,叛弁魏广胜出粮饷贼,州遂破。党崇雅、柳寅东在通州降。二十一日,方巾色衣,自西长安门骑马入内。二十四日,例授原官伪侍郎,直指使” [11] [P104-114]可见党崇雅是被农民起义军俘虏才被迫投降的,不曰叛降,曰降臣何?明诸臣之初心,非有背逆,偷生畏死,以至此极也。夫国亡君死,为人臣者,仗戈匡复,宏济艰难,计之上也,能死者次之。既不能为其上,又不肯为其次,隐忍贪昧,廉耻道丧,名辱身危,愧恨莫及[12] [P126-127]“明亡之际,事多令人啼笑皆非。……非但忠义被归结于死,失节亦必以死惩之。节义问题简化为死的问题,死成为最终解决。实在痛快之至,也荒谬之至。但这还非有关死的议论的全部,死否之外,更有死早死迟的议论,即死,而又有以一死塞责的批评[13] [P30]《述怀》诗夫岂耽余岁,始知脱网难。身心多自负,天地肯为宽。积恨形敲影,抽思胆裂肝,朝迎风雨侮,暮卧杖针端。待唤皮毛问,争啼骨髓干。我途悲阮籍,谁雪卧袁安。书起忙留画,袍先教典冠。旋巢回顾卵,夺气刷飞翰。枻鼓孤舟渡,津迷万里滩。冥冥游不到,日日抱冰丸。不是偷生怕死,而是走投无路。身心矛盾痛苦,寝食不安。途穷而哭,孤舟迷渡,悔恨苦恼,如饮冰吞雪。《闻鸟》诗飞高声在耳,想入旧时枋。不解号飞意,惟深绕树藏,分愁难共语,合苦敢撄芒。大地浑如许,偏来折我肠。闻鸟声起兴,鸟寻故巢而不得,号鸣高飞,绕树深藏,比喻自己家国两失,名节不保。不能共语分愁排解,又怎忍触动痛苦的敏感神经,多添烦恼。天地这么广大,这惨叫的鸟声为什么偏来折磨我的肺肠,真是感时花濺泪,恨别鸟惊心,与杜甫同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受了。其《感燕》诗栖屋飞来远,计归切旧投。低声传密语,点泪洒离愁。啼咽心倾倒,腹狂血出呕,迷深谁正路,浪迹纵穷游。借燕子寻故垒而不得比喻自己无有精神寄托和归宿。党崇雅降闯王李自成从明朝地主阶级立场上看是背叛明朝庭,南明福王小朝庭定从贼案,党崇雅列在陷北庭听赎俟定夺者中第五名,而被明遗民士大夫抛弃和羞辱;其仕清,从汉民族儒家立场上又是破坏夷夏之大防,是失节不贞之举。明末清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激化,尖锐对立,要求每个人不为玉碎,则为瓦全,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后汉书》胡广传后论曰:爵任之于人重矣,全丧之于生大矣,怀禄以图存者,仕子之恒情,审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体。夫纡与物则非已,直于志则犯俗,辞其艰则乖义,徇其节则失身。统之,方轨易因,险途难御。故昔人明慎于所受之分,迟迟于歧路之间也。如令志行无牵于物,临生不先其存,后世何贬焉?” [14] [P642]党崇雅处世为人,遭际行事如东汉中后期的胡广。胡广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 [15] [P641]胡广周流四方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练达故事而温柔谨悫,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犯颜直谏,逆鳞丧生是胡广不愿意为也不能为的,党崇雅也是如此。以先生读书明理,岂不知忠臣不事二君,古人垂训,昭如日星,而顾偷生忍辱,与忘君事仇,趋炎希荣者等乎,其心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恐庸流耳目,未能识其微也。” [16] [P8]这不得已,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因时变通[17] [P6]“俾薄海內,得扶杖而听宽租之诏;安居食力,再见法省不烦之治。” [18] [P51]党崇雅是以百姓安居乐业为标准选择追随统治者,而不计较一姓一家之得失,个人名节之毁誉,这与封建统治者宣扬的愚忠愚孝是矛盾对立的。

三、党崇雅在《鹃失啼》中抒发了被迫仕闯和清的失节之悔
    
清王朝建立之初,大量招用明朝降附官吏,一方面固然是人才缺乏,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手段,盖开闯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 [19] [P776]但清王朝实权掌握在满清军事贵族手中,有孝庄皇太后、皇帝福临、摄政王多尔衮,还有议政王大臣会议,亲王兼管六部。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顺治五年前无汉尚书。党崇雅等汉官在清朝不过是充门面,写文字,备顾问,作参谋而已。而清初剃发令,圈地令,逃人法等弊政层出不穷,遭到汉民族激烈反抗。党崇雅身为刑部侍郎、尚书,反对滥刑滥杀,草菅人命,奏请暂用明律,恢复朝审秋审制度,参与纂修《大清律集解附例》。之俊,崇雅郑重断狱,可谓能举其大矣。要其谨身奉上,亦一代风气所由始也。” [20] [P7556]其调任户部尚书时,灾荒战乱频繁,财政赤字扩大,党崇雅一方面奏请减免贫民赋税摊派负担,另一方面建议精兵简政,捐纳屯田,设法向富民官绅劝献捐输,征收财产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而封建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便揣摸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清代官场上这种做官诀窍甚为流行,清初官场上的普便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21] [P86]党崇雅任国史院大学士时扃居禁署,谢客却扫,亲故难睹其面” [22] [P1]其忧谗畏讥,明哲保身之状如在目前。骆养性被讦贪婪通贼,辞连党崇雅,谳不实,免议。给事中庄宪祖劾崇雅衰庸,崇雅疏乞罢,留之[23] [P7554]顺治帝认为党崇雅服官洁操,臣工罕睹。” [24] [P374] 而史书载八年调户部尚书,诸法司凛凛,奉法唯谨,节时饭一鱼一果,力却之,日饭粗叨蔬,至家童有乞去者。厮隶赤脚单裤,风雪中从崇雅策蹇过天街,都人士相聚观叹:尚书公一寒至此哉’”[25] [P1]而顺治年间政治斗争尖锐复杂,多尔衮死后被清算,满汉隔阂民族歧视,南北官员朋党斗争,反清复明战争此起彼伏。党崇雅谨慎小心,正是避祸心理的表现。
    1652
年,顺治对(1644)死节之士进行褒彰,为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这显然使党崇雅等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清朝统治渐趋稳固,历年科举少年新进不少,党崇雅在满洲贵族和新进少年眼中是可笑可鄙的,况且年已七旬,引年高蹈,实为激流勇退,见机而作的明智之举。如此则不难理解其任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仅十个月即告老致仕的缘由了。顺治八年上谕吏部:近见部院诸臣因仍前弊,未能洗涤肺肠,托名熟练,持禄养交,习为固然。其有年届悬车,恋恋爵禄,岂真有心报国,不过假借朝庭为养身之计。如大学士冯铨著令致仕,户部尚书谢启光革职为民,永不叙用[26] [P289]陈名夏被绞死,陈之遴被流放,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但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汉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也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27] [P1]后来清乾隆帝修贰臣传,党崇雅果然名列其中。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先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 [28] [P2]美国人魏斐德不愧为党崇雅异国知已,党崇雅《鹃失啼》所反映的正是缺乏太上立德的不朽,惟恐因失节遭受后人贬斥的复杂心理。而《述怀》诗:无聊气转乱啼声,为我耽游与海争。接汉狂澜思砥柱,呼杯鼓枻待孤征。不知楚越俱肝胆,惟见梃戈是性情。想到沙来抟世界,踢翻万古沸天铛则是激愤解脱之语,表达齐物我,泯是非,遨游逍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境界。

四、党崇雅在《鹃失啼》中抒发了子女先他病逝的丧子之痛
    党崇雅至少有四个儿子,只有党恂如有历史记载。党恂如是顺治八年辛卯(1651)科举人,能诗善文,风流儒雅,深得党崇雅钟爱。党恂如康熙初年病逝,党崇雅异常悲痛,这使得他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伤。其《哭儿》诗想我曾餔尔,仍然说少瘳。从容来入咽,隐忍怕生愁。转盼言无次,吞声挽莫留。瞻依知在念,别苦复怜不?”“涕泣旁无语,连呼我数声。从中难尽意,只此不胜情。欲起追长夜,来谁可绝缨。心涛千丈血,点点向谁倾。晚年丧子是人生三大不幸事之一,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人感受到人生的残酷和无情。而封建大家族若无功名之士维持将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党崇雅死后蟠龙山乡居大宅院易主,宝鸡县城府居沦为洒肆、书院即是明证。重门寂寂曾更主,流水潺潺不复湾。石宝平泉评买价,书残邺架散人间,后园客罢飘帘动(旧注:城中旧第已为酒肆),优孟歌闻负薪还,剩有西州门下泪,遗诗三叠尚容删” [29] [P21]  大家庭生活出资人的权威来源于家庭以外的政治、社会地位和年龄、辈份的礼制优势,一旦家庭中心人物过世,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面临着分家的结局。个案大家庭生活现象,从来是短暂的,此起彼伏的。历史上个案大家庭的衰败之迷,常常引起人们的极大探究兴趣,一般总是在其内部寻找原因,而忽略了外部生存条件。中心人物一经消失,若没有相应等级的后继者,政治眷属、社会尊敬和经济收入立刻朝恶化方向变化。各类性质的凯觎之心变作实际行动成为可能。” [30] [P28 ]“明智的士宦巨富之家无不把后代的教育投资放在首位,期望后世代有英才通过科举进入政界。然而这一虑及长远的教育投资十之八九以失败告终。” [31] [P33]党崇雅任大学士时暇则据几伸纸,以课阿郎,犹迄迄作举子业[32] [P1]其《梦儿来书》每向梦中寻,今何难再睹。公车去路遥,独立归期数。信寄已心倾,开函仍血吐。呼天地两分,教我魂游釜。 《望儿》诗子去严寒五夜霜,无情草木也飞黄,啼鸡不视安危寝,爱刃何来骨肉伤。禹锡难收千顷泪,乐天转断九回肠,于今几向延陵望,苦我留生釜沸汤。哭儿忆女,生不如死,如沸汤油锅,食不知味,眠不入梦。其《七夕》诗经年今夜会,费我许多思。不识成桥几,殊念转路歧。郎来先已驾,女去复何之,想是清虚上,机缘别有期。其《咏怀》诗何知深若岁,卧块木号风。结想无头绪,盟交付影中,孤孙怀泣砚,二竖早悲穷。待问贻经事,西山宿雾濛爱子夭伤,孤孙泣砚,贻经无人,后事凄凉。党崇雅晚年长歌当哭,《鹃失啼》之作,实是呕心沥血的人生挽歌,也是穷而后工的诗歌精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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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转)研究党崇雅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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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党崇雅的目的和意义

                                 李均宏

    党崇雅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在明末清初政治舞台上影响巨大,其遗闻轶事广泛流传。搜集整理党崇雅诗文著作和传说故事,研究其政治、法律、经济思想,探索其晚年心态和情感,分析后人的赞誉和贬斥,弄清历史真相,是宝鸡市社科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也是贯彻江泽民同志开发古陈仓,建设新宝鸡题词精神,推进宝鸡市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促进旅游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举。

 

                                《党崇雅研究》封面

一、出版图书《党崇雅与〈鹃失啼〉研究》,为国家清史工程提供详实的历史资料

    20028月,中央领导经过详细调研和缜密考虑,认为重修清史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重大决定。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指导下组成了由文化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计委、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国家档案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及编纂委员会主任组成的领导小组。同年12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由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任主任委员,动员国内外学术界力量,撰写一部规模在3000万字左右的清史传世之作,而党崇雅传是其组成部分之一。

    党崇雅是明清时代凤翔、宝鸡地区政治地位最高、历史影响最大的文化名人,《清史稿》和《清史列传》及陕西省和宝鸡、凤翔、岐山、千阳等地方志都有其传记和诗文著作,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有其题诗记载,甘肃天水市南郭寺,陕西汉中市汉台博物馆,太白县嘴头镇关王庙都有其撰文或手书的碑刻,宝鸡市有丰富的党崇雅遗迹,蟠龙山有其故居遗址,固川坊塘埔有其晚年隐居的天然山洞意先居,白石沟村有其坟墓,石坝河党家村有其后裔。但由于曾被乾隆皇帝点名批评并名列《贰臣传》,其晚年诗集《鹃失啼》又从未公开出版,因而其诗歌名声并不为世人知晓。《鹃失啼》咸丰五年李棻手抄本1985年才被发现于宝鸡县杨家沟乡,现收藏于宝鸡市地方志办公室。

    长安大学图书馆李均宏同志从2002年开始进行党崇雅专题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三篇,并搜集、整理其诗文著作,现已编辑成《党崇雅与〈鹃失啼〉研究》一书草稿,其内容包括咸丰五年李棻抄本《鹃失啼》,从碑志序跋中搜集的党崇雅所作的诗文著作及其家族传记资料和研究论文等,等待出版。

二、成立党崇雅研究会进行专题研究,可以深化和推进宝鸡市地方志工作发展

    研究党崇雅涉及明和清两个王朝,在宝鸡地区地方志书中保存有大量历史资料,认真寻访,可以深化地方志研究工作。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许多历史著作中,记载了党崇雅的政治活动。其投降李自成和仕清被认为是失节,因而备受嘲讽,党崇雅本人也追昔泣今,此心之悔,翻天覆地,因而有《鹃失啼》抒发亡国之恨,失节之悔和丧子之痛。清初顺治、康熙皇帝对党崇雅是肯定和赞扬的,到乾隆皇帝修《贰臣传》,点名批评其明朝灭亡时的失节行为。清咸丰年间,李棻抄录《鹃失啼》,当时宝鸡地区有数人题跋序赞,认为党崇雅仕清是借清复仇,为地主阶级报农民起义镇压之仇,直到1922年修《宝鸡县志》称即如党太保哲秉畿先,亦复用贤无方,洊历台鼎,征文考献,实一邑之光也。解放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陕西省文史馆员宝鸡人杨参政发表《三易其主的党崇雅》一文,认为党崇雅是一个在政治上轻率失节的人。明清之际,历史转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关头,他有奶便是娘,见风使舵,当了一个可耻的政客角色,并非忠臣。党崇雅在从李自成与降清的整个过程中,完全扮演了一个毫无操守的角色。对其做出了全盘否定的历史评价。梁福义的《宝鸡史话》用几个章节的篇幅论述党崇雅与明末农民起义军和清王朝的关系,对其行为表示理解、同情和肯定。宝鸡文理学院何志虎教授和雷蒙同志的文章《论党崇雅》分析研究了《鹃失啼》诗集和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抄回的清朝刑部档案中党崇雅署名的题本案例。李均宏在《当代图书馆》2006年第3期发表《〈鹃失啼〉与党崇雅晚年心态研究》的论文;在《宝鸡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总第115期)发表《明清易代之际智意之士党崇雅事略》的文章,并撰写了《党崇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一文,等待发表。

三、推进党阁老山庄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党阁老历史文化名人效应为宝鸡地区旅游事业和经济发展服务

                                 党崇雅唯一一幅传世手迹

 

   党崇雅在宝鸡民间人称党阁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其传闻大多是荒诞不经,不符合历史真实。其民间故事集李均宏编为《党阁老传奇》,内容主要为党阁老智惩贪官,巧免赋税,保护穷苦百姓和其不肖儿子卖院子的故事。宝鸡电视台贾雷鸣同志编著的电视剧剧本《党阁老》,李均宏从陕西省艺术研究院戏剧剧本资料室查找复制的强堆口述本《党阁老辞朝》,都属于文学艺术作品。

   党阁老是党崇雅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化身,老百姓既崇敬羡慕其地位和权势,又嘲笑和讽刺其失节的人品。所以民间盛传党阁老的子孙败家子的歇后语。党崇雅的儿子党恂如是顺治八年举人,因病先于其父去世;党崇雅的孙子党居广因祖父恩荫为康熙皇帝御前三等侍卫;另一个孙子党居易因祖父恩荫官湖广均州知府,因抗击吴三桂叛乱守城有功被提升为福建按察使,分巡黎琼道,都不是败家子。其重孙党丕显为康熙乙卯科副榜贡生,官甘肃文县教谕,迁居宝鸡石坝河党家村。而蟠龙山乡居和宝鸡县城的府居在党崇雅死后被人变卖也是历史事实。

   今天,宝鸡市蟠龙镇有党阁老山庄招商引资项目计划,以推动蟠龙山村农家乐旅游服务事业的提高与发展,可谓党阁老历史文化名人效应对当今宝鸡经济文化发展的新贡献。我们进行党崇雅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教育宝鸡地区的人民和下一代,珍惜家乡历史文化荣誉,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建设美好家园,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专著《党崇雅与《鹃失啼》》

  

图片彩页

一、明清易代之际智意之士党崇雅事略(代前言)

二、清史党崇雅传记资料三篇

三、党崇雅《鹃失啼》   []李棻 咸丰五年手抄本

四、党崇雅诗文著作辑佚          李均宏  搜集整理

五、党崇雅家族史料    李均宏/

六、党崇雅年谱        李均宏/

七、党崇雅研究资料汇编            

 党崇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           李均宏/

《鹃失啼》与党崇雅晚年心态研究    李均宏/

意先山人考                      李均宏/

党崇雅案例选编                  李均宏/

   党氏的家族世系考                 吴正茂/

   三易其主的党崇雅                 杨参政/

  《宝鸡史话》中党崇雅资料摘编      梁福义/

  《论党崇雅》                      何志虎、雷蒙/

   记载党崇雅事迹的有关书籍         吴正茂、李均宏/

八、党阁老传奇故事                  李均宏/搜集整理

九、党阁老辞朝(秦腔剧本)         李均宏/搜集整理

 


 

215(转)三易其主的党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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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易其主的党崇雅(杨参政)

   党崇雅,字于姜,宝鸡县贾村原蟠龙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时代大变动的时期。这个读书人跟着时代的历程,在腐败的明末做过官,投靠农民起义军后,在大顺政权任过职,又在满清入主中原后降清,做过更大的官。他的仕宦生涯,几起几落,三易其主。因他老年在清朝曾被授国史院大学士而入阁,所以人们俗称他党阁老 

    
党是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崇祯末年,官至户部侍郎。清顺治元年(1644)经天津总督骆养性举荐,授任原官。后升任刑部左侍郎、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加少保衔。顺治十年(1655)党崇雅年老告归,清廷仍赐原俸。数月后复诏还朝,授国史院大学士。顺治十二年党崇雅以年事过高为由,再次上疏告退,皇帝加封他少傅兼太子太傅衔,准其归里。此后,他在故里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十年。 
欢迎访问三秦记 
    
对党崇雅这个人,正史记载不多,而地方志一再褒扬,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关于党阁老的传闻和轶事,甚至搬上舞台。于是有些人便撰文,对党崇雅的所谓历史功绩加以肯定。这样在宝鸡地区,党阁老几乎是家喻户晓。认为他是一个有功于历史的名人,似乎成了定论。但是考究历史,详为剖析,我认为党崇雅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兹根据历史事实考述如下: 

从李自成起义军与降清问题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席卷北方,即将攻入北京,党崇雅看明朝大势已去,为了确保自己的性命,降了起义军。根据《三垣笔记》卷二《弘光补遗》一节中引夏元彝所著《降贼大义》云:所谓从贼者,皆都城破后屈节者耳,其最重者,如何瑞徽、杨观光、韩四维、党崇雅、薛所蕴等,受贼寇任,为贼伪大臣也。又据《流寇志》卷一二载:户部侍郎党崇雅,给事中介松年,御史柳寅东,自贼营而来入朝。党崇雅降于通州(今河北通县),松年降于保定,皆角巾鲜衣,联骑入西长安门。再据《清史稿·党崇雅传》载:明福王时,定从贼案,崇雅与卫国祚、高尔俨皆与。” 

    
事情是这样的:党崇雅等许多明末大臣投降大顺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小朝廷,甚为愤慨。刑部尚书解学龙奏请:定从贼官六等定罪案。从贼官中,党崇雅名列前茅。后来又发出通缉令:逮降贼平阳知府张磷然、户部侍郎党崇雅、祭酒薛所蕴。(《流寇志》卷一三)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在投降大顺的官员中,党崇雅开始是较为突出的。首先当北京吃紧时,他逃出明廷,在通州躲避观望,见大势已去,才在此地投降。所以当李自成进北京时,他随起义军进城,联骑入西长安门。其时洋洋自得,角巾鲜衣,何等荣耀,比之那些城破后的降官而被录用者,显得更为神气。所以文秉《烈皇小谈》一书中所载从贼被录用者第三名便是党崇雅。 
    
【三秦记注】注意本段中以粗体标示的首先,后面并无语义逻辑上应有的其次第二然后之类呼应。而在与本文惊人相似的王应玺、李伯勋《党崇雅值得称道吗?》一文同样的段落中,却比这一篇逻辑完整。故此,我们怀疑是本文大面积参考了王、李二人的文章。惜杨氏已殁,此段公案之详情已无从查究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南明弘光小朝廷起初提出的从贼录用者名单中,党崇雅是名列前茅的,但后来刑部所正式定的一百七十九名分等定罪名单中,又没有党崇雅,只是提出何瑞徽、党崇雅等二十三人,俟三年后定夺(《明史·解学龙传》)。《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六云:明从贼官六等定罪一节中,亦言侍郎党崇雅不在六等之中,属留俟再定夺者。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党崇雅投降较早,影响较大,南明朝廷在最初提出的给从贼者定罪名单中,自然将他排到前列,但后来很可能党崇雅觉察到了大顺朝根基不稳,危机将起,故缩手缩脚,另作他谋。因此南明王朝在正式定罪案时,把他降于六等之外,以示笼络罢了。 

    1644
年暮春李自成被逼退出北京时,党崇雅既未跟随起义军向陕西转移,也未敢南归弘光朝廷。当清兵进入北京后,他又主动投靠了满清。于是在顺治元年,经降清明臣天津总督骆养性举荐授原官为刑部待郎,又开始为清朝统治者效力了。 

以上史料说明,党崇雅是一个在政治上轻率失节的人。在明清之际,历史转折、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关头,他有奶便是娘见风使舵,充当一个可耻的政客角色。 

关于贿复原官
    
《明季北略》卷二十二党崇雅条载:天启己丑进士,官右侍郎,督连西路,贿复原官这里记载虽略,但贿复原官一句,至关重要,它说明党崇雅在崇祯年间做户部侍郎督连西路,押运漕粮时,曾因罪丢官,后行贿得以复职。而因什么丢官呢?手头资料未见记载。但是我们从其他历史资料还可看出来一些端倪。如《清史稿·党崇雅传》载,骆养性被控贪婪通贼,辞牵崇雅,谳不实,免议。骆养性是怎样一个人?《清史稿·骆养性传》载:明崇祯年间,官至右都督……李自成陷京师,养性从之。多尔衮入京,养性又通降,令总督天津军务。可见骆养性也是一个出尔反尔,政治上无定见,失去大节的人。惺惺惜惺惺,小人交奸佞。先是骆养性荐党崇雅去清廷做大官,随后他们两人又被指控贪婪,这就不足为奇了。党崇雅不光政治上不光彩,而且在经济上也有污点。我们由此推知,他先前在崇祯年间丢官,很可能是由于谋私贪污,劣迹被揭发丢官后,又走后门行贿复官的。党崇雅对官场中这一套蝇营狗苟、舞弊贿赂的勾当是很熟悉和老练的,所以后来在顺治年间别人两次弹劾他时,他以退为守,慌忙告老辞官,以保全自己。这就不难理解党崇雅为何种人了。他不但在朝中玩弄手段,而且在告老归里时,也玩弄把戏,迷惑乡邻,使人相信他是忠臣、是清官。 

    
对于党崇雅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在经济上贪婪受贿的人,我们怎样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呢?现在有人说,他曾依附、赞助过李自成起义军,在关中群众中有一定声誉。南明王朝按从贼案定罪,是不公正的。今天要为党崇雅正名。诚然,党崇雅依附过李自成,但他是否赞助,并衷心拥护、效力于起义军呢?从下述事实证明是否定的。 

    
党崇雅在政治上颇为圆滑机灵,李自成未进北京,他看明朝大势已去,便早投降于通州,以骗取起义军的信任。果然耀武扬威,联骑入西长安门。但当进京后,他又看到大顺政权危机四伏,便离心离德,佯为应付,以取得南明王朝的谅解,为自己留下后路。当李自成退出北京时,他当了逃兵,躲了起来,窥测方向,以求再逞。后来清军入京,他看见这个靠山很稳,便又投靠多尔衮,还请骆养性举荐,于16447月,做了清朝的大官。他投靠清朝统治者,才是本意。这一点泾渭分明,事实昭然。因此顺治皇帝对此十分清楚,并不怀疑他曾经是从贼的前明大臣,而委以重任,且一再升迁。所以要说给他正名,就要正他这个投农民起义军之机的名,正他投清变节的名。当然要在史书上作出公正的记载,是要写上他归附李自成一事的,但主要的还要写上他在农民革命遭受挫折时,当了逃兵的事。

    
有始才有终,看一个人,不是看他开始做什么,而主要看他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做了什么及其结果如何。党崇雅在从李自成与降清的整个过程中,完全扮演了一个毫无操守的角色。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党崇雅在清初任官时,有着历史的功绩。其一是上疏请求恢复明代的朝审秋审制度,将罪犯照例区别,慎重死刑;其二是请清廷统治者,在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时,应速颁恩赦不宜株连。固然,这些建议被采纳,在客观上对人民有好处。但党崇雅上疏本意,根本不在想减轻百姓苦难,同情株连的人民,而在帮助不懂得传统汉族朝廷刑律的满清统治者,尽快建立起一套有助于巩固大清政权的刑法。并暗示入关不久,擅用武力的清统治者,要稳定天下,还需要使用虚伪的一手。所以这两次上疏,完全是从清统治者的需要出发的。况且这些意见,在每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建立后,其大臣大多数都提出过,并非什么新的谋略。把它誉为历史的功绩,显然是不恰当的。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大节,看本质和主流,看他在历史变革中表现得怎样。把党崇雅这样一个毫无政治立场的人,捧为清初政治家,有意与南明相存亡的杨畏知(宝鸡县人,与起义军中变质的孙可望相忤而被害)相提并论,并誉为南北相辉的双璧。这就令人不可思议了。 


    
对党崇雅的舆论,是受到了旧地方志的左右。《宝鸡县志》上说他任刑部右侍郎时,请更定大清律,轻重比附,斟酌得宜。任户部侍郎时,量入为出,国用裕如。告老归里后,家居清约,不和地方官来往,生活朴实,出入只一蹇一僮相随……”。对其在明清三易其主贰臣情节,却只字未提。1922年的《宝鸡县志》,是根据明清旧县志重修,原《宝鸡县志》的序,就是党崇雅自己所作,这怎么会写上他的劣迹呢?对党崇雅这样一个皇恩浩荡、名闻朝野的人物,清代方志的编修者,当然不敢秉笔直书,只能为显者讳。所以原《宝鸡县志》关于党崇雅的记载,极不全面,大有溢美之偏。以此用来作为称道党崇雅的根据,是不足为据的。 

【作者简介】杨参政,又名杨仁轩,男,汉族,190711月生,陕西宝鸡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早年曾就读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北平民国大学,后长期在陕从事教育工作,先后负责创建了宝鸡县立中学、私立建华中学、宝鸡师范学校,创办《西北晨报》。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宝鸡地区任教。1980年退休。1981年后到政协任职,曾任宝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顾问。1986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97年在宝鸡逝世。著有《紫塬集》。 

 


 

216(转)党崇雅《鹃失啼》抄本及相关发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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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崇雅《鹃失啼》抄本及相关发现研究

                                      李均宏

(长安大学图书馆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本文根据党崇雅传世诗集《鹃失啼》抄本和民国十一年版《宝鸡县志》,研究《鹃失啼》的传承渊源以及陕西宝鸡党氏、李氏两大家族后裔子孙的相关信息,并对新发现的嘉庆八年祝寿屏风进行了历史考证。

[关键词] 版本研究  党崇雅  《鹃失啼》

[分类号] G256.22

   《鹃失啼》是党崇雅惟一传世诗集,大约写于顺治十年(1653)至康熙二年(1663),共收诗165首。《鹃失啼》抄本是咸丰五年宝鸡太公庙村人李棻手抄,书前录《宝鸡县志》党崇雅传二篇,并有道光十七年小蓬山人题跋和东崖朴堂氏《书鹃失啼后》七律诗一首。后附阅邑志补入诗二首,《贾大司马修栈记》和《宝鸡县志序》文二篇。李棻作了一篇序言,认为党崇雅仕清是借清复仇,为明朝官僚地主报农民起义镇压之仇。该手抄本1985年才被发现,现在被收藏在宝鸡市地方志办公室。

   一、《鹃失啼》党崇雅亲笔手稿的第一收藏者应该是党崇雅的门婿李时灿。

     康熙二年癸卯(1663)春月,党崇雅为告老致仕后十年间所写诗集《鹃失啼》作序。他在自序中说:曾闻鸟之鹃者,愧德不灵,若遂自亡,化而为鸟,血鸣达旦,余曷鸣乎,惟德不朽,生其具耳,是以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卫武公行年七十,而兴淇澳绿竹之感。原所存出,岂无谓哉,余也按步循墙,讵敢自外于古,不了之生,逼八十矣。视彼五十,七十,课行若何,昼为夜息,旦气若何。追昔泣今,此心之悔,翻天覆地。犹然我也,秦人不自哀,谁其哀之,亦曰: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且得一寸心,容此万斛愁,芦灰可止滔水也耶?二子能指东南翔雍耶?凿井窥天,倾肝沥胆,卒至竭思,血枯归化,不得结舌无声,人乎鸟乎,向谁鸣乎。故曰《鹃失啼》。 党崇雅在《鹃失啼》诗作中表达了亡国之恨,失节之悔和丧子之痛,是其晚年悲恨痛悔,孤独寂寞,无人理解,被人嘲讽的苦闷心情的反映。

根据《宝鸡县志》以及《雁塔题名碑》以及党崇雅《鹃失啼》考证得知,党崇雅的门婿李时灿与其子党恂如同为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李时灿,宝鸡虢镇太公庙村人,号坦石,后以举人资格赴京大挑,官江南江都县知县。党崇雅《鹃失啼》中有《坦石婿,余子同年也,北上来别》诗:朱陈年序谱,此日说孤征。眼凿千云岫,肠回五夜声。传经空独立,(悲子亡)种玉重连城。(愉婿来)造化难齐运,悲愉不自撑。这首诗哀悼其爱子党恂如的早逝,传经空独立用孔子教育其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典故,而孔鲤先于其父亲孔子病逝。种玉典故出自晋朝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一:杨公伯雍,洛阳县人也。……父母亡,葬无终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卜无水,公汲水,作义浆于阪头,行者皆饮之。三年,有一人就饮,以一斗石子与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云:玉当生其中杨公未娶,又语云:汝后当得好妇。语毕不见。乃种其石。数岁,时时往视,见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时人求,多不许。公乃试求徐氏。徐氏笑以为狂,因戏云得白壁一双来,当听为婚。公至所种玉田中,得白壁五双,以聘。徐氏大惊,遂以女妻公。连城璧比喻佳婿,李时灿与党崇雅的儿子党恂如同年以《尚书》经中举,党崇雅把继承,保护和振兴家业的愿望寄托在女婿身上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首《同霁霄、坦石对雨》诗:可奈天行积郁多,长空叠障挂银河。呼圭按步星迷斗,落木飞青气结萝。鸟雀啼门深敛翼,蒹葭教我且扬波。怀襄不辨鱼龙影,漫道尧夫自有窝。抒发晚年忧谗畏讥,谨慎小心,韬光养晦,敛翼避祸的心情。

二、宝鸡党氏和李氏两大家族后裔传承渊源考证。

   康熙五年(1666),党崇雅病逝,由于其儿子党恂如英年早逝,其孙子党居广因祖父恩荫为康熙皇帝御前三等侍卫;另一个孙子党居易因祖父恩荫官湖广均州知府,因抗击吴三桂叛乱守城有功,调任广东省南雄州知府,在任上兴修水利,振兴教育,并重修郡志,因政绩卓著升广东按察使副使,分巡黎琼道,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福建按察使。党恂如的诗

文著作在《宝鸡县志》收录有五首咏宝鸡八景诗和《游太平堡记》文。其《秦岭叠嶂》诗:百二雄图王气浓,千山积翠接华峰。岭头矗矗惊蹲虎,涧道溶溶潟卧龙。悬栈层云屏汉阙,回峦重雾锁秦封。骚人蜡屐曾游此,漫泳烟霞到处逢。其《渭水潆池》诗:鸟鼠奔流去不还,却逢鸡秀自盘旋。凿开天汉瑶池色,汇作蓬莱太液泉。草树依微分古岸,龙鱼幻变起晴川。问道狂澜谁砥柱,渭城襟抱水潺潺。其《周原霁雪》:积素平原涨玉沙,冻云欲净献朝霞。庭余残雪堪烹狗,岭有寒梅待放花。春泽夜犁明月陇,秋光昼咏野人家。政行简静浑无事,欲泛山阴访戴槎。其《硖石虹梁》诗:秋风簌簌水潺潺,滚雪喷花入渭川。峻壁嶙峋环陡涧,长虹屈曲吸飞泉。霜侵石碣蝌文古,日射桥门古浪鲜。坐待隔溪明月上,灞陵诗思自悠然。其《瀑泉飞帛》诗:谁蹑天池扶玉波,翻来石壁泻银河。光摇楚练迷霄黛,色界秦山斗玉娥。丹壑飞声漂裂绘,碧岸映白泛浮醝。涓涓不绝长今古,欲羡山灵赓素紵。这五首诗都是情景交融之作。宝鸡八景另外三景是鸡峰插云、陈仓汉址、金阁流霞。

    公元1673年(康熙12年),党居易主修《均州志》告成,分山、海、麟、凤4卷,他亲自撰写了序言。他还在湖北均州创建了南阳书院,为武当山撰写了《太和山磨针井鼎修纯阳宫记》碑文,并有题咏武当山名胜的五首诗作收录在清朝王概编撰的 《大岳太和山纪略》卷八《清诗》中,其《壬子中秋登太和山》诗曰:大岳崚嶒立汉东,虚皇正位太和宫。松间明月巢丹凤。天际真人御晓风。尊居荆襄千嶂上,光连雍豫二州中。登峰此日秋思迥,寥廓金城帝座通。《九日游沧浪亭》诗:西来嶓冢自源泉,汉水东过又一川。槛外香菊飘绿酒,溪头鹤翥上青天。盈盈舜井偏邻岸,浩浩禹池喜在渊。可是沿咸清且永,何妨长啸到亭前。其《秋夜邀守府姚支哲处士朱连壁太学蒋禺生文心朴同饮观音阁》:此日郊游为候勤,更兼校射细论文。共瞻紫气依山麓,一洗红尘踏水云。胜负棋中不计客,浅深杯内亦凭君。晚霞缭绕江天阔,歌啸归来带夕薰。党居易诗歌的风格与其祖父和父亲的诗风一脉相承。

    党居易还绘有《云栈图》,残卷今藏汉中市博物馆,图今仅存留坝县修武关南至汉中一段连云栈道,上有党居易亲笔题跋:豪杰之得志于时者,无不欲恩泽之及于人,但恩及一地易,恩及天下难;恩及一时易,恩及万世难。汉南云栈乃天下孔道,万世率由我祖台贾老恩师修栈功成,厥绩甚伟,真可以补天地之有憾,疗尧舜之犹病,可以与禹之治水,稷之粒食万世并论而提衡也。先王父太保公喜我公之功之德之及于远,为文以垂不朽,有刻于汉南者,而一尚未镌。愚小子居易,又思将云栈一带画图,寿诸贞珉,率石公采石于扶风明目山之麓,得佳石如丈许,重为临摹,细为雕刻,虽未能传其妙,然亦可以得梗概矣。并镌先王父未镌之文,以弁其首。千百年后,骚人墨士出其途者,续为以咏,装裱成卷,携带箧笥,又可以坐游也。时康熙六年孟夏之日,门生党居易谨跋。党居易的儿子党丕显是康熙己卯科(1699)副榜贡生,官甘肃文县教谕,能诗文,善草书,著有《亦姜集》。《宝鸡县志》收录其《鸡峰山抒怀》诗:朝对鸡山云,暮对鸡山月。月与鸡山亲,云与鸡山别。月云旁鸡山,鸡山一奇绝。灵异自古皇,于今千万劫。有时发怪光,宜起苍龙蜇。有时怖寒光,疑开猛虎穴。当时走名利,无暇一登涉。牧竖频往还,与愚不可诘。余本爱山人,而今秦岸结。扫榻卧白云,举杯邀明月。此中意味深,难与俗人说。党丕显这首诗的诗风接近唐代李白。

    关于李时灿家族,《宝鸡县志》有李时达,因其子贡生李宫林贵,赠训导,可能是李时灿的同宗兄弟,又有贡生李宫梅、李作楫和举人李廷猷以及在同治元年出钱粟筑堡、光绪三年施粥赈灾的李礛(号宪亭)等都是其宗族本家。李棻与道光六年宝鸡贡生李作栋同宗,都是党崇雅外孙后裔家族的人,因而其家族收藏有党崇雅的诗集《鹃失啼》稿本。另据收藏李作栋和李棻手稿的宝鸡张东海先生考证:李棻的著作有《国初名墨》、《名家赏心集》、《日志录》、《东崖课稿六集》、《诗札》等。《鹃失啼》抄录者李棻,字竹亭,号云谷子,香积翁,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年间邑庠生(秀才),咸丰五年(1855)秋闱不第(未中举),归县任书记吏(秘书),晚年在东崖私塾任塾师,光绪五年(1879)宝鸡举人王遇隆曾是其学生,李棻甘居清贫,塾师课子,名重一时,其书法受其伯父李作栋影响。光绪十六年(1890),李棻七十大寿,县府赠寿匾一块,知县亲临祝寿。李棻在抄录党崇雅诗集《鹃失啼》时撰有序跋一篇:诗以言志。凡身所履之地,与所处之时,艰难险阻,抑郁无聊,口所不能宣者,而诗皆足以达之。是诗为发抒性情之具,抑即为觇验人品之券也。于姜先生,我邑名人,大明臣子,其委身以事怀宗也,累官至户部尚书[侍郎],人臣之荣。不可谓不极矣,而际遇亦不可谓不艰。比年以来,群贼蜂起,进思退补,交瘁心力,惟以恢复社稷为任,孰意天心不佑,未几年而河山一改。人臣履极尊之地,当鼎革之时,满腔愁惨,实有难为俗人道者,悉寓于诗中以发之,亦固其宜。余曾闻故老相传,先生于闯焚神器之日,隐居待时,日与僚友数人,联床赋诗,谈心适虑,窃臆《鹃失啼》,疑即此时所作也。今读其诗,音节苍古,可歌可泣,虽未与先生同时,戴共主,而忧国思君之忱,如见先生之忠魂宛在。何乡评多非之,以不死为先生憾,讵知曲直是非,后世自有定论,末学小儒,胆敢妄议前辈。余生也晚,去先生二百年有奇矣。悠悠之口,未置一喙,而总不敢以随声附和者贻先生戚也,顾余有论焉:人之在世,其生也寄也;其死也归也。生何足幸,死何足悲。以先生读书明理,岂不知忠臣不事二君,古人垂训,昭如日星,而顾偷生忍辱,与忘君事仇趋炎希荣者等乎,其心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恐庸流耳目,未能窥其微也。况志有借清复仇之纪,即后之篡史,本此意以断焉,料亦不得太贬乎先生。先生纵不能冤白於生前,亦可见谅于生后。舆论之评,而于先生乎何损。此余之深信为必然者,非以与先生同邑,而窃论以惑人,讳短以文过也。兹因避事家居,杜门谢客,感先生所处之时,与余今有同揆者,遂不揣固陋,用记数言,弁诸简端,后之观者亦将有感于其诗。咸丰三年岁次癸丑秋九月望前三日同邑后学云谷李棻香积氏叙于养性草堂。

   由于乾隆皇帝指示:凡名列《贰臣传》的人,“其人既不足齿,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党崇雅名列《贰臣传》,因此,《鹃失啼》在清朝属于禁书,收藏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不是至亲世交,是不会收藏此书的。

三、宝鸡太公庙村李家收藏的嘉庆八年祝寿屏风考证

    在研究《鹃失啼》诗集手抄本传承发现经历过程中,宝鸡张东海先生提供信息:李棻家族后裔珍藏有嘉庆八年祝寿屏风。2008年夏天,笔者利用暑假回乡之便,邀请宝鸡姜子牙钓鱼台管委会的蒋五宝先生一同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亲眼见到了这一珍贵文物。屏风为木刻底座边框,中间镶有八扇纱格,一面为祝寿辞,浓墨正书在绢纱上,另一面为中国传统工笔彩绘图画三十余幅,内容有山水花鸟,诗文故事,寺庙城池,西域风情等,表达忠孝仁爱,天伦之乐,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富贵寿考,文武兼备的美好愿望。其祝寿辞的文字题为《恭祝[邑庠望绍亭李老亲台七秩荣寿序》:盖闻书称五福,首推遐龄;诗咏九如,端美洪算。寿之于人大矣!顾世所谓寿者,不过祝黄耆,庆台背,年所多历已耳!求其德与年劭,福同齿茂,克应箕畴之衍,足备诗人吟者,往往恒难其人焉!若我绍亭李老亲台,其人品学问荟萃人口已非一日,兹值悬弧之令辰,届古稀之大庆,樽开北海,群歌眉寿之章,宴启西池,竞效华封之祝。其郎君庠生作栋从余课文,因致公梗概,乞一言以为寿域光,余不敏,心仪公之德行旧矣!敢不陈词,遥进一觞:公赋性磊落,器宇恢宏,虽年届古稀,精神矍铄,童颜鹤发。儿齿银髯,不采少室之芝;先天素葆,未炼丹炉之火。浩气长伸,寿固不必言矣!公为子瑜太翁之冢子,世称笃行,并通德于郑门;家有遗经,比宜春于左里。服畴食德,箕裘缵承,披岁弯弓,猿臂善射,燕颔封侯,群推干城之选,奚止泮林之秀。顾有志莫遂,勋名未著于旗常而实行。克敦至性,先孚于门内。洁修随之养,视无形而听无声;承菽水之欢,出必告而返必面,迨其送终,歠粥寝苫,仅能骨立,牛眠马鬣,务必躬亲。抚杯棬而增泣,……斯诚笃于所生,孝思不匮者矣。至若花萼同辉,埙篪叶奏,有姜被之乐无丕箕之忧,式好无尤,鹤鸣之诗可咏;莫远具迩,角弓之叹无庸。矧夫淑德懿范,无惭母仪,鸿案鹿车,堪称偕老,钟郝慕其家法,孟桓比其风规,虽云内助之贤妇,征齐家之效,乃凤凰之占既兆,熊罴之梦未谐,玉燕空投,石麟莫送,人或以此为憾,而公处之夷然,视同胞为一身,抚犹子如己出,义方情切,过庭训深,桃花浪暖,预卜龙跃,千重丹桂香飘,定知鹏程万里,岂惟玉树之菁葱,抑且荪枝之秀峙,试啼闻声,知聪慧之非俗,含饴抱膝,觉钟爱之偏深。他若花前投辖,时集嘉宾,松下携琴,常招胜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或薰德而善良,或闻风而起慕,观大德之必寿,知天道之有常,则信乎洪范五福,惟公克全,天保九如,惟公能备,则其受帝祉而享遐龄,宜也,而非倖也。岂特如黄石经纬,徒增鹤算,绛人甲子,仅添海筹而已哉!余也匏寄一职,远托遐方,不获登公之堂,介眉称寿,但略成数字,愧非雪曲云璈,敬遥祝千秋,聊代冰桃碧藕。谨序。时嘉庆八年岁次癸亥仲春月上濣谷旦敕授修职郎甘肃巩昌府陇西县儒学教谕兼署府学训导事戊申科举人年家眷弟王步瀛顿首拜撰;例授修职郎候铨教谕己酉拔贡年家眷弟韩庆云顿首拜书(后略)

    根据屏风文字考证得知:李作栋的父亲是乾隆庚辰恩科(1760)武举人李文炳,号绍亭,嘉庆八年(1803)七十岁,则可能生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屏风文字撰稿人是曾官陇西县教谕的宝鸡县乾隆甲寅恩科(1794)举人王步瀛,当时是其儿子宝鸡县学生李作栋的恩师;书写者是宝鸡乾隆己酉年(1789)选贡生韩庆云。李文炳晚年得子,李作栋时年十二,则李作栋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大约卒于道光末年,享年约六十岁。其后裔至今仍保存有道光六年(1827)李作栋获得贡生功名时的牌匾残片,上面道光六年钦命提督陕甘等字样清晰可辨,据其后裔记忆:牌匾正中是岁殿两个大字,李作栋神妙书法和耿直人品的传奇故事在宝鸡市虢镇西秦一带广为流传。据吴正茂考证,小蓬山人是清代宝鸡县太公庙人李作栋的号,李作栋,道光六年(1827)岁贡生,官至教谕,长于诗文,又工楷书。另据收藏李作栋和李棻手稿的宝鸡张东海先生考证:李作栋遗墨有《东崖诗稿》、《西湖石刊》、《册页》、《那彦兰州碑》等。李作栋,号东崖居士,道光六年拔贡,曾任宝鸡县儒学训导,其书法名扬关中,宝鸡市虢镇西秦村南昌宫又名小蓬壶有其撰文并书写的石碑。《鹃失啼》抄本有李作栋《书〈鹃失啼〉卷后》题跋一篇:于姜先生,遭鼎革时,身事两朝,不无遗憾,后之论者多短之,然亦不知使其身临大节而能不夺乎?抑不及事者之言耳。夫灭皇明者,闯贼也;诛闯贼者,大清也。闯贼其仇,清其为之复仇者也。身不能复仇,有为之复者,则其仇已复矣。视忘君事仇,当必有辨。夫箕子受武之封,管仲相桓于霸,其志大,其思深,而其情为极苦。今观先生《鹃失啼》一卷,满腹牢骚,有不可言者,而一于诗乎发之。读者可以谅其心矣。道光十七年岁次丁酉孟秋之月望日小蓬山人谨跋。又有东崖朴堂氏《书〈鹃失啼〉卷后》题诗一首:茫茫大造岂无心,沧海桑田变古今。去国秋风悲断雁,怀乡夜月泣冤禽。天愍一老陈箕范,民有孑遗沛悦霖。每过蟠龙山下路,几回感慨不能禁。

   通过研究党崇雅的诗集《鹃失啼》,笔者对明清两代宝鸡地方史志和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深入了解,并发现了许多石刻文物,书法手迹,线装古书和明清家具等历史资料。这种从历史文化名人入手,进行家族考证的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

参考文献:

1.[] 党崇雅 鹃失啼[M],咸丰五年李棻抄本 ,藏宝鸡市地方志办公室,有复印本

2.[民国] 强振志 宝鸡县志[M],宝鸡,1922

3.[] 王概 大岳太和山纪略[M]卷八《清诗》

作者简介:

李均宏(1972--),男,汉族,陕西凤翔县人,长安大学图书馆馆员

 


 

217(转)党崇雅坟墓亟须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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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崇雅坟墓亟须整修
                                  李均宏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当天,我陪同甘肃籍从广州来陕西的党氏后裔党爱民先生在宝鸡访古寻根。我们从宝鸡市行政中心北面新修的台阶上塬,经过冯家崖村,来到陈仓村东边野地里的党崇雅坟墓前。由于我2002年夏天来过这里,八年之间,新农村建设成绩巨大,楼房林立,道路硬化,真是翻天覆地,焕然一新。然而党崇雅的坟墓竟然比八年前更加破败,坟墓上堆满了残砖碎瓦,枯草被野火点燃,黑灰一片,由于坟墓南边被挖掘铲平,坟墓比八年前“高大”了一些,转至北边,坟墓上赫然出现一个大洞,如井口般大小,我大吃一惊,与党爱民先生详细查看,发现是一个盗洞。盗洞深不见底,周边光滑干硬,上面曾经铺有木版,木板上曾经垫有麻袋片,由于木版朽烂,因此塌陷下去。我清楚记得:2002年夏天时没有这个盗洞。难道是最近党崇雅坟墓又被盗掘?带着疑问,我们在陈仓村进行了采访询问,最后得知可能还是1993年前后坟墓被盗时留下的盗洞口塌陷所致。洞口敞开,雨水灌淋。一代名相,身后凄凉,令人唏嘘伤感,痛心疾首。笔者专题研究党崇雅近十年,发表有多篇研究党崇雅的学术论文,《党崇雅研究》已经于2011年11月由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曾多次呼吁宝鸡地方政府和党氏后裔重视并出资维护整修党崇雅坟墓,虽然党氏后裔曾举行过祭祖活动,然而党崇雅的坟墓仍然如此荒芜,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党崇雅,字衡彬,号于姜,宝鸡蟠龙山村人,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万历四十年(1612)中举,天启五年(1625)以民籍中三甲第一百五十四名进士,初仕河南省南阳府推官,崇祯四年(1631)行取进京任 山东道监察御史,崇祯七年选任四川巡按御史。崇祯末年官至户部左侍郎。甲申之变时任总督仓场侍郎,在北京通州投降李自成,后逃至天津避乱,清顺治元年(1644)七月经天津总督骆养性推荐,党崇雅疏辞不许,在清王朝威逼利诱下,党崇雅迫不得已,进京供职,历任刑部左侍郎,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户部尚书,顺治九年(1652)告老回籍,被赠予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一年(1654)年特旨起用,以原衔补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十二年(1655)再次告老致仕,被赠予太保兼太子太傅,回原籍宝鸡养老。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专门派遣官员捧谕旨至宝鸡慰问。康熙五年(1666),党崇雅病逝。传世著作有《鹃失啼》诗集和序跋数十篇。其儿子党恂如,孙党居易、党居广,重孙党丕显俱著名当时,党居易为官公正廉明,在湖北均州知府和广东南雄州知府任上政绩卓著,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福建按察使。据《宝鸡市志》第1917页,第三十二编“文物胜迹”记载:“党崇雅墓,在宝鸡县蟠龙乡白石沟村,北依塬坡,南面秦岭渭水。现存墓冢为圜丘状,高约3米,底径15米。墓旁白石沟村有移自墓地的石碑一通,为清康熙六年(1667)六月,陕西布政使司分守关西道赵进美奉旨致祭时所立。乾隆十二年(1747)皇帝传旨筑墙围护,现已不存。墓为宝鸡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蒋五宝先生调查研究,党崇雅墓遭受过三次大规模的破坏。第一次是清代道光年间白石沟村在墓西修建五龙山庙,拆毁了乾隆年间修筑的坟园围墙,借用了部分砖石材料;第二次是民国时期在五龙山庙附近修建中心小学,拆毁了党崇雅的祭祀大殿;第三次是1959年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砍伐了坟园的古树做燃料,砸碎了墓园的石刻作为炼铁的辅料。据历史记载:康熙五年,(党崇雅)寿八旬终。敕赐造坟安葬。 谕祭文曰:“维康熙六年六月十八日 , 皇帝遣陕西布政司,分守关西道参政赵进美,谕祭于故原任太保兼太子太傅,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因年老原官致仕,党崇雅之灵曰: 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迹;恤死酬庸,国家之懋典。尔党崇雅:性行端良,才猷敏裕,参赞机务,克有勤劳。乃休养以言归,遂负疴而告殒,朕用悼焉。特颁祭葬,用展哀悰。呜呼。宠锡重壚,庶享匪躬之报;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荣。灵如有知,尚其歆享。”而据毕沅《关中胜迹图考》“党崇雅墓”记载:康熙八年己酉(1669)十二月,入土安葬。葬在宝鸡县蟠龙乡白石沟村。卫周祚撰墓志铭。 
    党崇雅是宝鸡地区明清时代政治地位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历史文化名人。笔者经过多年研究,已经找到很多党崇雅的历史传记资料和著作,他的书法作品也已经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书法博物馆和西安碑林博物馆以及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等处收藏。但由于许多人受封建专制迷信思想误导,对乾隆皇帝把党崇雅等人编入《贰臣传》的政治目的认识不清,仍然以讹传讹,用《党阁老后人卖院子》的故事嘲笑党崇雅及其后人,使党崇雅及其后人蒙受三百多年的侮辱,如今,《党崇雅研究》已经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一切历史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之叹,也是党崇雅之叹。党崇雅晚年在其诗集《鹃失啼》序言中感叹:“曾闻鸟之鹃者,愧德之灵,若遂自亡,化而为鸟,血鸣达旦。余曷鸣乎?惟德不朽,生其具耳,是以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卫武公行年七十,而兴淇澳绿竹之感。原所存出,岂无谓哉?余也按步循墙,讵敢自外于古。不了之生,逼八十矣。视彼五十七十,课行若何?昼为夜息,旦气若何?追昔泣今,此心之悔,翻天覆地,犹然我也。秦人不自哀,谁其哀之。亦曰: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且得一寸心,容此万斛愁。芦灰可止滔水耶?二子能指东南翔雍耶?凿井窥天,倾肝沥胆,卒至竭思。血枯归化,不得结舌无声。人乎鸟乎?向谁鸣乎?故曰:《鹃失啼》。康熙癸卯春月有[意先山人于姜党崇雅题于混沌穴”党崇雅在《鹃失啼》中表达了亡国之恨、失节之悔和丧子之痛,其生平遭遇值得后人同情和理解。党崇雅坟墓的整修也是宝鸡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应有内容,而利用党崇雅的经历和事迹教育后人,进行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也是值得倡导和支持的重要工作。

 

218[转]为什么要研究南明史——毛佩琦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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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研究南明史?

      ——在贵州安龙南明历史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

 

主持人、各位领导、在座各位: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有一个机会向贵州的同志和全国各地的同志学习请教。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研究南明史,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在思考的问题,也是经常受到怀疑的问题。当前我们的国家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中华民族又一次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长期以来,利用坚船利炮的侵略者来到中国以后,中国文化遭到践踏。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文化的强大。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将发挥重大作用。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要回答我是谁,中华民族是谁。我们在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我是学明史的,明朝有270多年的历史,对后来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知道古代才知道近代,知道近代才知道现代,很多现代的做法都是历史惯性的延续。明代历史在贵州很有意思,原来没有贵州,明代才有,明代初期在西南地区只有湖广、四川、云南等名称,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建立了贵州布政使司,表明中原王朝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明朝文化在贵州地区的山乡中仍然能找到,比如安顺的屯堡,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他们是什么人,有人说他们是外地移民,有人说是军队后裔,他们在少数民族聚集区顽强的生活了下来。一方面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和平共处。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大多数是单民族国家,并且各民族组成联邦进行发展,而中国不是联邦,是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融合常常不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但是明朝通过羁縻政策,由土官来管理地方,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特殊的,而且这种模式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明朝文化在贵州具有很深的影响。
   
对于南明文化,我要首先说到南明的界定,南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命名方式。南宋,它的疆域从淮河以南一直到大海,因为北面有辽、金,所以称为南宋。南宋的灭亡是在元朝军队一直打到南方,将南方基本上全部占领了,最后赵是、赵昺跳海而死,宋朝结束了。明朝为什么出现南明,为什么不把最后一个皇帝死的时候叫做明朝灭亡呢?我们现在的中国历史年表将公元1644年作为明朝灭亡的时间。如果按照宋朝的说法,明朝灭亡应该在永历帝死后,那是在永历十六年,即为康熙元年(1662)。那么这段时期为什么称为南明史,甚至长期被称为伪政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南明史的原因。总体说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被曲解的历史。
    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历史,被谁抹杀了?被清朝政府抹杀了。清朝政府不承认明朝残余政权的合法性,宣布自己的合法性。过长江以后的弘光政权,清朝认为是伪政权。它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伪政权,把所有出现的太子都说成是伪太子,它自己才是真的,这都是政治的需要。所以长期以来,这种划分方式在史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说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一个史学家査继佐,还有一个史学家谈迁,翻开谈迁的《国榷》,里面明朝灭亡的时间不在崇祯,而在弘光。这是以史学家的眼光进行划分的,而不是按照政治需要划分的。所以我们在讲述明史的时候也要把弘光加进去,如果不把永历帝的死亡作为明朝的灭亡,也应该至少把弘光帝作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原因有两个,第一,南京是明朝的首都之一。抗战时期,南京作为首都沦陷了,但是重庆存在。明朝北都北京陷落了,可是南京存在。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它和国民党西迁还不一样。明朝是在建国的时候就实行了两京制度,所以南京是合法的首都。朱元璋以金陵为京师,称作应天府。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称为顺天府,以金陵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实行两京制度。而弘光时,南京还没有沦陷,所以明朝也没有灭亡。第二,弘光帝是江南各路明朝残余势力共同拥戴的君主,是合法的。他是明神宗亲近的儿子福王之后,按照宗法制度,他该继承皇位。当皇室正统没有继承人之后,按照宗法伦理,他该做皇帝。虽然在立其为帝的时候存在争议,有的大臣要立其他王为帝,但是在立了以后没有争议,不像后来有鲁王、唐王和永历帝各据一方。弘光帝没有争议,大家都拥戴他,所以此时明朝没有灭亡。因此,弘光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这段时期也应该是明朝历史,弘光之后,才可以说是南明。但是,后来历史书写者把弘光政权作为南明的开始。当代学者顾诚先生写过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南明史》。《南明史》资料详实,叙述清楚,而且它的理念是非常符合实际的。所以我非常推崇顾诚的《南明史》。他把明朝与清朝的斗争、明朝清朝与农民起义军的关系、中国当时的历史走向说得非常清楚。这是在当代明史学家中没有的。可惜顾诚先生已经故去了。在海外研究明史的的学者也有关于南明的著作,一是美国的司徒琳博士,写过《南明史》;二是日本的小野和子的《南明史》。她们的写法与顾诚先生不一样,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角度论述南明的历史走向。所以,学术界对南明历史的关注还是非常多的,也出现了很多著作。我们研究南明史,就是因为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历史,清政府不允许它的存在,说它是伪政权,在史书中史迹和人物都有很多的缺失。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一段被抹杀的历史说清楚。
    南明史又是被曲解的历史。现在一提起明朝,就是黑暗、腐朽、宦官专政、党派之争,皇帝慵懒等等。但是我们想想,明朝存在了270多年,如果一个王朝是充满了黑暗、腐朽、宦官专政、党派之争,那么它能存在270多年吗?显然这种评价是偏颇的。那么这种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是源自浙东学派,也就是黄宗羲这一派,是他和他的学生对明朝做出的评价。在《明夷待访录》中,比如在置相一篇中,他就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废丞相始也。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宦官。黄宗羲为什么憎恨宦官,宦官不一定都是坏的,而且宦官做的不一定是坏事,在明朝历史上,很多宦官都做出过挽救大局的事。比如营建明朝北京城的阮安,下西洋的郑和,土木之变反对南迁的金英等,很多宦官在明朝历史上起到很多的作用。很多宦官奉朝廷之命打击贪官污吏,为什么刘瑾遭到这么多人反对,他上台清丈土地,清查赋税,清查赃物,得罪了很多贪官,最后被推倒了。可是这段历史到了黄宗羲口里,就被抹杀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黄尊素受过宦官的迫害,最后死掉了。黄宗羲将个人的感情融入了里面,浙东学派对明朝末年的历史也有偏见。现在我们再看这段历史,不应该受黄宗羲的左右,应该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同样,弘光政权也是一段被曲解的历史。弘光帝被描绘成一个昏庸、无能、贪图享乐的皇帝,弘光政权被描绘成一个党派争斗,不问国家大事的人掌握的朝廷。可是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这些评价是值得商榷的,如多年前有对马士英重新认识的文章。有句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我们又往往带着成败意识来评价历史,认为谁成功了谁就是英雄,谁失败了谁就会遭到抨击。南明政权是在明末清初各种力量博弈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国历史走向的舞台上存在的。不是说所有的失败者都是小丑,是应该被抹黑的,也不是所有的成功者都应该被歌颂。所以我们要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重新把这些人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给他们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因此,我们要将南明这段被抹杀的、被曲解的历史真实的呈现出来,让我们的国人明白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南明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是值得研究的。

自崇祯帝吊死煤山,顺治帝入主中原起,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几股势力,他们都力图争夺中原王朝的统治权。清朝入关之前的大臣范文程就认为,当时清朝争夺天下,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也就是说明朝当时已经不行了,清朝是与李自成农民军争夺天下。范文程的话勾勒出了以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态势。当时,明朝走下坡路,李自成是新兴的力量,而清朝则是政治经济相对落后,但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有意思的是,当清朝南下的时候,李自成政权的残余势力与南明政权却合流了,这在永历时期表现的最为突出。支持永历政权的许多军事力量都是来源于起义军,如李定国、孙可望。他们为什么要与南明联合起来,是因为民族大义。这时他们争夺天下,其政权名号都有一个字,即顺乎天理,顺乎民意,最后清朝取得胜利,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问题在于这一方向是必然的吗?顾诚先生在他的《南明史》序言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不一定是必然的,很多偶然因素影响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的发展往往错过很多机会。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顾诚先生《南明史》的序言部分,他的思想是非常精彩的。
   
研究南明历史不仅要研究南明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例如政权建设,怎么样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朝政如何架构,对外关系如何处理等等,还要研究南明的斗争对象清朝的历史。要知道当时民族关系提出什么要求,阶级关系提出什么要求。非常有意思的是,南明的历史还涉及到对外的关系,一是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成功在唐王去世后,奉永历为正统,利用永历年号。再一个就是西方文化的传入,安龙的天主教堂就是例证,当时很多后妃得到洗礼,信奉了天主教,这种态势延续了明朝末年的发展态势。明朝末年,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从肇庆登陆,到了南京,一直到达北京,进入宫廷。明朝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态度,是从皇宫到民间这种自上而下的开放态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异质文化也采取了学习的态度。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好像只要西方的就是先进的。

这个结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早已经形成共识,30年前出版的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就讲到了清朝入关时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圈地造成千里无人烟,农民变成农奴,社会经济一百年恢复不过来,剃头令更是对汉族人的侮辱,这是落后的。所以,不能说清朝入关就是要大一统,谁反抗谁就是反动派,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恰恰相反,江南人民的抵抗,南明的坚守是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为了维护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时的反抗是正确的,应该支持。
在偏颇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是非也被混淆了。郑成功、李定国抗清对不对?洪承畴投降是不是就是英雄了?吴三桂是不是英雄好汉?安龙的十八先生墓中,很多的墓碑都是民国时期立的,以国民党为首的当时人都是很尊敬十八先生的,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十八先生的继承者。从孙中山先生开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直接从朱元璋那里引用过来的。明朝灭亡之后,反清运动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孙中山认为自己就是这些人的继承者。这与近几十年许多人对待明朝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这就要涉及到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不是简单地赞赏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那个颠沛流离的政府,而是要为天地留一股正气。当别人压迫你的时候,要保留正气,要抗争到底,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在明末清初这个大关节时期,永历帝只是一个符号,忠不忠于他不要紧,要忠的是中华民族的原则和气节,如果这种气节全没有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部放弃,那么面对任何外侵,都可以投降。有人说岳飞也不能宣传了,因为宋金之间是兄弟,这是国内斗争,这是不对的。洪承畴带着军队在江南劝降史可法的时候,有人就做了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真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进行讽刺。清朝台湾巡抚沈葆桢为郑成功祠题词为开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恨还诸天地,成创格完人。这些都是讲的正气,这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如果把像吴三桂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奉为英雄,我们的民族精神将如何建设?如果说我们近二十年社会中不顾礼义廉耻的现象逐渐增多,是不是一些人与吹捧吴三桂有关呢?大有关系!
 

清朝政权确定后,清朝又给这些投降的人做了评价。乾隆帝令人做了《贰臣传》,把所有在明朝做官、投降清朝的人都归于其中。相反,他要表彰像十八先生这样的忠臣义士,那些忠于明朝,以身殉国的人。如果他不表彰,那么面对外敌谁来忠于清朝呢?鼓励投降,清朝也很快会垮台。中华民族之所以不亡,因为有正气。我们研究南明史就是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舍生取义,坚强不屈。
  
那么靠武力征服的清朝在什么时候成为合法政权的?那是在它实现了三个皈依之后,即从地方造反、破坏大一统向大一统皈依,从萨满文化向儒家文化的皈依,从地方民族政权向中华皇朝正统的皈依。完成了这三个皈依,清朝才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才实现了康熙到乾隆的发展,走上了在内部是辉煌在世界是落后的道路。清朝改变了做法之后,才可以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政权,而不是一开始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在这个前提下,南明政权的反抗是维护汉民族做人的尊严,保护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保护数千年的文化,这种斗争当然是正确的。清朝实现三个皈依之后,则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所以,康熙时期,连明朝遗民黄宗羲也开始称赞康熙皇帝吾皇圣明。所以,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坚持历史正义,要坚持历史逻辑。
  
今天我主要讲了为什么要研究南明史,一是因为这是一段被抹杀的历史,被曲解的历史;二是因为南明史是丰富多彩的。还讲了研究历史要坚持历史逻辑,坚持历史正义,对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偏颇的有害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当前,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民族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段历史研究清楚,把中华民族的正气继承下来,作为我们的财富,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脚步走得更好,更加坚实。谢谢大家!


 

219[转]“贰臣”金之俊与他的“十从十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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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臣金之俊与他的“十从十不从”

   1644年,是中华民族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先是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继而明将吴三桂邀清兵入关。整个神州大地一时间变了战场,一年内江山三易其主。

   于是乎,各色人物也粉墨登场:史可法在扬州城里浴血奋战,阮大铖在南京城里为了功名利禄在百般钻营,钱谦益尚在生与死间徘徊。而此时此刻,在北京城里,却有一位著名的“汉奸”在为民请命。

   此人就是崇祯时任兵部侍郎,又做过 “闯王”李自成的俘虏,降清后曾为清朝制定开国方略,竟然做到了宰相,被时人讥讽为:“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的金之俊。

   金之俊(l 593l 670年)。字岂凡,又字彦章,号息斋,今江苏省吴江县人。金之俊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后历任直隶顺德知府、四川、江西等地按察司副使、南瑞兵备道、督粮道、右佥都御史兼京畿屯田官、昌平巡抚。  

    1644年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得知消息,逃到紫禁城后面的煤山拐脖树上吊自杀。当时金之俊的身份是兵部右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理应带兵作战,直至死亡,而金之俊没有死,当了一名俘虏。李自成没有杀他,金之俊便投降,并受到拷掠(勒令出资助饷),后被授为兵政府侍郎。

五月初二,睿亲王率清军进至京城郊外时,他又最先出城投降,并以原职被任用。

当时的多尔衮正遇上“开国容易治国难”的难题:以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关外异族,入主中原,想要统治文明程度很高的数亿人口的汉人,谈何容易?为了大清的江山,他迫切需要一批有治国经验的汉族知识分子。于是,多尔衮连忙派人将金之俊叫到紫禁城。金之俊对多尔衮说:“我所说的这些事,对满人有利无害,对汉人有益也愿意。如果您能听从我的约定,夺取江南各地也就不难了!”

     正是在这样情形下,金之俊向清政府提出了著名的“十从十不从”的全民投降条件:

    一,男从女不从,即男人服饰从满人衣冠,而女人仍然穿着传统汉家服饰,并不放小脚;

    二,生从死不从,即人死后,仍然可以按汉族风俗;

    三,阳从阴不从,即祭祠鬼神时,仍然沿用汉家风俗;

    四,官从隶不从,即当官的服从,但官员身边的隶皂可以不从;

    五,老从少不从,即老年人服从,少年可以不从,保护少年儿童;

    六,儒从释道不从,即读书人、教书人服从,但和尚与道士可以不从;

    七,娼从优伶不从,即娼妓服从,但演员可以不从,在舞台上演戏仍按原来的规矩;

    八,仕宦从婚姻不从,即汉人做官的风俗服从,但汉人婚姻风俗仍旧照原来汉族的;

   九,国号从官号不从,即国号可改,但朝廷官职的名职仍沿用原来的;

   十,役税从语言文字不从,即劳役、税收服从,但是彼此交流仍然可讲汉语,并且沿用汉字。

  多尔衮听了,全部同意接受。

    此后,金之俊就连连上书诬蔑农民军和京畿抗清义军,建议将民间的兵器、马匹充公,以防止百姓反清,还推荐了一些明朝旧官入朝。在清军攻灭福王政权时,他又积极赞成处死弘光帝、潞王.荆王等明宗室,还亲自监斩了思宗的皇子永王、定王。他也因此而颇受清朝统治者的青睐,先后升他为吏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十分讲究个人的节气,所谓“死是小事,失节是大事”,宁可死也不能失节,提倡舍生取义,取义成仁,千万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明代的官僚,最大的特点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可是,奇怪的是:等满清大军进了北京直至摄政王住进了紫禁城,不仅没有了殉国的,反倒是有不少劝进的。于是,金之俊、陈名夏、冯铨、龚鼎孳一类的汉奸不仅迅即官复原职,而且一跃而成新主子的左右手。大明朝的一介庸臣摇身一变成了大清朝的开国元勋。只能说金之俊们对于为臣之道乃至为君之道是深谙其中三昧的。饱读孔孟之书的金之俊当然知道“变节”是会遭人谩骂、遭人唾弃。对明王朝的灭亡,他也深有反思。从他撰写的明崇祯帝的碑文中可见一斑。

   1653年,满汉朝臣在惩处任珍一案上发生了分歧,顺治便以结党的罪名惩罚了27名汉官,金之俊也受到斥责。次年二月,由于陈名夏的推荐,他被拜为国史院大学士,入相为宰辅。金之俊和陈名夏同是江南人,其经历也相似。关系密切,且常相互吹捧。陈名夏甚至说他俩官同、心同,伤心事也同。  

   次月,陈名夏以“南党”首领的罪名被绞死。为了笼络汉官,顺治帝对金之俊则不但不予追究,还加爵为少师兼太子太师,晋太保,又加太傅。他由于总是担忧会大祸临头,曾屡次要求辞官,并于1662年允准回

金之俊背明降清的行为,受到江南士人的唾弃。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他是恨之入骨,骂他“大汉奸”。

   1662年(康熙元年),告老还乡回到了吴江家乡后的金之俊还一直受时人痛骂。只能生活在一片鄙夷声中。

  苏州人对他背明降清的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很是鄙视。金之俊告归后在苏州城里营造一座“太府第”,后街取名为“后乐”,前巷取名为“承恩”。人夜里在他家大门两边张贴对联:“后乐街前长乐老,承恩坊里负恩人。”刚揭了几天,又有人在他宅门上张贴对联挖苦道:“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不久,又有人张贴对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悌忠信义礼廉无耻。”

   连他的家人也对他很厌恶。

   他的夫人在他降清后就与之分居,并拒绝接受清朝的诰封,到死也不原谅他的失节。有一次在吃饭时,他居然向其侄儿大谈忠孝。侄儿反唇相讥道:“监斩二王(指思宗二子永王和定王)也算是忠吗?”驳得他哑口无言。

  由于他名声太臭,连清朝官员也看不起他,更不愿庇护他。

  所以,当他请求地方官衙追查他门上的匿名对联时,官衙就敷衍拖延,不了了之。后来,又有人向他投匿名帖,挖苦他“赃私暧昧”,他又要求总督郎廷佐加以追究,反遭训斥,说他小事大作,朝廷还削去了他太傅的官衔。

 直到清乾隆皇帝时期,乾隆将金之俊划入《贰臣传》。

  1670年,金之俊顶着“贰臣”的帽子和无数的骂名辞世。


 

220[转]历任明清两代吏部侍郎的沈惟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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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任明清两代吏部侍郎的沈惟炳
                                  (刘少峰)
    沈惟炳,字斗仲,明神宗万历进士,孝感县(包括现在的孝南区、孝昌县和大悟县西部)人,做过给事中,明崇祯(1628年)时任工部右侍郎,后转左侍郎,调吏部左侍郎。清初无锡计六奇撰的《明季北略》第二十二卷载,沈惟炳,湖广德安府孝感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进士,官吏部左侍郎。
   孝感一些方志专家认为,沈惟炳不是孝昌县丰山人,而是洪乐乡隔溏堡由义会二屋沟村人,他隐退回家后,迁居于今天闵集的港叉楼,至于说他是丰山人,是因为丰山那里的沈家子弟都是沈惟炳的后裔,因此误认为他是丰山人。
   《明史》卷241载:“帝责纪(王纪,字惟理,芮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陈状,遂斥为民。以侍郎杨东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狱三上三却。给事中成明枢、张鹏云、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为发愤,摭他事连劾东明。卜年获长系(长期囚禁),瘐死,而东明(注:杨东明,虞城县利民镇马楼人,字启昧,号晋庵,别号惜阴居士。生于明嘉靖二十六年,卒于明天启四年,终年七十七岁。)遂引疾去。”明代给事中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监察六部,纠弹官吏,沈惟炳任给事中,担当起“言官”的重任。
   《明史》卷243载:“南星(注:即赵南星字梦白,号鹤侪,今河北元氏)遽引罪求去,忠贤(指魏忠贤)复矫旨切责,放归。明日,攀龙亦引去。给事中沈惟炳论救,亦出之外。”沈惟炳因直言相救东林党人,也被流放到外面。
   《明史》卷256载:给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复劾克缵(注:指黄克缵)。先是,帝宣谕百官,明言选侍殴崩圣母。及惟炳疏上,得旨:“选侍向有触忤,朕一时传谕,不无过激。追念皇考,岂能恝然(冷淡)?”据黄国宏先生的《黄克缵与“明宫三案”》一文载,泉州紫云衍裔黄克缵,因其曾5次任尚书,人称“黄五部”,以为人正直,任事敢言著称。万历年间,黄克缵在刑部尚书、兵部尚书任内,朝廷发生“三案”(谋杀太子的“梃击案”,光宗致死的“红丸案”,光宗死后的“移宫案”)纷争。在剧烈的政治漩涡中,黄克缵“清强有执”,不向权贵低头,表现了良好的品质。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530)中午,一名30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明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击伤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一时呼喝声、喊叫声,连成一片。内官韩本用眼疾手快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这就是明朝有名的“梃击案”。“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病重,李可灼进献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死去。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唆使下毒,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其间,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连坐罪死者众矣。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粒“红丸”竟要了皇帝朱常洛的命,酿成了明末三大疑案之一:“红丸案”。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为泰昌元年,宠妃李选侍照顾皇长子朱由校迁入乾清宫。不到一个月后,光宗死于红丸案。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欲居乾清宫,企图挟皇长子自重;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此事件史称“移宫案”。此案议论颇多,后来成为派系斗争的代名词。其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并称“晚明三大疑案”。天启皇帝朱由校由于其父泰昌帝朱常洛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之上,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临终前遗言:“我与西李(即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在复杂的官场斗争中,沈惟炳弹劾黄克缵不能严格秉公执法,查清案件,这的确有些冤枉。
《明史》卷253载:国观先附忠贤,至是大治忠贤党,为南京御史袁耀然所劾。国观惧,且虞挂察典,思所以挠之,乃劾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言:“两人主盟东林,与瞿式耜(注:瞿式耜字起田,号稼轩、耘野,又号伯略,汉族,江苏常熟人,明末诗人、民族英雄,南明政治人物。崇祯一朝官至户科给事中。)掌握枚卜(枚卜:明代专指选大臣为大学士,入内阁主事)。”《明史》卷258又载:“于是都给事中薛国观以己亦珰孽也,遂讦誉卿及同官沈惟炳东林主盟,结党乱政。”这里记载了东林党人沈惟炳与宦官魏忠贤之间的复杂斗争情况,其实,沈惟炳并不是东林主盟。
   魏忠贤少年时原本是一个无赖,万历时因赌输自阉入宫,事中官魏朝,得识熹宗(朱由校)乳媪客氏,并与之私通。明熹宗即位(1621年)时,客氏封奉圣夫人,而魏忠贤任司礼秉笔太监,以善导帝倡优伎乐及狗马射猎得帝信任,命兼掌东厂。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由此权势日盛。
   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明代党争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英宗朝以后,宦官势力的膨胀,干预政治的能力遂滋长。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之争。
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在顾宪成罢官同年,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入阁成为大学士,几年后任首辅,他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此外,朝中官僚组成的东林党的反对派还有“齐党”(以党魁亓诗教籍贯山东而得名),“楚党”(以党魁官应震﹑吴亮嗣籍贯湖广而得名)。以及“宣党”﹑“昆党”等﹐也都是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浙党势力最大,齐党﹑楚党皆依附於它,联合攻击东林党,以排除异己为能事,故合称“齐楚浙党”。双方从争国本开始,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持不下。光宗死,李选侍居乾清宫挟太子欲把持朝政,杨涟说服朝臣,挺身而出,闯进乾清宫,拥太子即位,并逼李选侍移出乾清宫,安定了朝局。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的地步。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不觉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执掌了朝政大权,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形成了强大的力量。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遍布各地的特务网络,那些说了魏忠贤坏话的人,很容易就招致杀身之祸。朝中巴结魏忠贤的人也越来越多,魏忠贤也被人称为“九千岁”。
   阉党的行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痛恨。杨涟(广水人)上书陈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反而被罢官,从此,魏忠贤就对东林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缪昌期等人(后来这5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前6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1626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在党争之中,沈惟炳难免要受到诬陷。
《明史》卷305载:“给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谏,忠贤皆矫旨诘责。”立枷是明清时代的刑具,又称为站笼。它前面长,后面短,长的一端触地。笼上有口卡住囚犯颈部,昼夜站立,直至死去,也有的先在脚下垫物,套定卡住脖子后再撤出垫物,致囚犯悬空窒息而死。它常用于处死钦定的案犯,犯人只能站不能坐,有的狱吏将其高度降低三寸,使囚犯站不直,只能稍微屈腿勉强支撑。明沈德符《野获编•刑部•立枷》:“近来厂卫多用重枷,而最毒则为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绝。”《明史》载:“忠贤领东厂,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数日即死,先后死者六七十人。”沈惟炳反对魏忠贤用立枷刑,就直言向上谏阻,和其他人一起弹劾魏忠贤。
崇祯帝即位(1628年)后,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崇祯帝将魏中贤安置到凤阳,不久,下令逮捕法办,魏途中闻讯自缢死。
   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注定了明王朝的灭亡命运。清吴乘权等辑的《纲鉴易知录》载:丙午,寇(注:李自成部)攻城,炮声不绝,流矢雨集,贼仰语守兵日:“亟开门,否且屠矣。”守者惧,空炮向外,不实铅子,徒以硝焰鸣之,犹挥手示贼,贼稍退,炮乃发。贼驱居民负木石填壕,急攻;我发万人敌大炮,误伤数十人,守者惊溃,尽传城陷。阖城号哭奔窜。贼驾飞梯攻西直、平则(今北京阜城门)、德化三门,势甚危急。太常少卿吴麟征累土填西直门,因单骑驰入西安门,吏部侍郎沈惟炳守门,曰:“内守有宦寺,百官不得入,奈何?”麟征排门而入,太监王德化语麟征日:“守城人少,奈何?请增益之。”据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载,明朝守卫京城的三大营溃散。大顺军缴获明巨炮轰城。城内防守力量薄弱,士气不振。大顺军猛攻西直门、平则门(阜成门)、彰义门(广安门)等处。守城明军在城上避而不战,迁延时日。十八日,农民军与城外的百姓填平濠沟,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明守军士兵拒不与农民军作战,只向城外放空炮,或挥手让农民军避开再行射击。大顺军命令少年组成的“孩儿军”攻城,砍倒杨树作云梯,手持短刀爬城。守城明军狼狈奔逃,或脱下军服,丢弃武器投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战管教嬴;只消出个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沈惟炳即使“守门”,也难抵明王朝的覆灭,崇祯帝见大势已去,登上万岁山(煤山,即景山),在一棵槐树下自缢而死,至此,明朝灭亡。
   1644
年,崇祯帝的尸体就停在富可敌国的沈家内堂,因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沈家有深交。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助筑南京城、积极纳税等公益性、合法性活动和后来备受打击的遭遇,一直为人们传诵与同情。孝感市的《澴川沈氏宗谱》载,沈万三兄弟共六人,父为沈黼朗;沈氏兄弟六人各有不同际遇;沈万三以次子宗卿出嗣弟弟万四,并改名承祀,承祀生观。沈观即为湖北孝感沈氏始祖。距沈万三已250余年的沈惟炳将沈万三作为自己的先祖,采入了自己撰写的族谱中。因为沈家与皇家的多层关系,所以,沈惟炳坚持以明礼为崇祯帝守灵下葬,他虽未忠于国家,但为崇祯帝尽了孝道,也算是尽了一个臣子的职责。
   沈惟炳在东躲西藏后,被清军逮捕了,和其他被捕的崇祯朝官吏们一样选择了臣服于新的统治者。虽然投降了满清,但沈惟炳却时时都能感受到清庭对他们的戒备、防范和压制,所以,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1644
8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写了《七绝》奏上:
欲伐南明为盛事,
当前首要固根基。
还应急聘收人望,
再入山东与陕西。
   满清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如何治理天下还不太懂。这首诗里,他表明了对清庭如何“固根基”的看法。
   《孝感县志•艺文》(清光绪十一年修)载沈惟炳《登大悟山诗》云:“积雪千寻界紫霄,山灵策我上扶摇,苔花绣石堆云锦,枫叶经霜剪绛绡。槛外秋云生大别,望中风雨过南条,雁堂柏子无消息,万壑天箫吼暮潮。”大悟山位于大悟县芳畈镇南部,他的这首诗给孝感的山水增添了灵气。
他和儿子沈宜始修了《澴川沈氏宗谱》。族谱卷首有叶向高所作的《创修谱序》称:“今年七月,高予告归,将戒行,斗仲来饯,携族谱一箧,问序于余。”文中“斗仲”者,指的是沈惟炳。叶向高(1559年-1627年)是明朝政治人物,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任首辅。他对沈惟炳给予很高的评价:一是为沈惟炳的“采访”的客观性鼓掌叫好,表扬他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是“实话实说”,二是将沈惟炳的撰谱工作提高到修史高度,号召人们以“实话实说”精神,修家谱、撰国史。
   1883
年的《孝感县志》载,(沈惟炳)清仍为吏部左侍郎,掌部事,顺治二年(1645年)得谢归家,曾修陡岗埠石桥。戊子(1648年)九月卒。
   沈惟炳之子沈宜,字大悟,清初贡生,官推官,著有《北辕闲吟》、《青云堂》、《税古堂》、《卧紫山房》等集。


 

221[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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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彭明)

   人物传记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著《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大部分是人物传记。人物传记虽然不能代替全面的历史研究。却能使历史研究大为丰富、深入而具体。

   近年以来,国内外史学界都很重视人物传记的研究。在国外,一些史学家和学术界人士不仅重视当代世界名人传记的编写,而且也致力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四巨册,收入我国辛亥革命以后各方面有名人物的传记共五百九十五篇,约一百四十万字。我们且不论其观点和倾向性,也不论其科学性和史料价值,单从它所涉及的人物之多,就可以窥其对传记研究的广泛和重视了。

   在国内,传记研究也很兴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撰写《人物志》,计划编写约一千人的传记,现在已写成的约二百人,第一集已经出版,第二集也即将出版。1979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由一些大专院校教师组织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提出了人物传记稿五十多篇,包括即将完成和计划完成的,当达到一百多篇,已经完成的稿件将分期分批出版。此外,各出版社近年以来还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传记的专著,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便是反映较好的一种。

中国现代史人物传记的编写,也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近年以来,出现的有关人物传记的小说、戏剧、电影,为数不少。著名作家秦牧同志在纪念朱德同志逝世周年的文章里,热情洋溢地写到:“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卓越的革命人物,他们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经历,各个以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为经,而以他们个人和群众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为纬,织成了一幅幅灿烂夺目的锦缎似的长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多么需要传记文学!)”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和史学本是一家。司马迁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的作品既属史学,又属文学。我们相信中国现代传记史学和传记文学一定可以相互推动而兴盛发展。

   但是,在各种传记的写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应注意的问题;同时,在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中,也遇到了如何运用传记资料的问题。因此,仅就这类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粗浅体会。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订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占有材料,弄清历史事实,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弄清历史事实,才能准确判断。要弄清事实,不仅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还要对材料进行分析,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订工作。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为史实错了,立论也就不可能正确。例如,在近代史上,曾有资产阶级学者根据伪造的石达开的几首诗,评论石达开的思想如何、诗才如何等等。因为材料是假的,评论也就一无可取了。再如,国民党反动派曾于1932年2月中、下旬的上海各大报上连续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启事”,对周恩来同志进行诬陷(参看《革命文物》1980年第1期)。如果我们信手拈来,不辨真伪,就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考证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

历史材料不外来源于二:文献和口述。两类材料,应以文献为主,口述为辅;在使用口述材料时,最好和文献互相印证。因为回忆材料(特别是亲身经历)固然可贵,但因事过境迁,或因记忆衰退,或因角度不同,往往多人回忆一事,而互有出入,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说,十三名参加者,除早期牺牲的烈士外,差不多都有了回忆。但从这些材料来看,不仅不同人的回忆不相一致,就是一个人的不同时间的回忆,也前后互有差异。因此就必须再查证文献资料,才能解决问题。

   立传以前,先编《年谱》,是一个好方法。在我看过的各种《年谱》中,以梁启超年谱(《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那种编法用处较大。它把谱主的言行、著述,包括公私信件等所有资料,都按顺序逐年逐日的排比出来了,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我们尽管也可以不同意编者的观点,但是其方法却很值得借鉴。总之,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做法:“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必须纠正所谓资料和考证工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事,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研究理论就行了的错误观点。理论如果不以史实作基础,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空中楼阁。我们看马克思是如何写《资本论》的,就知道上述说法是如何荒唐可笑了。

列宁在评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马克思写作也是这样,他从不满足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寻根究底,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马克思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参见拉法格:《忆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大师们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要分析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和各种社会条件。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了。但是,他何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就需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

   论者往往都指出了这一事实,即: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人们不禁要问:梁启超、朱执信等在辛亥革命前留日期间也接触过马克思学说(梁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朱在1906年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就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他们那时何以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要探讨多方面的因素,但首先还是需要从时代条件上来分析。

   列宁在1912年所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分析孙中山的学说时指出:“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

   这就是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需要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加上李大钊的一些个人条件,如:在日本接触马克思学说较早,有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朴素的辩证思想,等等,因而他在十月革命后才能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是历史的老问题了。我们当然是应该首先肯定前者,其次才谈得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三,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处理好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时代的需要,也就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凡是符合时代需要而有所作为的人,都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而不脱离他们的人。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就曾说过:“若华盛顿,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然一华盛顿、一拿破仑倡之而无百千万亿兆华盛顿、拿破仑和之,一华盛顿如何?一拿破仑如何?其有愈于华、拿二人之才之识之学者又如何?有有名之英雄,有无名之英雄,华、拿者,不过其时抛头颅、溅热血,无名无量之华、拿之代表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50—351页)

   1956年6月,邓颖超同志在和作家韩素音的一次谈话中,把中国人民比作大海,把领导人比作浪头上的“白色泡沫”,“大海生下这些白色泡沫,负载着这些白色泡沫,这些白色泡沫常常更生,但是如果没有大海,这些白色泡沫就不存在了”(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一部,香港南粤出版社1974年版,第1页)。这个形象的比喻,深刻地说明了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历史上有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正如迅速消失的“白色泡沫”一样,只是昙花一现!而那些永远不脱离人民这个大海的人,却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永葆青春,万世流芳!

   正确评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评价历史人物要具体地分析人物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

    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周恩来同志在1949年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学习毛泽东时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泽东同志本人也说过,他早年信奉过康有为、染启超的思想,并说在一定时间内,“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大体都经过了这么三个阶段民主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的体会,一条是拥护十月革命,一条是“朦胧”地向往着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朦胧”,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后者甚至是主要的。像毛泽东、周恩来等当时都接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只是从1920年开始,他们才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成长,要比他们早一些,大约在1919年5月前后,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李大钊也经过了上述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十月革命后到“五四”以前,他也只能算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把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

    我们有些传记作者往往把人物简单化了。只要是正面人物,几乎从幼年时代起都是“天才”,都是“神童”,造反精神都很强,都是百分之百正确。而一旦被打倒,又全部皆非。这种写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事物是复杂的,一个人物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像徐老(特立),十五岁时曾跟和尚学过佛经,还一度产生过皈依佛教、出家为僧的念头。但他很快抛弃了这种思想,以后又经过了多方面的生活道路的实践,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徐老自己曾说:“随着复杂的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面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六十自传》)我们撰写这些老革命家的传记,就应该把“多方面的不固定的”、“总是前进的”这样的特点,如实地反映出来。

   一个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也不等于说思想完全正确了。他的思想认识,仍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五,评价历史人物不要回避和篡改历史事实。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从这个社会生长出来的革命人物,也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些史实,我们不应回避,而是要去科学地说明。例如,李大钊早年怎样去日本留学和怎样到北京办《晨钟报》(后改《晨报》)便不能不提到研究系的汤化龙。又如李大钊在北方怎样利用吴佩孚开展工作,便不能不提到吴的幕僚白坚武。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在涉及到这些人和李大钊的关系时,往往略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好象讲清楚了就有损于大钊同志的声誉。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大钊同志虽然早年和这些人有过关系,但很快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呢?讲清楚了,可以使人从中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相反,则使人们只看到一些偶然的现象,而无法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

   尤有甚者,我们一些同志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文章中夹杂有错误观点时,往往表示惊奇,因而大加斧凿。有的文集编者,在删节了原文后,甚至连删节号都不保留。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历史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上说得清楚的。有些问题,也不是什么错误观点,只不过是客观史实而已。例如,李大钊在1918年所写的著名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于列宁的名字之后,也提到了托洛茨基,这有什么可怪呢?因为托洛茨基是当年苏维埃红军的负责人嘛!如此等等,还是以保持历史原貌为好,后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民日报》曾转载过江西同志的一篇文章,呼吁:请勿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讲得是很对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包括资料、档案工作者)是否可以这样相约:对待历史文献,除作者本人有权修改自己的文章外,任何个人不要擅自更动。编者如果有话要说,可以采用说明或注释的办法表达。

   封建史学家有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史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无数革命先烈、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也是我们的尊者、亲者、贤者;但,我们却勿须讳言,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我们历史地分析了这些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缺点、弱点甚至错误,并说明他们是如何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前进的,使这些人物更加可亲,更加可尊,更加可学,这有什么不好呢?

第六,评价历史人物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而是要通过现象,看出本质。

   以李大钊《狱中自述》为例。从现象上看,这似是一篇“供状”,其中不仅讲到本人历史和回答了法官的若干问题,最后还有望“宽大处理”的字样。“四人帮”正是以此来攻击大钊同志并要把他打成“叛徒”的。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细读《自述》,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得出和“四人帮”完全相反的结论。只要指出以下三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1)李大钊虽然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但只是亮出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公开身分,丝毫没有提及在共产党中的身份,甚至连是否共产党员也只字未提。

  (2)在约三千字的《自述》中,回答了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寄居于庚款委员会、联俄问题、中俄有无密约、经费问题、左右派问题、工人有无暴动计划),但没有一字一句是暴露组织、泄露秘密和损害同志的。回答内容完全是应付敌人的,因此使敌人从《自述》中毫无所获。

  (3)至于望“宽大处理”的词句,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当时和李大钊同时被难者共二十人,其中多数为青年学生。李大钊为了掩护和救出这些青年,在《自述》的最后讲了下面一段话:“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自己把责任担起来,牺牲个人,掩护同志,这能说是“叛徒”行为吗?恰恰相反,这段话正好显示了李大钊同志的高贵品质。现在,革命博物馆已经把《狱中自述》公开展出。我认为这样很好,是非自有公论,也是对“四人帮”那样垄断资料、信口雌黄的一种有力批判。

   在历史人物中,这种现象,恐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评价,而不能象“四人帮”那样断章取义,抓住片言只语,随意加人以罪名。

第七,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要苛求,也不必溢美。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曾说:“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这段话可用作评价其他历史人物的通则。因此,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指责他们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而要根据历史条件,看这些人物比他们的前人有了哪些进展。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对历史人物不要苛求,但也不要溢美。溢美,便失去了真实。这种毛病,容易发生在对一些正面人物的评述上。认为大方向没错,渲染、夸张一点,也没有什么。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工作者所应采取的态度。

    因此,我们的传记作者,对于有些未经查实的传说、回忆和某些文字记载,即使很形象、很光彩,作为文学作品可以写,但作为科学的历史还是以先不写为宜,待查实后再写。文学作品允许写出可能发生而不必实有的情节;而历史著作只能记述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不允许想象和夸张。

第八,评价历史人物要进一步拨乱反正。

   在“四人帮”猖狂的十年里,不仅制造了大批的冤案、错案、假案,而且对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歪曲和诽谤。在评价历史人物上拨乱反正,还是需要一番艰苦的斗争的。

“青史凭谁定是非?”这是一百多年以前,林则徐在遭到投降派的阴谋陷害后所发出的感叹。一百多年后,受到“四人帮”陷害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志,仍然有着这样的感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老同志在听到有人要给自己的战友写传时愿意倾囊相助的原因。看来,继续清除“四人帮”的流毒,为广大的革命烈士和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物树碑立传,还是一件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的任务。

第九,评价历史人物要顾及全面。

   我们不仅要给正面人物立传,也要给反面人物立传。司马迁著《史记》,就写出了各个方面的人物,既为帝王将相贵族等上层统治人物作传,也为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商人、俳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作传。

   四十年代,毛泽东在提倡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也是号召要编出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要从多方面去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因此,我们评价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物,不仅要写出革命史上的烈士,也要写出清史、民国史上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得有成绩了,一部可读的中国近现代的信史就不难出现了。

   评价正面人物易于溢美,而评价反面人物又易于简单化。这也是需要注意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不能是千人一面,要写出人物的特点。袁世凯不同于慈禧,蒋介石也不同于汪精卫。

   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有过许多前后期变化很大的人物,有的由好到坏(如陈独秀),有的由坏到好(如杨度)。有的甚至更为曲折和复杂。对于这样一些人物,我们更要谨慎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其本来之是,非其本来之非,功就是真正的功,过就是真正的过,既不因功而掩盖其过,也不因过而抹煞其功。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学才可能成为科学,而不至于像实用主义者那样,把历史弄成可以随意打扮、随意涂抹的女孩子。

第十,编写和讲解人物传记要寓论于史,力求形象化。

   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是具体的。我们的人物传记和课堂教学,也应该生动具体地反映出来。司马迁著《史记》,不是给人物写履历表,而是塑造形象。他掌握了大量的真实可靠的材料,抓住几个典型,用生动的语言,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因而使人们久久不能忘记而千古流传。从这些形象的记载中,使人们也清楚地看出了作者的观点:有褒有贬。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寓论于史。

   写人物自身的活动应该形象、具体、写背景材料也应该形象、具体。苏联早期曾出版过一部巨著:《苏联国内战争史》,是由高尔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基洛夫、日丹诺夫、斯大林担任总编辑的。这部书既掌握的原始材料齐全,叙述、分析得又具体、生动。例如,它是怎样写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国内形势的呢?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一九一七年深秋时节,战壕里潮湿而泥泞。前线上的几百万兵士咒骂临时政府而愁郁地想道:难道还要在战壕里过第四个冬吗?在乡村里,夜间常有焚烧房屋的火焰,照得满天通红。警钟雷鸣不已。劳动农民既丧失了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里获得土地的希望,乃焚烧贵族庄院,夺取土地,瓜分农具。在城市中,工人罢工风潮相继而起,好像怒潮中的波涛,继长增高。列宁所预言,所期待,所准备的新革命日益接近了。”(《苏联国内战争史》第二卷,第一章。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4年版。)

   你看!短短不到两百字,把战士、农民、工人等社会各阶层的动态,都刻画出来了,简洁明了,具体生动。一般说来,写人物传记,对于尽人皆知的教科书上的背景材料不宜枯燥的罗列过多,而应画龙点睛,学习上述的那种写法。


 

222[转]年谱:知人论世的简明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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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谱:知人论世的简明档案

   年谱是史籍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是人物研究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源。近年来,大量出版的近现代人物年谱,参差不齐,引发了学界对年谱的学术价值、撰写原则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话题嘉宾

  来新夏 教育部古委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散  浙江大学教授

  印永清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周一平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主持人

  黄月平

  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

  主持人:年谱作为古老的历史典籍,至今方兴未艾,尤其是近现代,年谱层出不穷,不断涌现。那么,年谱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历史体裁?它有什么特征?

  来新夏:年谱是史籍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但和一般的传记有所不同,一般的传记主要纪传主的生平大要,而年谱则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叙述谱主一生事迹。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它杂糅了纪传和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记、行状等体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体的。

  印永清:年谱是研究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年谱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实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年谱这一历史文献体裁始终为学界所重视。各朝各代均有人在修撰年谱。年谱在我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唐人的年谱情况不明,而宋人所编的年谱却不少。由于年谱的重要性,在中国古籍中它与方志、家谱一样,是图书馆参考咨询最重要的文献源之一。

  年谱是人物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是检索人物一生活动的简明档案,可以理清许多复杂的线索

  主持人:作为一种史学著作,年谱的作用有哪些?

  来新夏:年谱的作用主要是史料价值,不外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为历史人物的生平提供资料,使已有传志但却简略的人物资料得到丰富补充;为没有传志的人物则填补了空白。二是为论史、证史提供论据。年谱是一种人物传记,它记述了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某些评论。有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传志比较简略,如仅记仕历,或有重点地选记。而年谱则记其仕历的逐步过程,并记及宦海浮沉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可以借此了解到这一人物在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和派系关系。至于一些文人学者的年谱,大多是经过撰者研究探讨,比达官年谱的单纯排比事实,更为有用。它可以借此了解谱主进学的程序、用功的标准、遗著佚作的梗概、师友的渊源等等。清代史学家章实斋说:年谱之作,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而已。当代闻名史学家吴泽说:余治史六十多年,深知年谱于史学研究之重要。早年尝读先贤年谱,常叹其考订事迹之祥,引经据典之专,排订年月之细,非它书能比。

  印永清:年谱是历史人物一生的简明档案,有些年谱长编实际上就是个人资料的数据库。年谱为人物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实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年谱收集了有关个人最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理清人物活动的许多线索。人物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更是弥足珍贵。而年谱对于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显得重要。钱仲联先生说:年谱是否精善,关键在于对材料是否多方考信,详瞻精确。大多数年谱都努力这样做了,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方便。

  散木:如果要对一个历史人物(谱主)作出正确的判断与科学评价,研究者既需要准确的宏观把握,全面地、深刻地了解其活动的时代和环境,同时又必须作细致的微观考察,详尽了解其身世、经历和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因此,就必须首先参考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一部翔实可信的年谱,这也就是说:年谱是人物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年谱对其他人物或社会历史事件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持人:年谱除了对谱主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外,对其他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研究还有什么作用?

  印永清:我们知道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变化总是与人物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从许多人物的活动中,我们可以充分把握历史事件发展的脉络,年谱正是从事件的各个角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原来面目。从人物的一系列活动中,我们又可以从一个侧面把握社会概况。因为人物活动于社会大舞台,是组成历史事件的基本元素,所以年谱实际上又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缩影,反映了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反映了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广阔场景。举一个例子,盛宣怀是近代洋务运动中最为活跃的人,一生经历丰富,有关他的资料多而复杂,要做好有关盛宣怀的研究,用他的年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例如夏东元先生编撰的《盛宣怀年谱长编》,就包含了以下三方面资料:一是盛宣怀的档案资料,俗称盛档,其中大多是盛氏的亲笔稿件,其内容几乎涵盖了盛宣怀一生;二是政府机关团体有关材料;三是涉及盛宣怀的相关人物的资料,如李鸿章等一批洋务运动主要人物的材料,不下数千万字。还收有许多与谱主相关人物的材料,反映了当时政经各界的情况,如郑观应与盛宣怀过从甚密,几乎所有有关盛宣怀经商的史料,皆涉及郑观应。这部《盛宣怀年谱长编》中即收入上百封郑观应未公开过的信函,此谱可谓也是研究郑观应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史料。

  近年来,近现代人物年谱的编纂和出版相当繁荣

  主持人:近世人物年谱是非常重要的近现代史研究资料。能否简要概况一下近世人物年谱的发展状况?

  散木:近世人物年谱,其优秀者,一般而论,取自各类文献,往往史料宏富,不仅征引有谱主的各类著译,更荟萃有其大量的佚文、手稿、书信等稀见资料,以至于相关的国内外档案、大型资料汇编、近代报刊、文集、日记、年谱、杂记、碑传、碟谱、研究论著等,所谓旁征博引,无一字无来历,这为人物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近世人物的年谱,晚清以及北洋、民国时代的政治人物,已有曾国藩、李鸿章、段祺瑞、冯国璋、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年谱。在思想和学术人物中,中华书局和齐鲁书社此前曾有清季人物的年谱丛书,台湾则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和《清末民初史料丛书》中的众多人物年谱。

  当代,由于各类研究更加凸显了历史活动主人公的人物,人物年谱的编纂和出版尤为繁荣。如以类别而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导师中,近年又增添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思想年谱》(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在共和国领袖的年谱中,则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今年将隆重问世。这部年谱的出版,将填补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此外,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董必武、张闻天、聂荣臻、陈毅、粟裕、博古、王稼祥、吴玉章、张云逸等也已有了年谱,对党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所争议的党史人物,如《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国焘传记和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也是党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重要读物。

 

领袖人物年谱也要客观记述其生活经历、生活面貌

  主持人:人物年谱的编纂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来新夏:年谱实是为人树碑立传的。年谱的写作当然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绝大多数的年谱都基本按此要求编写。编者在写作时,有事即载,无事即阙,有对写对,有错写错。

  周一平:在中国传统的年谱编纂中,记述谱主的生活经历、家庭情况是比较详细的。但在中国党史人物年谱中,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年谱的编纂中,记述谱主的生活经历是较少的。中共党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作为政治人物,在其政治生涯多着笔墨,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不仅是政治中人、革命中人、社会中人,也是生活中人,也有七情六欲,编纂年谱既应记述中共党史人物的闪光思想、革命实践、丰功伟绩,也要客观记述其生活经历、生活面貌,这是实事求是、全面研究历史人物、记述历史人物的应有态度,也是全面研究、反映历史人物思想情操所必须的,更是把被视为神一样的不平凡的人还原成凡人所必需的。

  另外,年谱作为一种存史资料,引用的资料一定要注明出处。记述不说明依据,引用资料不说明出处,不仅不符合学术规范,也无法让人验证记述、资料的准确性,也就降低了记述、资料的可信性、真实性。《毛泽东年谱》就有记述不注出处的例子。如《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记1932420入漳州城:红军部队举行入城典礼,毛泽东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随队入城。没注出处。而《走出困境中的毛泽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记:毛泽东似乎并未刻意修饰自己的装束,他还是穿他那件宽大的青灰色军装,头戴草帽,骑着一匹黄色的军马,随着队伍缓缓地进入漳州城。也没注出处。一说头戴凉盔帽、骑白马,一说头戴草帽、骑黄马,孰是孰非,怎么查?就令人怀疑《年谱》记述的正确性,也无法让人来验证《年谱》记述的正确与否。

  年谱的编纂因材料取舍、视野宽仄、对具体人物的评价尺度不同而产生相应的争议

  主持人: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其年谱的编纂会面临哪些问题?

  散木:当然,由于近世历史的复杂,历史人物也大多具有复杂性,随之年谱的编纂也因材料取舍、视野宽仄而修订无期,甚至会因为对具体人物的评价尺度发生变化而产生相应的争议。如笔者曾就《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发表感想(《读年谱》,《读书》2006年第2期),即撰者标榜编纂体例,是意在钩稽谱主的一生行迹,因而列举事实,一般不加评论,之所以如此,是希望能够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探讨和理解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历史大翻覆之际的痛苦抉择,而不是一味地去加以苛责。笔者据此展开议论,有论者如谢其章先生也以为:龙榆生是学界公认的词学大师,又非常不幸地在那场历史大翻覆卖身事伪,终于成为像周作人一样的惜其不识相的文化名人,连累得一批真心喜欢他们学问的人在议论他们时,总要花费心思在学问道德之间斟酌最适合的词句,以至于我在读此类文章时私心里常常忘记了基本事实而被作者煞费苦心经营出来的鸣冤抱屈之词句暗暗叫好。薛冰先生则以为此部年谱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对谱主的崇仰怜惜之情,甚至鸣冤抱屈之词。(《任抛心力作词人》)而所以如此,则是编者年轻,缺少人生历练,被龙氏自己所描述的痛苦抉择所迷惑,于是有此误解。此后编者作出了回应,如此,年谱的编纂和修订就成了必要的学术讨论,更加深化了主题。

20090615  来源:《北京日报》


 

223[转]南明首辅马士英:被《桃花扇》误塑为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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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明首辅马士英:被《桃花扇》误塑为汉奸

有些史书上说马士英是降清后又与明军暗通关系,才被杀的。《明史·马士英传》结尾也附了这种说法,聊备一说而已。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此论应不失公允。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9年第1期 作者:王尧礼

名著的力量真是难以估量的。一出《桃花扇》,就将马士英、杨龙友这两个贵州人活生生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剧中人物偏又与历史上的人物不尽一致。于是,也就有不平之士要拂去这些人身上的尘埃了。

活跃在明季的贵州人中,从官阶上看,马士英是最高的,他做到了南明弘光朝的内阁首辅(宰相),但由于他引荐、重用阉党余孽阮大铖,使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权迅速腐败,仅一年时间就土崩瓦解了。因而时人及后世以“马阮”并称,唾之骂之。《明史》又将“马阮”同列入“奸臣列传”中。一曲《桃花扇》更使他丑名远播。贵州人也觉得他丢脸。不愿认这个老乡,地方志乡贤传中没有他的名字。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约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1630)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然到官才一月,即为镇守太监王坤告发以官帑贿赂朝贵,坐遣边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在南京期间,马士英结识了阮大铖。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怀宁人。和马士英是同年进士。天启初年为给事中,时值魏忠贤得势,就投到魏阉门下,参与构陷、迫害东林党人。思宗即位,赐魏忠贤死,将附魏的阉党定为“逆案”,阮大铖名列其中,被削籍为民,避居安徽老家和南京一带。马士英自识阮大铖后,“相交甚至欢”。

思宗崇祯十四年,罢相回到老家的周延儒在东林、复社的活动下,再任首辅。根据明季史乘考证,东林、复社在活动周延儒复职的过程中,耗银二十万两,阮大铖是主要的捐资者之一。故周延儒复职后,阮大铖要求他为自己翻案,周说暂时做不到。阮大铖转而要求再用马士英,周答应推荐。

这时,李白成、张献忠两军气势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凤阳总督高光斗以连失五城被逮下狱,礼部侍郎王锡沄向思宗推荐马士英,首辅周延儒趁机做顺水人情,于是起用马士英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风阳等地军务。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兵败身亡,皇上命马士英进讨。马士英驱兵围城,刘超连连受挫。后马士英设计捉住刘超,解往北京正法。这事办得干净利落,给崇祯和朝臣留下很深的印象,称他办事干练。长于谋略。

有些史书上说马士英是降清后又与明军暗通关系,才被杀的。《明史·马士英传》结尾也附了这种说法,聊备一说而已。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此论应不失公允。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思宗自缢。南京的文武大臣闻耗议立新主。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王铎等东林党大臣主张立潞王朱常涝,而马士英、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刘孔昭等勋臣与军方将领主张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以五百黔兵护送福王至,造成既成事实,史可法等也只好承认。于是福王做了皇帝,年号弘光。马士英与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王铎等为阁臣。马士英为当上首辅,指使总兵高杰、刘泽清疏促史可法督师维扬。史可法这声望很高、品德超群的东林领袖就被排挤出京。马士英入居首辅。

立国之初,马士英还与东林大臣一起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朝政颇有新气象。但史可法督师维扬后,马士英顶住朝臣的反对,向弘光推荐阮大铖。弘光帝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迁右佥都御史,巡回江防。次年又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阮大铖上台后,即着手打击反对他的东林、复社党人和其他正直之臣。由是,使困难重重、矛盾百结的弘光政权更加乌烟瘴气。面对清兵的大举南下,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终致倾覆。

马士英误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无法辩驳的。民国时,安顺姚大荣先生著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为马士英翻案。但总之没有翻动这桩铁案。尽管如此,对于马士英,或是对于历史,有两个问题是应该澄清的。

其一,马士英并非阉党。世人往往因为“马阮”并称、并传,就认为马士英也是阉党,这是不对的。且不说那时阉党作为一个丑恶的政治集团已经不存在了,即使阉党尚存,与其党中个别人交往,也不该算作阉党。诚然,推荐、重用阮大铖,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但也不能说阮大铖的再用完全是由于马士英。阮大铖不但阴鸷险狠,而且颇多才艺,能作诗,会写剧本,还能谈兵。在马士英推荐他之前,他已与内监有勾结。后又把他写的戏《春灯谜》和《燕子笺》搬到宫中去演,正投犬马声色之徒的弘光帝所好。他上江防之策,弘光还真以为他是将才。就是清流当中,对阮大铖的看法也分成两派。阮大铖闲居南京时,东林、复社名士周镳、顾杲、吴应箕、黄宗羲、侯方域等人作《留都防乱公揭》,声讨并驱逐他。而从他的诗集来看,同一时期与他宴游唱和的诗友中,也颇有些东林中人物,如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王思任、杨补等等。他们中间有的是抗清殉难的名臣,有的是未来的遗民义士,以他们的品格,是不可能与阉党的人交往的。曾发表宣言痛斥马士英的王思任,认为阮大铖在逆案中是冤枉的。这些事实说明阮大铖的再起并非全是马士英所为。

马士英推荐、重用阮大铖,有三个原因:一是报阮大铖向周延儒推荐自己之恩。二是受了阮大铖的蒙骗,既然阮大铖有本事使清流中的部分人同情自己,那么马士英也难免受蒙骗。《明史》说南京沦陷后,马、阮先后逃到严州总兵方国安军中,阮大铖依然大言不惭地谈兵,方国安也真以为遇到了张子房、诸葛亮一样的人,很高兴。而马士英“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己居恶名,颇以为恨”,看来马士英后来对荐用阮大铖一事很后悔,同时也说明当初马士英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阮的蒙骗。三是拉班子。明末党争非常激烈,不择手段。连东林党、复社这样的进步集团,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自己的利益,也不惜用不正当的手段,活动被《明史》列入“奸臣列传”的周延儒再当首相。马士英以一方镇帅入主中枢。地位、声望皆不够,人阁时就遭到东林党的激烈反对,即使不反对他的人,心里也未必服气。所以他不得不为自己拉一套人马,凑一套班子,多才多艺而又善于谈兵的朋友阮大铖就成了难得的人选。他可能没想到这个难得的人才,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有些史书上说马士英是降清后又与明军暗通关系,才被杀的。《明史·马士英传》结尾也附了这种说法,聊备一说而已。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此论应不失公允。

其二,马士英并非汉奸。有的书上说马士英降清被杀,这也是不实之词。《明史》记载,南京城破后,弘光帝逃往太平,不久降清,被解往北京处死。马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浙江”。辗转数处,后为严州总兵、曾任贵州大定总兵的旧友方国安收留(后阮大铖亦至)。但方、马挡不住清兵的攻势,不久即败。二人率残兵欲投监国于福州的唐王朱聿键,唐王不纳,又奔入太湖义军吴易军中,吴军败后为清兵俘获,斩于军中。马士英在生死关头,没有像阮大铖那样摇尾乞怜、谄媚新主,而选择了死这条路,好歹为自己保留了一点名节。虽然不能以生死论英雄,但总比做汉奸强。有些史书上说马士英是降清后又与明军暗通关系,才被杀的。《明史·马士英传》结尾也附了这种说法,聊备一说而已。如果马士英真是投降的,清朝官修的《明史》大可不必为他掩丑。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此论应不失公允。

总的看来,马士英是有一定才能的,但这点才能做地方大员尚可,主政中枢则不逮。更主要的是由于人品不佳,妄结匪类,误用奸人,以致酿成大祸,成为罪人。

时间已过去了三百多年,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那段历史,比当时的人看得更清楚些。黄裳先生在《榆下说书·马瑶草》中引述了夏完淳的一种观点。夏完淳认为“史道邻(可法)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瑶草守已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主张从实际情势出发,调换一下两人的职位。黄先生批评说,夏完淳的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但终是书生的迂阔之见,没有通盘考虑到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全局,这实在并非一两个人所能左右的。黄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明朝自嘉靖以降,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已腐败至极。忠直干臣、御敌能将,或杀或囚或逐,士气不振,人心涣散。清兵一入关,就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半壁江山。连席卷中原的李闯王都没挡住。危急关头,弘光朝廷本应革弊兴利,齐心协力。以期重振声威,恢复河山。然而却是沿袭弊政,把北京没扯完的皮搬到南京继续扯。朝臣与朝臣不和,内阁与镇将不谐,各打各的算盘,各顾各的利益。马、阮就不说了,东林、复社党人多是有名节、负人望之士,但又难免带着偏狭的党见。先是为反对马士英入阁,与军方将领纷争,后又因阮大铖再用先后挂冠而去,使得朝中无正人,邪恶势力恣纵肆虐。只有一个史可法,心怀大局,忍辱负重,督师扬州,而属下的江北“四镇”又不怎么听他指挥。军队多是散兵游勇,御敌无能,争夺地盘、掠夺百姓却很在行。手握重兵、镇守武汉的左良玉不顾大局、不思后果,率二十余万人东下“清君侧”。等等。如此一个局面,怎么会挡得住清兵南下?马士英本非相才,即使是诸葛亮、郭子仪在世,怕也回天无力,徒唤奈何。把弘光朝覆灭的责任全推在马士英头上,是欠公允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马士英已矣,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而知道他的人,往往是凭一曲《桃花扇》。《桃花扇》是名剧,但毕竟不是历史,剧中的马士英亦与历史上的马士英有别。

 


 

224[转]《宋代自杞国—— 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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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自杞国—— 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目录

作者:侯德勋 白兴发、张纯德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512月第一版

内容提要

    自杞国,是历史上的一个彝族地方政权。十二三世纪,自杞国活跃于今云南、贵州、广西地域范围的政治舞台,大体与南宋王朝相始终。其贩马致富,拓地数千里,有强悍步兵十万,精骑万余。由蛮酋相争独雄于诸蛮,拼死抗争,打破元蒙先下西南围歼南宋速胜密谋,阻敌于滇五年之久。自杞国抒写了一段传奇、神秘而又可歌可泣的历史。    侯德勋、白兴发、张纯德所著的《宋代自杞国(一个神秘的彝族地方政权)》共分四部分讲述这段历史。上篇自杞国陶石物质文化,分四章叙述自杞国概况、陶文化、石文化及人文自然遗迹。中篇自杞国乌蛮历史文化,以六章篇幅详述自杞国崛起、乌蛮抗战、战马古道、广西路改土归流、南明黄昏轶事、文献研究及有关媒体报道内容。下篇自杞国的再现,以乌蛮三十七部演生时空、圭盘地貌与弥鹿自杞、易龙屠城因果、南宋时期夷化的陶石文化遗存物为题,进行专题探讨。余论宋代自杞国的前世今生,以难得的文献材料及图片资料,将自杞国的研究与古蜀国三星堆文化相联系,并进行比较研究,对自杞国的主要族群及其后裔分布情况作了诠释解说。

目录

上篇  自杞国陶石物质文化

  第一章  自杞国概况  

  一、源流  

  二、都城 

   三、时间  

  四、国王世代  

  五、地理范围  

  六、经济支柱 

   七、弥鹿川土司活动中心变迁  

  八、历史的亮点  

  九、自杞国由来及其大事录  

  十、寻思玄妙历史文化 

 第二章  陶文化丰富多彩  

  一、陶器文化起源和分类 

   二、自杞国的陶器 

   三、自杞国陶器的文化内涵 

 第三章  石文化蕴蓄深邃  

  一、石器文化起源和分类 

   二、自杞国的石器  

  三、自杞国石器的文化内涵 

 第四章  人文自然神秘遗迹 

   一、人文遗产 

   二、夷人神秘的天菩萨  

  三、磬传佛音  

  四、石灰岩地貌漏江原生景观

中篇  自杞国乌蛮历史文化 

第一章  自杞国史事考述  

  一、乌蛮三十七部与自杞国势力的崛起  

  二、自杞国族属及地域  

  三、自杞国国王与都城  

  四、自杞国社会  

  五、自杞国经济与军事   

 六、自杞国的覆亡及其在宋蒙战争中的作用  

  七、余论 

 第二章  独雄于西南诸蛮的自杞国  

  一、三十七部与大理国段氏的三次盟誓   

 二、乌蛮起兵攻鄯打击高氏专权   

 三、战马古道文化  

  四、元蒙时期的乌蛮抗战  

  五、元蒙滇事诗文精典 

 第三章  乌蛮广西路改土设流” 

   一、明代云南行政机构变革  

 二、元末明初的广西路  

  三、改土设流的广西府 

   四、封建领主制度的瓦解  

  五、历史记忆与未来前景的连接 

 第四章  南明黄昏轶事  

  一、维摩之变  

  二、永明王之死 

   三、南明官印  

  四、咒水之难  

  五、大学士雷跃龙  

  六、黄昏宴散 

 第五章  自杞国研究巡礼  

  一、部族或地方研究  

  二、历史文献的研究  

  三、物质文化的研究 

 第六章  社会互动共探秘史   

 一、传媒先导共寻古国  

 二、南宋时期金缕玉衣

下篇  自杞国的再现  

第一章  “乌蛮三十七部演生的时空  

  一、白话开篇  

  二、探寻三十七部出现的人文生态环境  

  三、赏析廿三世猛虎豁出圭盘旷宇” 

   四、滇东爨后五百年历史缩影 

 第二章  圭盘地貌与弥鹿自杞  

  一、圭盘旷宇 

  二、青山乌蛮  

  三、弥鹿自杞  

  四、历史回声 

   五、古代作坊朦影 

 第三章  “易龙屠城因果探  

  一、一个正史无载的命题   

 二、一字之失成千古恨  

  三、一弟一兄以身殉国  

  四、一道沉没的蒙古精兵 

   五、一将一君谁惹的祸  

  六、一国一都尽遭灭毁  

 七、一段历史坎坷缥缈 

 第四章  南宋时期夷化的陶石文化遗存物  

  一、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交流文化发生的时空  

  三、夷化的优选条件  

  四、自杞国历史文化遗存物 

   五、脉络相通的西南夷物质文化  

自杞古王国踪迹追寻录

余论  宋代自杞国的前世今生

  一、自杞国前世与古蜀国关系 

 二、释自杞国中的族群撒摩都(些么徒、?摩徒、些莫徒、些摩徒)

  三、自杞国文明碎片拾遗 

 四、自杞国范围内原生态调查史料 

 五、与自杞国史有关的彝族历史 

 六、自杞国后裔今安在

后记:有益的探索创新​

重要引用典籍

 

 



 

225(转)明清滇人书画精品毁于日军“1.28大轰炸”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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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滇人书画精品毁于日军“1.28大轰炸”内幕

作者/张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强占了我东北三省并加紧了侵吞整个中国的战争计划。为达到南北进犯中国的目的,不到半年时间,日本军队借口一日僧失踪,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突袭上海市区。我驻上海第十九路军在蔡延楷将军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日军。自一月底至三月初,日军出动了包括陆、海、空三军在内的部队,兵力增至十万。日军久攻上海不下,司令官更换了四个,日军死伤达万余人。在我军英勇的抗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暂时签订了《上海停战协议》,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摧毁中国的文化机关,竟在一月二十八日派遣空军轰炸上海的战略目标中,特选定了当时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日寇妄图从精神文化上也毁我中华民族,用心极其险恶(详见王云五先生着:《商务被炸后两年中的苦斗》)。

   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存放着大批已编辑好只待拍照影印的中国历代书画精品及善本文献史料典籍。当时存放在涵芬楼的就有《滇中书画展览会》展出后选送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的滇中书画精品。这是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昆明举办的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会,主办者不是官方,也不是什么协会,而是云南省文化界的名流宿儒和书画名家赵藩、陈荣昌、袁嘉谷、周锺岳、秦光玉、由云龙、吴绍麟、吴锡忠、赵鹤清、方树梅、何簌泉等人联合发起,展品不收今人新作,专集明清两代滇人的书画作品。征集办法是各出所藏,登报征求和派人分访,言明展后奉还,并致酬金。在征得的五百多件作品中,国画占三分之一,书法占三分之二。书法作品中有明代四朝元老杨一清的行书、兵部尚书傅宗龙的草书、刑事主事陶杠的行书、姚安土司高一映的行草,清代浙江巡抚赵士麟的行楷、大理寺少卿周于礼的行书、河南知府张汉的行草、湘鄂闽三省巡抚李因培的行楷、通政司副史钱南园的楷书、礼部侍郎尹壮图的行书、御史谷际歧的行草、礼部尚书朱蹲的草书、刑部尚书赵光的正书、湖南巡抚刘昆的行书等等名家大作;画有明代担当和尚的山水、人物、果成和尚的兰草,清代钱南园的瘦马、清宫福昌殿供奉的女画家缪嘉惠的花鸟,居京高僧湛福的书画篆刻等等,凡举滇人在外地为官供职者的名迹收罗无遗。自展出后,参观者络绎不绝,不得不一再延长展期。主办者们感到名作甚多,收集不易,乃将展品摄成照片,并从中精选一批原作,由赵藩、陈荣昌、袁嘉谷、李根源等先生分别鉴定题跋,编成《滇人书画集》二十集,第一至第十三集为书法,第十四集至第二十集为国画,由李根源等携稿本赴南京、上海请章太炎、章士钊、于右任等名流鉴定题跋,并与张元济先生谈妥,交王云五先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坷罗版印行。正当拟制版编排之际,适值『一二八』淞沪战争初起,日本飞机选定商务印书馆为首批重点轰炸目标,于是珍藏着这批滇中书画精品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被夷为平地,我滇中这批精选书画作品同付一炬,造成至今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呜呼!日寇毁我文化精华,罪孽何其深厚乃尔!

   所幸李根源先生在其著述《景邃堂题跋》中记有《滇人书画集》的分集目录,方树梅先生在展览后,又将明清两代云南书画家约二百多位编辑列传,以《滇南书画录》为题于一九二七年刻印行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滇中书画展览》展作出品及精选影印作品的清单,这清单记录了日寇毁我中华传统文化的罪行。「一二八」淞沪战争日寇为何毁我文化出版机关商务印书馆,是因为商务是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他担负着各种文献典籍、科技图书、大中小学教科书及翻译论著的出版发行工作。毁了商务,就相当于毁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日本空军何部队投下了这罪孽深重的炸弹。对此,我滇人不应该忘记,国人也不应该忘记。

【原文收录于台北云南同乡会《云南文献》第26期;民国851225日出版 原标题有改动】



 

226(转)古代詩人眼中的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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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詩人眼中的滇池

作者:溫梁華 

  古代的滇池,今人已無復親睹;唯當時之人曾見今日滇池古貌。如李白有感「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照古時人」,是為一理。是故集古人寫滇池詩、句,為今人展現一幅「古滇池圖」,當有益于了解、研究滇池。

  史載最早寫滇池的詩,在元代初年。忽必烈時,一位叫郭松年的御史,奉使宦滇,到昆后,寫了一首《題笻竹寺壁》:「南來作使駐征鞍,風景還驚人畫看。梵宇云埋笻竹老,滇池霜浸碧雞寒。兵威此日雖同軌,文德他年見舞干。北望鳥台猶萬里,兒回揮淚惜凋殘」。這位郭御史,遍歷大半個中國,來到昆明,見了滇池,為如畫般景色所驚嘆,兒回揮淚,更惋惜中原之凋殘。

  稍後,又一位中原人李京來雲南任烏撒烏蒙道宣慰副使,寫了一道《初到滇池》:「嫩寒初褪雨初晴,人逐東風馬蹄輕。天際孤城煙外暗,雲間雙塔日邊明。未諳習俗人爭笑,乍聽侏离我亦驚。珍重碧雞山上月,相隨萬里更多情。」詩中「天際孤城煙外暗」一句,可窺見當時一狽池浩瀚,給李京的心理感受。

  與李京同時的昆明人王升(一二八四一三五三),本為大理國貴族後裔,人元后任雲南諸路儒學提舉、曲靖宣慰副使。因系昆明人,對滇池情有獨鐘,曾寫有《滇池賦》:「探華亭之幽趣,登太華之層峰,覓滇南之勝概,指八景之陳蹤;碧雞峭拔而岌亞,金馬逶迤而玲瓏,玉案峨峨而聳翠,商山隱隱而攢穹,五華鐘造化之秀,三市當閭閻之沖,雙塔挺擎天之勢,一橋橫貫日之虹。千艘蟻聚于云津,萬舶蜂屯于城根。致川陸之百物,富昆明之眾民。迨我元之統治兮,極覆載而咸賓。矧雲南之遼遠兮,久沾被于皇恩。惟朝貢之是勤兮,犀象接跡而駪駪。如此池之趨海兮,亙書夜之靡停。因而歌曰:萬派朝宗兮,海宇穹窿。聖審膺運兮,車書大同。」此賦借滇池而實寫昆明,然其中「一橋橫貫日之虹」、「千艘蟻聚于云津、萬舶蜂屯于城根」則實寫滇海。

  著名的阿蓋(一作阿蓋)公主,留下一首《愁憤詩》,亦寫到滇池:「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閑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黃蒿歷亂巷山秋,誤我一生踏里彩。吐嚕吐嚕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粼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內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風瀟灑。」此詩重點在寫身世、經歷,間或以「一片閑雲到滇海」寫及滇池,從梁王女兒眼中、心中表達一種特定的感受,更有認識價值。

  到明代,描寫、稱頌滇池的詩,越來越多。作者有雲南人,有中原來滇作官或出使者,還有來自日本的僧人。

  陝西人張忱,明洪武十五年(一六八二)來雲南任左參政,在雲南十七年。有《登太華寺》詩,記橫渡滇池登太華的感受:「太華嵯峨一望遙,到門猶疑過鵲橋。慈雲常見階前起,孽火都來海上消。屋近樹陰晴亦暗,硯涵竹露夜還潮。從今愿買游山屐,野客無妨屢見招」。詩中作者先說太華隔海遙遙,舟行滇池,恍若夜渡天上銀河,令人心曠神怡,不知不覺已近山門。

  張忱在雲南時,浙江山陰人韓宜可因得罪朱元璋,被罷官謫戍雲南。韓曾任監察御史,為人正直,得張忱優待。他在昆明寫過一首《五華寺》:「五華之山山頭上,俯視東海如浮潑。豈無四萬八千丈,亦有五城十二樓。翠渠影落中天曉,玉柱含光大地秋。何日相逢陪杖屐,西風林外一長謳」。詩人站在五華山頭,俯首東望,滇池如點點白沫。作者聯想到昆明海拔之高「豈無四萬八千丈」?驚嘆在這雲貴高原竟有如此浩瀚之滇海、五城十二樓的省會!

  另一位浙江人平顯,曾任廠西藤縣縣令,洪武年間亦先被降職,旋謫戍雲南。到雲南後再被「除籍」,遂以教書為生。平顯的詩,寫到滇池的較多,茲舉二首。其《寄演此宗》:「秋風起江漢,纖月在西南。影落清滇水,涼生白石龕。唱酬蔬筍氣,夢寐葛藤談。未遂依禪寂,徒慚雪滿簪。」這是寫日本僧人唱和寄答的詩,「纖月在西南」,「影落清滇水,涼生白石龕」,情景交融,如畫如夢,令人過目難忘。另一首《憶滇春》:「顆金螺貝馬蹄鹽,萬升高薨裁層檐。比屋弦歌春皋皋,籠街燈火夜厭厭。風花獻媚薰青眼,雪絮飛香點紫髯。記得賦詩滇海上,硯池影蘸碧雞天」。不僅令人羨慕昆明之繁華,更使人神往「賦詩滇海上」、「硯池影蘸碧雞天」的悠閑瀟灑。

  日本僧人机先的一首《滇池夜月》,仿佛是為平顯《賦詩滇海上》所作的細寫:「滇池有客夜乘舟,渺渺金波接素秋。白月隨人相上下,青天在水與沉浮。遙伶謝客滄州起,更愛蘇仙赤壁游。坐倚蓬窗吟到曉,不知身尚在南州」。詩中對滇池月夜的描繪,對乘舟夜浮滇海的感慨,尤其「坐倚蓬窗吟到曉,不知身尚在南州」兩句,把來自海外的日本僧人身居雲南的心態表現得恰到好處。明洪武十七年,發生了左丞相胡惟庸叛國案,涉及到三侯及開國功臣李善長,共誅三萬多人,許多官員被謫貶流放,還牽連到一批在我國學習的日本僧人,机先就是其一。机先在昆明住了很久,寫了許多詩,以《滇陽六景》最有名,《滇池夜月》即其四。六景中寫到滇池的,還有《碧雞秋色》:「碧雞西望水天虛,漠漠秋光畫不知。翠壁煙華搖浪處,丹崖樹色著霜初。前朝有閣今游鹿,落日何人獨釣魚。卻訝誰舟謐浦上,芙蓉九疊看匡廬。」又《玉案晴嵐》:「山如玉案自為名,卓然天立刻畫成。白晝浮嵐濃且淡,高秋疊翠雨還晴。陰連太華千尋秀,影浸滇池萬頃清。杖策何當凌絕頂,滇南一覽掌中平。」机先在雲南!游滇池、交朋友。

  昆明布衣郭文,是楊慎稱道的詩人,楊慎認為「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四人中只有郭是昆明人,又是平民百姓,平生不愿做官,居今草海西南,曾買船在今大觀樓一帶飄游、詠詩,都督聞名往訪,郭文避而不見。郭文寫滇池的詩也很多,且佳。茲舉幾首。《登太華藍若》:「夕陽滿秋山,余景落滇水。舍舟事幽探,路人泉聲里。風傳隔樹鐘,葉響登山屐。嗟我久紅塵,游賞從茲始。」《滇池夜月歌送何郎》:「長天無雲山四青,白月在水搖虛明。冷涵萬象鏡光里,乾坤一色秋冥冥。玉壺載酒游空碧,人在清涼水晶城。坐中何郎湖海客,醉眼卻嫌滇水窄。飄飄書劍不可留!坐令樂事成離憂。安得身如水與月,千里萬里隨君舟。」《太華寺》:「晚晴獨倚旃檀閣,煙景蒼蒼一望開。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仙游應有飛空鳥,僧去寧無渡水杯?不為平生仙骨在,安能得上妙高台。郭文之《滇池夜月歌送何郎》,堪稱詠滇池詩之上乘作品;《太華寺》中三、四兩句更是令文人騷客擊掌長嘆。前人肖霖認為「凡詠太華寺詩,當以其為冠」。楊慎尤喜此詩三四兩句,曾易其首尾,重作一詩:「仙人掌上梵王台,雨霽秋晴望眼開。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摩天鸛鶴窺明鏡,呷浪魚龍引渡杯。金碧西南無此景,為君扶病一徘徊。」

  晉寧人王宗,明正統三年舉人,有《萬松寺》詩,間寫滇池:「萬松青一色,寺創萬松間。風靜鳥聲碎,雲深僧意閑。波濤喧大壑,日夜蔽重關。蜡屐空階里,徐行印蘇斑。」說松濤起于大壑,壓過了滇池的波濤聲。一說:「大壑」即大海,此指滇池,則此句能為滇池濤聲如松濤喧響,日夜不息。

曾主持編寫《雲南景泰圖經》的鄭顒,是浙江錢塘人,明正統年間任雲南按察司副使,景泰年間任侖都御史、巡撫,其《游太華寺》詩云:「弄轡同登湖上山,勞生又得片時閑。花枝不改年年色,鬢發惟添種種斑。竹樹煙雲詩興里,風帆沙鳥酒杯間。躋攀木厭窮幽勝,日暮何妨秉燭還。」

  永昌《今保山)人張含的《太華寺碧萬頃樓》詩,與傅詩有異曲同工之妙:「滇國地形惟此最,青霄樓閣迥抬提。山圍雉堞蘢金馬,海撼龍宮浴碧雞。云里鶴巢松樹遍,風前仙梵雨花速。諸天不在藤蘿外,中夜起看星宿低。」其「海撼龍宮」指滇池之濤,震撼四岸。其《五華台》寫詩人登五華憑高遠眺所見所感:「五華台上望昆明,掙練微茫似掌平。故國欲歸歸未得,海風山雨一齊生。」

  蘭茂(一三九七一四七六),嵩明楊林人。終生教書、行醫、著述,往來于楊林、昆明一帶。所寫詩,以詠山水為多。其《風波漁叟》云:「一棹人蒼煙,江風晚更顛。搖搖舡似葉,洶洶浪粘天。蛟蜃能為患,魚蝦不值錢。羨人平地上,燕作飽肥鮮。」主要寫漁民之苦,間寫滇池之廣。他的另一首《漁樵耕牧》之一,則以吟誦漁民之樂為題:「平生舟作屋,安兮水云兮。兒女甘蓑笠,魚蝦抵稻梁。樂風桃浪暖,西月柳陰涼。濁酒蘆花里,酣歌興味長。」

  在名人中,寫滇池最多的,要數楊慎。最著名的是他的《滇海曲》十二首,茲舉直接寫到滇池的幾首:「梁王閣榭水中央,鳥鵲雙星帶五漢。跨海虹橋三十里,廣寒宮殿夜飄香。」跨海虹橋三十里,指古海埂。此外,楊慎還有許多詩寫到滇池,如《春望》之一:「滇海風多不起沙,汀州新綠偏天涯。采芒亦有江南意,十里春波遠泛花。」之二:「古岸新花金碧叢,昆池三百水煙通。梁王閣道青蕪國,漁父帆檣白鳥飛。」又如《滇海竹枝詞二首》:「羅漢孤峰祗樹林,梁王輦道海中心。海垠青青堪牧馬,海眼只今無處尋。」「東浦彩虹懸水粧,西山白雨點寒江。煙中艇子搖兩漿,空里鷺鷥飛一雙。」又,《高嶢曉發過滇》:「碧雞關頭月上霞,高燒海色人人家。菱塘眠柳猶藏鴉,雙雙柔情聲啞啞。船尾風輕浪不花,轉盼已屆滇之涯。」楊慎真正集中寫滇池的詩,當數《春泛昆陽海口》:「洪池環見闕,清櫛切龍淵。光騰馬躍渚,潤人象耕田。綿紋浮澹淡,金碧映淪漣。津吏醉持輯,漁郎歌扣舷。白浪認前浦,丹霞分遠天。蒙籠山鬼洞,遙裔海童煙。別籟鳴空外,歸雲望日邊。向夕長風起,愁吟江漢篇。」另,《春泛晚歸》則令人無限神往當年滇池之風光情調:「滇海橫波搖遠天,青峰影在棺樓前。汀芋裊裊風色起,崖草萋萋春興連勿漁父濯纓歌鼓拽,妊女當爐工數錢。醉歸不瞋無兩炬,東塔已高西月弦。

  詳寫滇池的,還有浙江長興人顧應祥的一首《昆明池歌》。顧為明弘治年間進士,嘉靖間兩次來雲南作官,由布政使至巡撫,先後共六年。從這首《昆明池歌》,足見滇池對他的印象和影響,其詩曰:「昆明池延袤數百里,千山萬水直至昆侖來,諸山之水匯于此。相傳其水顛倒流,滇池之名由此始。左有金馬山,右有碧雞峰,彌漫浩瀚涉渺無際,但見洪濤巨浪,日夕排蒼空。青天忽驚白日起,霹壢震撼蛟龍宮。天兵水怪,九首八足,不可以名狀;時復出沒於其中。有時風恬波浪息,一碧萬頃開青銅。其廣也如此,胡為乎不在九域之內,不得與五湖七潭相爭雄。神禹治水跡不到,穆王八駿難為高,漢武叢池徒仿佛,王褒將命何匆匆?唐宋以來名僭居,聲教不與中國通。天開景運聖人出,一掃海內群邪空。五服之外更五服,俯首授命舊提封。侏离椎結之類,吾不知其幾千萬種,禮樂不異在書同。眇余生當金勝日,觀風兩度乘青驄。古來多少豪杰士,局於偏安之世,不得一洗坱壘胸。百年過眼一彈指,得此勝跡真奇逢。振衣獨上太華頂,征歌目斷孤飛鴻。」

  曾於隆慶年間來雲南任巡撫的長安人鄒應龍,來昆後為滇池風光所陶醉,其《太華寺次韻》詩云:「山僧遙住白雲隈,為問何年卓鍚來?塵世幾人趨凡界,仙郎謾自話天台。漁舟隱見鷗千點,昆海微茫水一杯。六詒風煙時在目,太平文物共徘徊。」

  李元陽的《高嶢泛舟》,其中「山色滿湖能不醉」堪與鄒應龍的「漁舟隱見鷗千點,昆海微茫水一杯」相呼應。全詩為:「不到昆明三十年,重來今日已然。擔頭詩卷半挑酒,水上人家都種蓮。山色滿湖能不醉?荷香十里欲登仙。碧雞岩畔堪題字,把好滇池取次鐫。」李元陽是大理人,白族,嘉靖五年(一五二六)進士,曾任戶部主事、監察御史,任滿回滇,未再出仕,潛心治學著書,為雲南著名文人。

  保山人閃應雷,明中葉歲貢,有《高嶢登舟》,堪稱寫滇池秋景之佳作:「湖光三百里,一棹界中流。碧漢銜波動,青山拍鏡浮。葦煙迷鷺渚,篙月挂魚舟。不待逢搖落,蕭蕭六月秋。」

  明萬曆年間舉人張熏,呈貢人,對家鄉一片眷念之情,有《呈貢雜詩》一組,寫家鄉、寫滇池,寫得詩中見畫、畫中寓詩:「桃華春水漲江鄉,一望煙波人混茫。爭怪人家都似畫,家家門外有垂楊。安江村」「古閣何年敞翠微,岩陰欲共白雲飛。憑虛亦有風堪御,水遠山長匝四圍。石城村」「界次山陰一鑒懸,海珠上下爭涓涓。莫言不是溫湯水,三月游人愛往還。界次山。」

  著名的擔當和尚也有描寫滇池的詩,如《昆明曲》:「昆明池小可容舟,划地休輕水一潑。西望已辜炎漢想,南來空憶腐遷游。百蠻洗甲星俱動,萬馬投鞭月不流。莫道兩關終外域,旌旗千古指神州。」此詩借滇池喻雲南,重在從政治上強調雲南之重要。另一首《滇曲》,則輕快明麗:「道人滇南迥不同,一年天氣半西風。杜鵑聲裡春猶淺,吹遍人家落葉紅。」寫昆明四季如春的景色,如在目前。又一首《昆明池上劫灰亭》,則從憑空設問,探幽發微去詠滇池,別具一味:「想像焉能得似滇,昔人開叢是何年?劫灰再見須臾事,亭下依然寄酒船。」擔當寫滇池,情景交融、最為人稱道的是《雨後同黃沂水、黃禹甸由太平寺山注經升庵楊太史祠送友》:「數里虹橋隔水橫,鷓鴣一拍雨初晴。夕陽樓閣無鐘鼓,春草池塘有弟兄。棄產甘貧愁已破,銜杯吊古氣難平。贈行切莫攀楊柳,短笛聲孤怕月明。」

  擔當之弟唐華,也有一首詠滇池風景的小詩,與其兄之滇池詩有異曲同工之妙,其詩題為《游華亭寺同內兄對月小欽》:「樹影蕭疏月滿天,光含一剎即三千。但能酌盡山中色,此外何須更問禪。」

  呈貢人文俊德的一首《烏龍浦尋楓》,手法與唐華此詩相反:從禪人世。其詩亦僅四句:「道人醉酒更風流,終日昆池泛小舟。返棹歸來詩思好,一抹紅葉斷橋秋。」烏龍浦在呈貢西南、滇池東畔。此詩中「道人」,應指和尚,泛指為出家人亦是。

  萬曆間一位名釋禪的和尚,有一首《羅漢壁》,是一首難得的好律詩:「絕崖干云烏道通,下臨無地(一作,際)瞰滇中。城頭萬灶高低霧,湖面千帆往來風。漢相征蠻遺故壘,梁王避暑有高宮。天開形勝偉華夏,玉斧如何憚遠功。」

  晉寧人黃麟趾的《深秋泛舟還里》,是一幅滇池秋色小品,極有韻致:「秋雨江頭晚,扁舟興獨賒。涼飄期候雁,返照帶歸鴉。霜浦江將暗,煙村翠尚遮。停橈看不盡,魚水映蒹葭。」

  寫滇池的詩,在明代達到了高峰,無論寫景、抒懷、詠史,都有佳作名篇。人清後,寫滇池的詩自然還跳不出這個套子。盡管如此,詩終因人而異,寫來又同中有異,列出亦琳琅滿目。試以清初昆明人徐准慧的一首《李又召游昆明池分韻,得觀字》與上述明末黃麟趾的那首比較韻味自見:「今年秋水滿,極目海天寬。一棹泛仙侶,茲游真大觀。村浮孤嶼遠,山向夕陽寒。人夜疏鐘起,滄州興未闌。」

  康熙年間舉人時亮功(雲南人)的兩首《昆明竹枝詞》,也是難得的滇池風俗畫:「蘆浦幾處翠成堆,遙見扁舟柳外來。日暮泊船何太晚,太華山下打魚回。」「蓼葉紅時魚更肥,日斜收網晒蓑衣。孫兒拍手忙攜去,三市街頭換酒歸。」

  康熙間秀才、昆明人傅之誠的《泛昆池》,格調又不同:「好趁南風便,昆池泛小船。雲移山寺雨,樹豁海門天。太華空青矗,高嶢積翠連。閑看鷗矯翼,浩蕩沒長煙。」另一首《登大觀樓》:「陰陽眾綠柔,來上大觀樓。樹擁山光層,波搖野氣浮。摩雲雙見塔,近海一維舟。岸幀依欄處,風煙入望收。」亦堪稱詠滇池好詩。

  安寧人段昕,康熙三十九年(一七○○)進士,被錢南園譽為「卓然一大宗」的詩人,稱其詩:「意在筆先,寫景新,寫情真,用古化,煉字響。」茲錄幾首寫滇池的詩。《碧雞關晚眺有懷》:碧雞高燒海波平,暮色蒼茫萬感生。太史聲華新寢廟,黔寧家業舊金城。半天風雨魚龍夢,幾度滄桑草木兵。為語漢時持節者,不須望祠到昆明。」又,《過滇池至暮始抵高嶢》:「歸心催薄暮,一葉人天流。水砌蘆花岸,風翻杜若洲。漁人橫棹望,鮫女弄珠游。何處高嶢渡,星星燈火浮。」又,《高嶢野望》:「雄關銜落日,水市易黃昏。客子初停轡,歸舟自到門。風濤低雉堞,煙火亂漁村。最愛波間月,平山露半痕。」其中「水市易黃昏」、「煙火亂漁村」、「平山露半痕」等詞,皆人所未道。又有《昆明湖秋濤和韻》二首,其一云:「高秋雲樹人空濛,萬里南溟一氣通。漁磧炊煙新秫熟,江天晴日晚潮紅。漢家樓櫓撐鯨浪,帝女機絲織海風。我望美人停桂棹,洞簫誰和月明中。」

  擔當的外甥、昆明人朱昂是位布衣詩人,他的《松子樓和韻》,值得一讀。松子樓舊在昆明城內,今已不存。其詩云:「拂檻雲煙坐可求,遠瞻金馬入層樓。千山暮靄低殘壘,一線寒江動碧流。塵市幾番驚聚蟻,人生空自嘆浮鷗。是誰冷眼窺雙塔,肯為秋光更少留。」

  康熙間舉人孫鵬,任過山東泗水知縣,有《南村詩集》,其《望西山》之一,寫滇池中的西山,山水一色,尤其可讀:「山口吐山氣,沉沉墮水中。湖心光一點,破霧出鴻蒙。倒照太華曉,寒雲一掃空。此時花有信,吹到幾番風。」另《官渡訪同年熊廣文》二首:「出廊沿滾去,籃與曲繞畦。灣環千萬水,盡人野橋曲。咫尺故人在,瀟瀟煙雨迷。落花行滿處,知是近幽栖。」「楊柳陰陽合,柴門向逆流。近湖無六月,疑客有層樓。鳥與飛花落,舟隨野渡浮。安能載樽酒,常共話青疇。」詩中「灣環千萬水,盡人野橋曲」、「近湖無六月」、「舟隨野渡浮」等句,實乃寫滇池景色之名句。

  進士趙士英(昆明人)的兩首詩,寫滇池也不同凡響。其一《海寶寺次楊升庵先生韻》;「側身雲際眺三州,懷古深尋得勝游。才子新詩誰作碣,夕陽蓑草已無樓。天涵水鏡空中色,船借風檣夜半流。醉眼頻開飛逸興,蓬菜圖畫不須求。」其二《太華絕句》:「雲髻高梳碧落天,半規明月似初弦。就中色相皆空有,惟見昆明一點煙。」

  王思訓是康熙間進士,昆明人,曾任翰林院侍讀!擅長詩詞文辭,有著名的《滇南述古詩》十二首,也有大量寫景抒懷詩。其《登三台山鳳翥宮晚眺》:「對山憑海駕芙蓉,排闥西為野色濃。雲錦秋屏盤鳳鵠,桃花春浪奮魚龍。醉邀黃鶴仙人笛,渴采青蓮玉女峰。夜半天風步虛落,丹邱始信在伽宗。」三台山在呈貢,此詩寫滇池東畔呈貢一帶景色、自有風格。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鄉試亞元師問忠以正直、敢抗爭聞名,其《登晉寧望海樓》詩,寫滇池風景,動靜相生、情景交融:「望海樓頭望,滄波萬頃長。叢應嗤武帝,溺卻吊梁王。舟去移山影,天來接水光。石鯨鱗甲在,把酒意茫茫。」

  康熙間僧人性寬,寫滇池寫得意境開闊,令人神往:「振衣直上翠微顛,萬壑千峰到眼前。郁郁山嵐晴似雨!茫茫海氣暮涵煙。城樓隱約寒雲外,村舍依稀夕照邊。危坐松根不知倦,梵鐘響徹狖寥天。」

  昆明人許希孔(雍正間曾任工部右侍郎)的《秋晚登大觀樓》,亦有這種意境,且氣勢宏大,為人稱道:「浮雲卷層海天橫,獨上高樓感易生。山色西來連夕照,湖光一派變秋聲。碧嶢舊跡霜鐘冷,白蕩仙蹤月舸明。指點昏鴉愁外去,疏槐禿柳不勝情。」

  江蘇丹徒人王文治,乾隆年間進士,乾隆六年來雲南任臨安知府。往省會公務,住五華山寓樓,倦于應酬,怡情山水,遂有《題五華山寓樓》詩:「官僚至省會,如人海會場。拜謁勞筋骨,征逐費酒漿。醫余臥病者,偏宜借僧房。高樓一騁望,心眼俱開張。太華高巍巍,昆明美洋洋。疏林與斜照,並入秋天長。臨窗安筆硯,面壁啟書囊。閑來拂素紙,黃庭兩三行。至晚忽薄陰,浮嵐散山光。日痕或逗漏,雲氣惟蒼茫。微風振林木、鏗爾敲琳琅。幽景一日間,變態已萬方。夜深始就寢,鐘聲猶殷床。寄言內熱人,此地稍清涼。」

  雍正舉人呈貢李光賁的《洹浦星燈》,似為王文治詩中的「至晚忽薄陰,浮嵐蔽山光」兩句作細敘:「碧水寒煙定幾家,歸來漁火亂汀沙。蘆花缺處是初落,楊柳竦中月半斜。對是點魚償酒債,又疑修網作生涯。從來此景堪圖畫,靜夜揮党莫寫差。」

  寫滇池,孫髯是名傳海內的第一大家,其《大觀樓長聯》被譽為「天下第一聯」。同時,他也寫過有關大觀樓和滇池的詩,茲舉一首。《大觀樓》:「月光撥作海門潮,屋涌椒蘭水可掬。半夜神燈波上走,三春畫槳鏡中搖。筆床茶灶宜青草,酒市溪村接板橋。聽唱竹枝來山渚,碎看塔影忽雙漂。」此詩重在寫景,然心境亦在情中。

  大名鼎鼎的錢澧,詩多,寫滇池的也多。大家之作,另有氣勢。從《季弟沇同赴晉寧》:「桂席盤江層,西山一抹橫。風波無定准,星月獨分明。浩蕩怜生事,扶持見汝情。同舟寂不語,應恐夜龍驚。」可見一斑。又《病趙同李大西郊閑步》:「行藥城西步履長,連山巘巘海茫茫。深溝孤鷺窺清水,高樹群鴉噪夕陽。老圃瓜稀怜不摘,殘僧芋熟許分嘗。何堪吹鬢秋風緊,踏破新煙過菱塘。」又《宿太華寺》:「半壁蒼煙擁薜蘿,江禽蹄處晚船過。樹交危蹬盤青靄,天縱飛樓納白波。夜不分明花氣冷,春將狼藉雨聲多。愁中不暇耽幽興,佳山佳水奈爾何!」錢澧還有一首長詩《近華浦》,寫沐氏西園,寫昆明滇池,淡雅平易,自然流暢:「此地不來遽九載,樓館摧剝不如昔。苦旱湖水亦縮減,但欣蘆翠柳仍碧。故人厚意不可謝,抬來早飯烹鮮鯉。望見四山雲氣發,金電亂掣溟故里。頃刻雨至如傾盆,屋漏無干難措履。行廚撥棄走佛舍,僧來款慰言辭美。只道當筵客意索,不知秉來農聲喜。垂樓銀溜鳴琅琅,階墀起滅浮潑光。此時想見龍公媼,張鱗奮鬣空中翔。爐煙細篆沾微濕,花龕慢動涼風人。白雞報午一聲已,自理霜毛傍客立。寂居半晌得禪喜,太勝鳴弦吹管急。請君無更陳壺觴,樂過哀來不易當。拿舟冒雨早歸去,笠屐東臬看插秧。」

  乾隆間舉人大理人楊屐寬。也有一首寫滇池的小詩《甲午昆明秋日送許丹山旋里》:「小西門外柳,攀折已將殘。又送丹山去,秋山雁影寒。斷橋橫落日,鄉思滿漁竿。今夜昆池月,悉予獨寐難。」其《冒雨游圓通山》詩末句:「回首昆明池,煙彼正相逐。」可與此參讀。

  名家師范(趙州人,乾隆間舉人)的小詩《見會城》,寫出一個耀眼的滇池:「一片昆池水,盈盈照眼來。人煙雙塔曉,殿閣五華開。尚想平蠻事,誰怜作賦才。十三年外事,蹤跡付塵埃。」另一首《雨宿碧雞關》也有此味:「煙樹層層望欲迷,海光清映白玻璃。土人標榜尋常事,便遣王褒祀碧雞!」師范還有一首寫滇池特產金錢魚的詩,可資了解滇池,亦錄于此,詩題即《昆明池金錢魚》:「欲泛昆明海,先問金錢洞。洞水深且甘,嘉魚果誰縱。罟師向予言:秋風昨夜動。內腴體外熱,銜尾游石空。或應上官需,或詣高門送。產非太僻遠,擬向天庭貢。」

  昆明人陸藝寫滇池的幾首詩,清雅空靈。如,《鬟鏡軒晚眺》:「爽氣西軒好,憑欄意最閑。天光多是水,樹色不分山。孤鶴援藤臥,昏鴉啄翠還。遙知僧人定,松戶晝常關。」《泛昆明池》:「放眼無余障,飄然鼓棹歸。岸煙秋瑟瑟,水月晚依依。野闊山全遠,天低樹漸微。扁舟快吟望,輕浪濺人衣。」此詩儼然一幅滇池秋江歸帆遠眺圖。

  趙州(今鳳儀)人袁惟寅的《昆陽州秋興》借景抒懷,意味迥別:「蕭蕭落葉滿山城,雨霽昆湖萬派明。倚欖驃人舟弄笛,催租有吏夜傳聲。霜清況滯傷秋客,風勁常趨赴敵兵。愁絕故園千里隔,何時早慰倚閣情。」

  保山人袁文揆的《同人招游太華山,雨中過鬟鏡軒晚眺》:「招攜竟躡翠云隈,極目真同渡海來。千古風濤生下界,一湖煙雨上高台。魚龍寂寞宵鐘靜,豺虎縱橫畫角哀。莫問梁王沉石處,秋堤已卷暮潮回。」寫得沉著厚重。其《獨游虛凝庵,過涌泉寺,訪王隨齊孝廉》詩末句禿云:《回顧昆明池,杯水浮東南》、皆大處著眼寫法。另有《歸途化茲游所歷,再賦五古》五首,寫初秋中旬他邀師范等人泛舟游太華山、宿山半僧寺的情景,先有一首七律:「昆明城外緩郵簽,萬頃波光一棹沾。小泊初探蹊徑險,幽尋漸覺洞天寬,鐙前話雨皆成夢,醉裡酬詩不論粘。且喜來朝凌絕頂,碧雞秋色又新添。」後又作五古五首,茲選一首以見一斑:「杰閣聳層霄,崔嵬森羅列。奇石拜不暇,何必具袍笏!碎踏蒼苔痕,偃僂探岩穴。濕翠護雲根,霽色透林樾。下臨無際崖,蒼茫水天闊。寥廊三州邑,隱隱辨毫發。迷高五華山,斷虹映城闕。樹里見風帆,波間自出沒。買身倘在船,遙望茲山巳。究竟何處挂?可稱山水窟。安得逐雲飛,隨時補其缺。」

  劉大紳,乾隆間進士,曾住山東武定府同知,歸滇後主講昆明五華書院,有長詩《春曉望太山》,以「吁嗟乎?太華山,乃在昆明邊」作為首、末兩章的起句。中間「輕舟一日堪往還」「春風滲蕩指襟袖,鞭軋策鯉相周旋」。「解醒欲欽一杯水,茫茫無地尋仙源。昆池倒流三百里,一吸不足心怏然。飛入大瀛海,笑傲三壺間。」皆寫游滇池情景。

  太和《今大理)人孫炳文(乾隆間進士)亦有長詩《游太華山》,由「碧雞關,松雲護,太華山,插煙霧」起,寫至滇池,以「寺鐘鳴矣日既哺,短帆早挂城西隅……我輩多情許看山,山光海色兩眼碧」作結。

  嘉慶年間舉人石屏羅覲恩的《從美人峰渡羅江壁登三清閣》詩,中段「疊閣無尺基,懸空臨海潮。天風浩蕩來,樓宇皆動搖」,寫及滇池,又以「昨來此凝望、蜃氣噓碧寥」作結。

  他的小詩《夜渡滇池》寫得淡雅婉約:「西日下滇海,雲水忽成夕。南風夜來生,輕舟楊片席。燈火冷歸夢,漁商侶孤客。倚枕暗潮來,推篷遠空碧。天寒斷岸高,月沒舟路白。回望巨橋城,旅愁紛如積。」又,他在《太華山》一詩中寫道:「忽如跨東海,翹足巨鰲頭。湖山並不辨,一碧昆明秋。昔閣太華勝,夢寐登飛樓。金馬臥東麓,碧雞伏西洲。苴蘭萬人家,半縷輕煙浮。滇池五百里,坳水容芥舟。……挽回山下水,萬古從東流。」

  昆明人戴絧孫(道光九年進士)也有一首《春曉望太華山》,山水相映,清新喜人:「鑱天數點高峰出,瞳瞳曉鏡上初日。回風吹逐岫雲孤,山光倒入昆明湖。我家舊傍太華住,吟身久為煙霞痼。謝安履齒未得閑,目成空與心相遇。朝來悵望幾憑欄,層巒瘦盡芙蓉寒。石嵌徑曲隱深窈,鐵立面壁森巑岏。波濤下搏鮫宮紫,樓閣凌虛絳霄起。萬里空青開斷煙,百丈懸崖照春水。綠夢何處梁王宮,沐浦桃花綿浪中。會凌絕頂眺城廓,俯視一氣青濛濛。」

  昆明人李於陽,嘉慶間貢生,未做官,擅詩文,有一首《游螺峰》遠眺西山睡美人的詩寫西山、滇池、金馬,栩栩如生:「最西則太華,宛立窈窕顏。美人不可即,微露雲中餐。盈盈一水隔,欲渡舟楫艱。東則名呼馬,林巒絕躋攀。風雨晦冥處,神駿出其間。安能施控馭,萬里馳天關。低頭忽見影,夕陽已在山。樞衣穿石罅,言尋飛崖還。」又有《游羅漢岩》九首,茲錄兩首:「游山愛月佳,看月逢秋好。美鏡不可期,人情善顛倒。夜窗風雨過,寒燈如豆小。身似落鮫宮,濤聲四面繞。昨夕對月明,悔不來游早。」「直上達天閣,天風鳴颼颼。吹我濯足心,落向水西流。水天匯一鏡,照出四壁秋。此地不勝寒,況樂說瓊樓。結想幾時到,浮雲空悠悠。安能傾洪波,為滌終古愁。」另,他的《游近華浦登大觀樓》詩,意境用語都好:「披露襟懷酒一杯,江山倍愛出群才。煙波吞吐胸中闊,雲樹蒼茫眼底開。幾點寒鴉依斷岸,四圍斜日下高台。勞生不及漁人好,醉倚蘆花問夢來。」

  昆明錢允濟,曾任湖北呂堰巡檢,歸鄉後借詩畫自娛,有《觸懷吟詩稿》,其《太華紀游》寫滇池,有杜甫詩意:「縹緲飛樓上,秋光萬頃空。山分秦地秀,池憶漢時功。煙塔滄波外,蘭城斜日中。夜來雙塔月,不照廢昊宮。」

  趙州人曹朴的《昆陽晚眺》風格與此略近:「何事秋尤爽,長天正晚晴。暮煙低遠岫,潮氣上孤城。日共海天碧,涼從衣袂生。俳徊不覺晚,纖月出波清。」

  呈貢人湯銘的《舟渡昆池抵高嶢》,另是一番情調:「秋漲仍無減,舟行趁晚涼。虛弦驚落雁,擊楫起飛鴿。煙樹連天碧,汀花夾岸香。疏鐘聲未斷,燈火出漁庄。」

  昆明謝瓊,有《大觀樓題壁》一詩,寫得氣象萬千、不同凡響:「憑欄披滿大王風,氣象全收入座中。西去水深奔萬馬,北來山勢臥長虹。樓台一帶開煙雨,烽火千年冷段蒙。幾度酒酣難落筆,上頭題句有髯翁。」

  昆明人杜微之的兩首山水詩,描繪滇池秀色,令人心向往之。《碧嶢別墅》:「草閣蕭蕭掙夕暈,濕燒紅葉茗煙微。晴空翠扑千峰近,江淡雲拖一雁飛。松竹繞庭幽興劇,琴書歌枕素心違。年來久怙煙霞癖,不為*羹鱸膾肥。」《昆明竹枝詞》:「騖外紅綃卷暮霞,煙波浩渺夕陽斜。聞君住在漁村裡,疏柳柴門第幾家?」

  昆明王毓麟的《近華浦泛舟》:「柳花如雪杏花殷,共放扁舟下釣灣。脆管哀絲渾聒耳,閑依棺尾看青山。」清代翠湖與滇池相連,他的兩首《翠海春日雜詩》,也屬寫滇池的詩:「离落香吹豆子花,一株柳楊映門斜。游人若愛春酤好,燕子橋東賣酒家。」「玉龍祠畔草新齊,汀暖煙深浦樹低。六尺小船呼不應,水禽沙鳥向人啼。」

  嘉慶間昆明尹尚廉的一首《登太華寺》甚有氣勢:「山海千秋壯,飛樓暮靄邊。白雲生下界,明月挂中天。禪榻空塵夢,秋聲雜夜泉。那堪向明發,舟騎各紛然。」

  永北(今永勝)人王壽昌,嘉慶年間舉人,其《太華山望昆池》,可視為清代寫滇池的代表作:「空際俯汪洋,滿目碧不了。浪翻萬頃天,光搖百丈島。沙洲春樹微,遠浦歸帆小。南去疑無地,西顧亦何渺!第見一片明,中有千峰倒。隱約生寒煙,長空斷飛鳥。」

  朱衣(昆明人)的《湖心亭晚眺》就通俗得多,達意也流暢:「沿堤芳草碧涵煙,暮色湖心斷復連。小雨舟橫楊柳岸。斜陽人坐藕花天。顏衰已近杯中酒,歲晚曾無郭外田。不是靈均常被廢,行吟虛傍楚江邊。」

  曾于道光年間任過廣西督學的楚雄人池生春,當時已有詩名。其詩《鬟鏡軒望月》似從李太白詩化來:「萬山送夕陽,一鏡落煙靄。明月藏海中,不肯飛上界。一嘯起松聲,忽在枝頭挂。舉杯試邀之,海天靜相對。世事等浮匯,清光留吾輩。危峰矗高軒,靜游白雲外。」

  羅士瑜的《大悲閣觀日》,與此風格迥然:「峻岭初探勝,登樓意欲仙。一輪飛曉日,萬頃破蒼煙。直眺滄溟際,如凌泰岱顛。須臾耀金碧,花柳早春天。」

  李作檢(昆明人)的《福海村訪友》,是一首昆明近郊的田園小品:「偶從渡口問扁舟,夜雨添來一尺流。直到故人栖止地,綠楊庭院水邊樓。」

  海源寺和尚法喜的兩首詩,將滇池之景與禪機相融合,又有與眾不同的詩味:「水天一色浪不起,朵朵芙蓉落水底。乘舟便欲采芙蓉,笑逐閑雲聽所止。數聲欽乃天地寬,浩蕩真堪碎碧瀾。漢家旌旗渺何處?惟有漁歌空唱夕陽殘。山雨忽來雲似墨,榜人欲歸歸不得。大風卷浪入蒼冥,一時雷霆怒斗蛟龍國。時移勢換,樂極悲多。從來世事幻風波,苦海無邊可奈何!」(《初秋泛舟昆明湖遇雨》)又《華亭寺夜坐》:「靜極元無夜,空庭坐翠微。漫彈流水曲,早息漢陰機。葉落知秋早,軒開待月歸。敲門無個客,徒倚看螢飛。」

  保山周于德,有《游羅漢壁望太華山》:「昆滇開奇局,山高迥息氛。亂峰吞落日,運水漾秋雲。夢幻晨鐘覺,經聲暮鼓開。竹窗天半啓,樹葉落紛紛。」

  開化(今文山)尚旃的小詩《癸未九日偕魏云登螺峰》,有唐人七絕風韻:「登高何必定龍山,小閣凌雲縹緲間。一片雨絲渾不定,天風吹下碧雞關。」

  施炯的《秋日友人招集近華浦同周橫山賦》,自然而親切:「新涼如有獲,興逐遍舟來。況逢林下人,吟眺蒹葭隈。倚闌邀湖影,青山相低徊。微風詠疏蟬,薄日明高槐。佳哉秋氣清,極目凈纖埃。我生感華發,節物為之催。從茲老游釣,無使閑鷗猜。更語諸酒人,及時傾尊曇。」又有《游西山》:「澗路有窮處,忽聞人語喧。遍舟雲氣人,触石浪花翻。萍葉浮僧舍,魚苗上水軒。悠然濠濮意,吟罷更誰論。」

  趙州(今彌渡)楊戴星的《觀音山道中》寫滇池畔觀音山風景,如一幅山水圖:「山徑緣溪曲,山花相間開。野橋橫獨木,老樹上蒼苔。雨人前村歇,秋惊六月來。新涼侵客快,袖底帶煙回。」段時垣有兩首寫滇池的詩,各有千秋,勢均力敵。《登大觀樓》:「萬里歸來續舊游,眼前風景足淹留。天涵水面浮雙塔,地涌波心聳一樓。漢將戈船斜日冷,梁王旆篩暮雲愁。銜杯莫問興亡事,羨爾輕輕逐浪鷗。」《舟抵高嶢遇雨》:「對酌微醺海氣涼,斜風疏雨送輕航。蒼煙桔柚山千疊,百露蒹葭水一方。漁磧暮炊船到速,江村晚渡客來忙。舟人向我頻頻指,雲樹秋波隔故鄉。」

  劉范的《再游圓通寺登螺峰次壁間韻》,筆力不弱:「岩壑天然景象開,招提覽勝步崔嵬。千尋塔影連雲出,萬井人煙匝地來。眼底興亡曾似夢,客中游賞且銜杯。碧夢深處藏幽閣,還似明朝醉一回。」

  趙藩的《題大觀樓》二首,以詠懷為主:「近華浦上大觀樓,高壓滇南十四州。此日籌邊何限事,憑欄無語對閑鷗。」「掀翻蒙段劫余灰,金碧丹青壯麗開。都在髯翁憑吊里,更誰樓上賦詩來?」陳榮昌的《秋窗月夜》:「城居太湫隘,得月苦無多。不住翠湖畔,其如良夜何?水邊卷下簾,天上鏡新磨。蝕我悲秋思,憑軒發浩歌。」最後,以著名歷史名將蔡鍔的一首《登五華山》作為此文的結束:「東風吹徹萬家煙,迎面湖光欲接天,千載功名塵與土,碧雞金馬自年年。」

  將古人詩中寫滇池、與滇池有關的句、段集一文,自知殊非易事,下筆以來,一鼓作氣,先後數日方成此稿,洋洋灑灑上萬言,借清人詩句,真正「使我讀之神茫茫。神茫茫轉思長,彩雲一片是吾鄉。」故自覺十分欣慰。雖有遺漏,而古人詠滇池詩,已大體備焉。

【本文收錄於台北云南同乡会《雲南文獻》第28期;民國871225日出版】

 



 

227(转)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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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摘要

作者:冯尔康(中国社科院)

 

第四章  清人传记别体--年谱

 第一节  年谱及其体例   

(一)何谓年谱   

(二)年谱的类型和体例 

 第二节  清人年谱编纂

  (一)年谱的作者  

 (二)年谱的资料来源  

 (三)清人年谱写作特点 

第三节  清人年谱的史料价值   

 (一)人物传记史料   

 (二)社会历史的全面资料 

 (三)年谱资料的缺陷 

 第四节  年谱的出版和工具书   

 (一)丛书中的《年谱》和《年谱丛书》  

 (二)附刻和单刻本年谱

 (三)年谱的研究与工具书

________________

   ……以上介绍了传记资料的各种体裁,大致归结起来有八种类型:一是较完整地记述传主一生或侧重于某一方面的传文;二是基本上也是概述终身的传文,不过用于碑墓上的;三是哀悼性的祭文;四是反映一个人的最基本情况的履历式文字;五是祝贺性的赠送序之类的文章;六是能容纳大量个人素材的日记、年谱一类书籍;七为与家族史结合在一起的家传、族谱;八是其他,如画像、年表。这八类,如果单纯地从内容来考虑,则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1)列传、传、碑传,叙述人物一生的事迹;(2年谱、日记,内容较丰富的传记素材;(3)祭文、赠序、尺牍、履历、像赞,记述人物的片段资料。传记体,系指第一、二两种,它通常要说明传主姓名、字号、籍贯、出身、生卒年月、婚姻、功名、仕宦、业绩、社交、著作及各种活动。第三类的文字,虽只叙述人物的片段的或极简单的历史,同样提供传记素材。

第四章     清人传记别体--年谱

  关于清朝人的年谱,来新夏有过很成功的研究,他著作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特别是代序《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全面论述清人年谱基本情况和学术地位,对清人年谱的谱主、编者、表达形式、编制体例、史料价值评论尤详。笔者在这里还要论说清人年谱又有何必要呢?首先是要作某些侧面的补充,如年谱史料来源问题,包括来氏在内的学者对此论述极少;其次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如年谱出版信息;再次,某些方面作较深入的分析。总之,是想在充分吸收来先生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清人年谱作出新的综合说明。         

 第一节  年谱及其体例

(一)何谓年谱  

  任何学术领域,若给它下个完整定义,都是非常困难的。对前人的界定,后人往往会作出补充或予以讨论,关于年谱的定义也不例外。如朱士嘉说: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细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朱《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转见《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代序》)来氏则云:年谱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胪述谱主一生事迹的一种传记体裁。并指出它杂糅了传记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状等体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体。(《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来氏在定义中明确年谱是传记的一种,比朱氏之说前进了一步;年谱叙事是否纤悉无遗,正是年谱学界讨论的事情,难成定说,比较全面细致的表述就准确多了;以一生事迹代替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概括得更好。本书作者的说法是:年谱是以特定的个人,即谱主为中心,用编年体形式记叙其一生经历及与其相关的人和事,是历史人物传记的一种体裁,或者说是别体。这是来氏定义基本套用,但是明确年谱的体裁是编年体的,是历史类著作,并在理解年谱是一个人的传记的同时,强调其同社会的联系,即反映社会历史的一面。对于年谱的定义,似应把握以下几点: 

  以个人为中心:某人的年谱,自然以其为中心,围绕着他的事迹进行叙述,与其不相干的人和事,就不能胪述进去,但是我们看到的年谱有的就存在这类问题;相反,有的又仅仅写谱主个人,对与其联系紧密的人事略去,令读者不明谱主行事的原委。在众多的年谱里,有的年谱不只一个谱主,如刘盼遂著的《高邮王氏父子年谱》,就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合谱,又如许维   编的《郝兰皋夫妇年谱》,是山东经学家郝懿行、王照圆夫妇的合谱,这些是将亲属与事业相同的人的年谱写在一起了,所以说以个人为中心也非尽然,由此可知,任何定义都很难是绝对准确的。 

  年谱是编年体史书:年谱写法是以年岁为纲,按年系月,实以内容。一件事可能出现在若干年之内,根据编年体的体例是不能在开始发生的年代把事情写全的,而要逐年写去,可是有的作者性急,用纪事本末体,一气写来,全书的编年体例就被破坏了。年谱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是关于人物传记的,而编年体历史则范围很大,对此,蔡尚思在《左宗棠年谱·序》中区分甚明,他说:年谱属于历史人物的个人编年史。它与一般编年史相同之处,在于都按照年、时、月、日的时间序列编排史事。但它的背景不及一般编年史广阔,而反映历史进程的精细程度,却超出一般编年史。(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如此一区分,更能明了年谱的编年史特点和价值。 

  资料排比与叙述式:年谱是传记的一种,但与本书第二章所讲的有史实、有分析、有评价的正规传记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采取叙述式排比资料,把谱主行事一一记录出来,是资料性的著述,不必多作评论,要与评传区别开来。然而也有的年谱作者强调加强评论,使年谱的特点反而不鲜明了。  

 年谱的异名:有的年谱不称为年谱,而叫做自叙自述纪年(如汪士铎《汪悔翁自书纪年》),因为年谱的谱主应当是大人物,或有特殊贡献,可以垂示后世的人,为其作谱,就是为了传播其德行业绩,因此有的人自谦,不敢称年谱,如李平书(1854年-1927年)于1923年七十岁时写经历,初拟自编年谱,继念生平无赫赫之事业,于年谱二字不称,遂取名自叙(《李平书七十自叙·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就是嘉道时名将杨芳在自编年谱的序中也说,深惭言无可述,行无可表,何谱之有哉!说明年谱的谱主非同常人,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才可以自撰或由他人来写年谱。   年谱产生的时间是宋代,然其渊源有自,亦可稍加留意。冒广生说:年谱之作,兴于经,立于子,成于史,《春秋》、《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就分别是孔子、晏子、吕不韦的年谱,故世谓年谱始于宋人,不知经、子、史已发其凡也。(《黄丕烈年谱·序》,中华书局1988年版)年谱出于宋代,但其体例在前代已经孕育了,不过到宋代才正式出现。

(二)年谱的类型和体例 

  这里说的类型,就是来氏所讲的年谱表达形式,即文谱,完全用文字来表述;表谱,以年表的形式反映谱主的一生;诗谱,以诗歌为纲,以文为目,表现谱主历史;图谱,主要是作画,配以少量的文字说明。   年谱有没有体例?郭延礼认为:年谱之作,向无固定的体例和格式,当视谱主的具体情况而定。(郭著《龚自珍年谱·前言》,齐鲁书社1987年版)说的不无道理,而且事物总在发展,会有新体例的出现,体例不可能一成不变,但若说完全没有固定的体例,似乎也不尽然,因为可以说出几个条条来:  

 1编年体。1911年丁宝铨作《傅青主先生年谱·序》云:年谱之作,本《春秋》编年之别派,衍《史记》表年之小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辑第932号)年谱是编年体史书,不必缕述。  

 2纲目体与直叙式。许多年谱采用纲目体的笔法,即用简练的文字写出要点,然后以较多的笔墨去对事情的原委作出说明,或引用其他文献的资料去作注释,这样纲举目张,使读者能很快地明了谱主的重要事迹。笔者阅览过一百一十多部年谱,统计一下,约有30%的年谱是采取纲目体或类似这种体裁的表达方法。当然,多数年谱使用直叙法,对所叙述的内容不分主次,平铺直叙地写来。  

 3叙述先世。开门见山,先叙谱主的先人,有的追述谱主十几代以前,以及迁徙的情形,至少要讲到高祖、曾祖以来的状况,有的还列出先世表。只有极少数的年谱,因谱主出身寒微,而无法追叙高曾以上的历史。 

  ​4叙说家属。谱主的直系亲属一般都在年谱的叙述范围之内,其与谱主关系尤其密切的,本身功名和事业显赫的,会被重描几笔。 

  ​5铺陈时事和交游。许多年谱要把当年发生的与谱主有关的重要事情、重要人物写在该年叙事的前面,以便与谱主的行事相照应。这方面的内容要不要写,人们见解不一,如袁行云作《许瀚年谱》,主张年谱以考证谱主生平及其著述为主,一般不引历史背景资料,即使有些资料与研究谱主有关,也尽量从简。(《许瀚年谱·序例》,齐鲁书社1983年版)在这方面掌握起来很难,有的年谱作者写得多,乃至容纳一些无关的事情,让人看了累赘。也有少数年谱完全不交代有关的社会背景,令人理解谱主的行事有了困难,这就是没有运用好年谱的体例。     

  ​6)交代谱主身后事项。所谓身后,是指其丧事的料理,朝廷的恩荣,著述的整理发表,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以及子孙的事业。必如此,谱主的一生才算了结。

  7)补注。把岁月没有写完的年谱,补充整齐,写完谱主的一生。凡是自叙的年谱,不可能写到谱主的逝世之日,总要在谱主身后由他人为其补作,写至谱主人生的终结,这样的事情往往由子孙来完成。如道光朝湖南巡抚吴荣光(1773年-1843年)的《自订年谱》只写到1841年,其人生的最后两年,由其子尚忠等续写成功。又如著作《小腆纪传》的徐鼒(1810年-1862年)自撰的《敝帚斋主人年谱》写到1858年,其后,其子承禧及徐氏门人根据其《日记》编写成《谱补》,使徐氏年谱成为完本。有的年谱初稿形成,但内容过于纲要式的,不完善、不丰富,于是有人去作注释,增加一些材料。如《查继佐年谱》,初编者为查氏门人沈起,一百数十年后张涛、查世沣相继增补,始有善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再如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的严修(1860年-1929年)自撰年谱写到1918年,门人高凌雯为之续补,但自撰和续补都非常简略,其侄孙仁曾进行增编,不甚得体,王承礼等乃为之作辑注,始告成功。(齐鲁书社1990年版)注有新写的,也有将旧有的文献资料排比进原著的相关部分。  

 8)附录。在编年体正文之外,汇编关于谱主的上谕、传记、墓志铭之类的文字,作为年谱的附录。清人所编年谱,附录的内容相对少一些,现代人的编著,或者标校前人已成年谱,大多比较广泛地搜集谱主传记资料,有的把笔记中的材料也编进附录里,使附录内容越来越丰富。且看《鄂尔泰年谱》的目录,即可明了。(【附录1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9)划分阶段。清人编写年谱,只是将谱主的生平按年写来,不作阶段的划分,现代有个别的年谱编著者,在编年的同时,把谱主生平区分为若干时段,如任道斌作《方以智年谱》,以七卷区分谱主一生的七个时期。(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至此,关于年谱的体例,拟将嘉道咸时期蒋彤纂写的《李申耆年谱·谱例》和冯其庸等编著的《吴梅村年谱·凡例》附录于下,(【附录22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版;附录3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权充年谱体例的小结。因为蒋氏《谱例》不仅说到年谱的起源,更总结前人谱法,规范了年谱体例的各项具体内容,涉及到纲目体、有关时事和人物、子孙和族人、功名、著述等方面的写法。唯有后年之事凌入前年者,如此则文直而事完一条,与编年体要求不合,其他则同与一般谱例。冯氏等《凡例》更反映当代人编修年谱的观念和作法。        

   第二节  清人年谱的编纂

(一)年谱的作者  

 年谱的作者,来新夏指出有四类,即自撰类,系谱主手订,或由谱主口述而他人记录整理,或谱主自撰而由他人续补;家属所撰类;友生编著类;后人著述类。说得很概括,很准确。蔡尚思把年谱分成四种类型,并由此讲到作者,即研究型的,编者多为后世专家;卫道型的,编者是自命为古圣先贤正宗嫡传的人物;回忆型的,为谱主生前所手订;扬名型的,多为谱主子孙门人所编。(《左宗棠年谱·序》第二页)以上两说角度不同,但所说年谱编者是一致的,即年谱谱主、谱主家属门生友人或学术研究者。笔者对阅读过的一百一十七部年谱的编著者作了分类和人数统计,分类基本同于以上二位,但扩展为六类:

1)自订,其情形如来氏所言,不赘。

2)家属和族人,包括兄弟、子侄、裔孙和族人,如王士祯为其兄士禄作《王考功年谱》,王夫之八世从孙王之春编著《船山公年谱》,陈少白的族侄德芸著《陈少白先生年谱》,其中子孙所作最多。

3)亲戚朋友,这中间有谱主的幕友、僚友,所形成的作品,有的是谱主子孙请亲友作的,也有亲朋主动写的,如李之芳之子聘请程光裋编辑李氏文集,同时以年谱属之,遂写成《文贞公年谱》,程氏自称受业于李之芳,实际并非门弟子,而是受聘为人作年谱。再如赵藩在岑毓英幕府三年,后应岑氏家属之邀,写出《岑襄勤公年谱》。受聘写作,往往是在谱主家属监督下进行的,此种情况与将要说明的学人研究有所不同。

4)门生,受业弟子为业师写年谱,如冯宸、刘调赞的《李恕谷先生年谱》。

5)学术研究者,赵藩在前述岑毓英年谱小引中说:名公卿钜人长德,率有年谱,或自订,或成于子弟门人故吏,或异世之士寄向慕而为之。(《岑襄勤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第139号第2页)研究者大体就是所谓异世向慕者,这类著述最多,不必列举谱名了;但是研究者中不仅有国人,还有域外人,如日本人小泽文四郎为经学家刘文祺作编著《刘梦瞻先生年谱》。

6)合作型,即由谱主家属、亲友、门生乃至研究者多方合作而成,如《查继佐年谱》之由门人沈起、仰慕者张涛、族裔查谷、查世沣历二百年纂修、增辑成书,可谓合作之典型,严修年谱在自订之外,又有学生、族人、研究者先后补辑,是合作的又一类型。名臣阿桂的年谱编辑者成员众多庞杂,兹附其名单于后。(【附录4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0辑第691号】)

  年谱之作者,大略地说是谱主本身、家属、友生、研究家四种人,细分则为上述六类人了,特别是多种人合作的情况需要重视。无论是四类,还是六类,其实不外是两种身份的人,即学人和官员。各类人编写年谱的情形,在修谱中所占的比重如何,本书作者就所读的作了分类统计。统计数字表明,年谱的纂修人以研究家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以上,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编著者;值得注意的另一种情况是自撰者甚多,达到五分之一以上,将近四分之一的地步;合作类虽然不多,这是因为自订而又由他人补作的年谱,没有统计在合作项目里面,否则数字将会大为增加,因此,不要看到这一类数目少,就以为它在作者类型中不重要。  

 (二)年谱的资料来源   

  年谱的作者与写作时间、图书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自订的年谱为谱主生前所著,成书时间早,按照一般的说法,史书写得越早,价值越高,自订年谱具有这种优势;但是自订谱也可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弱点,即谱主歪曲历史,在年谱中美化自身,制造假象,使读者难明真相。家属、戚友写作的年谱,纂著的时间大多在谱主身后不久,应当修成好谱,但是除了一些非常严肃者的作品是好的,大多数编著者为见好于谱主家人,本着书善不书恶的原则,遮饰、曲庇谱主的过失,这类年谱可信度就小一些,难成信史。学生修谱,时代也早,与谱主关系密切,了解也多,可以写得好,事实上,有的纂写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写作,如李恭秉承其师颜元反对党同伐异,虚学欺世的教导,在为颜氏修谱时,功过并录,一字不为镘饰。待到冯宸为其师李氏作谱时,就以李氏为楷模直书无隐,所谓大德大节固必书,至于悔过迁善,正所以勉强进德也,亦详载,不避重复。就是对李氏与友朋的辩论,也如实记载:先生亲师取友,互相责善,乃生平所资以进德修业者也,书之。(【附录51页,《李恕谷先生年谱·凡例》】)当然,曲宥其师过失的年谱作者也有,不过总的说来,真正受业的门人所写作的年谱一般是比较好的。学者著作的年谱出现较晚,以至很晚,但是为研究而作,一般用力搜集素材,绝大多数人态度严肃,对材料有所考辨,成品质量较高,尤其是近期出版物,资料收集得更丰富。任何著作者都难免受主观倾向的左右,发生观点的误失,学者写作的年谱也会有这类问题,所以读者在研究家的年谱中亦不难发现为谱主辩解的成份。年谱质量的高低,需要一部部具体分析,这里只是笼统地说:写得早的自订年谱可信度可能高一些,研究家的成品问世虽晚,然而在内容丰富和史料考辨方面都有优长,子孙僚属的笔墨产生不迟,却应审慎对待。

   考察年谱的质量,不仅要看其作者,还需了解其史料来源,即使一位严肃勤奋的学者,如同好的家庭主妇一样,不能作无米之炊,材料丰盈,就好加工了。年谱的史料来源是随着编著的增多而不断拓宽,是相当丰富的,多方面的,可以区划为下述八类,即谱主本人的各种文字,谱主口述他人记录的文书,家谱材料,著者与谱主接触中感受所形成的素材,官修史书和档案,官方和私家的传记,私人笔记,外国文献。著作家在修谱时对诸种文献会作全面的、综合的利用,而不会只使用一种或两种,如郭立志于1943年编写吴汝纶(1840年-1903年)年谱时,暇日取(无)先生诗文、尺牍、日记各编,撷其精微,综其纲要,逐次排列,渐有端绪,又与先生子北江过从,得窥其家藏遗墨、手稿未及刊布者。(《桐城吴先生年谱·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第725号第2页)可知他是在运用吴氏本人的诗文、日记、书信资料和吴氏后嗣口述材料进行的写作。吴天任于1958年写成《何岁 先生年谱》,他说他所依据的素材来自六个方面,即何氏(1865年-1930年)的《六十自述》,何氏于光绪末年在印藏使团随员任上的文书,何氏的《邹崖诗稿》,何氏之子的补述,采访何氏的朋友学生,其他有关文献。(《何先生年谱·自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6辑第756号第3页)看来年谱作者都在尽可能地综合利用包括谱主自身文字在内的各种文书进行写作。

下面将对各类年谱资料的使用作分别的说明: 

  ​谱主自身形成的文书:许多谱主有自撰的诗文集,或有日记,或保留信函,或存有奏疏,这就给纂写年谱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中的日记也是编年体的著述,对编写年谱最为有益,不少年谱主要依靠它写成的。如汪兆镛(1861年-1939年)自撰年谱写到1918年的五十八岁时,后二十年没有动笔,身后,其子从他晚年手写日十余册里,择录材料,配合他的社会活动,续补成完整的年谱--《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小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60号第1页)王真《续编陈侯官年谱》,象前编一样,仍以诗文集、日记为依据,而参以请益,遂凑成七卷。(《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第277号第5页)既用日记等类资料,又请教谱主,才续编成功。   口述资料:有两种情形,一是谱主自叙,由他人记录,如王士祯(1634年-1711年)自订年谱,但其最后六年的内容,是他在病中口授,儿子笔录的。(《王士祯年谱》第59页)另一是家属回忆谱主生前活动,为年谱的写作提供许多生活细节,或者订正编著者的某些误记,前述吴汝纶、何高二谱的写作均得力于谱主子嗣的帮助,不必赘述。 

  ​家史资料:许多家族有家谱,可能会有谱主的历史资料,至少会具有谱主先世的记录,可以供给谱主家世背景资料。如梅英杰编辑《胡文忠公(林翼)年谱》,其中的一部分是杂采宗谱、家书之属,缀辑成编。(《自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8辑第172号第300页)再如钱陈群的后人为其编著年谱,参考钱氏《世谱》。(《钱文端公年谱·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第341号第302页)   作者的亲身体会:编著者与谱主的接触中,将其产生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写到作品中。门人为老师写年谱,自然出现这类情形。  

 官书和档案:中央和地方衙门所编著的图籍和文书,运用于年谱,诸如皇帝的上谕、诏令,官修的传记、方略,从一统志到州县志的方志等等。《阿文成公年谱》最早使用纶言章奏,此后诸家踵而效之,诏谕、奏疏、方略成为年谱中的常用材料,德楞泰的年谱就是如此,明确说运用这些文献的即为该谱的祁寯藻序。其后,《张惠肃公年谱》可谓典型。张亮基(1807年-1871年),江苏铜山人,官至总督,其年谱八卷,成于1911年,利用资料广泛,举凡实录、方略、国史、纪略、政书、通志、府县志、文集、家谱、笔记,不下九十种,编辑者特作《年谱例言》和《采辑书目》,说明资料之来源与取舍,兹复印附录于后。(【附录66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4辑第631号第27页-第37页】)  

 官府、私家为谱主写作的传记:即史馆的、方志馆的列传,私修的墓志铭、别传等,仍以张亮基来说,清国史馆,山东、云南、贵州、湖南等省通志,徐州府志、铜山县志,《湖南褒忠录》、《贵州咸同军事史》均有他的传记,家传、别传、墓志铭多种,这些都是修谱的参考资料。   私家笔记:清人笔记甚多,大量记载人物活动,虽然都是片段的,依然是年谱的可贵资料。张亮基年谱采辑书目中的《郎潜纪闻》、《庸庵笔记》就是这类作品。  

  外国文献:到了清朝后期,外国人关于清朝人的记录增多了,也被人们利用作为编辑年谱的素材。《重编张文襄公年谱凡例》有一条云:公名重中外,行实见于外籍者甚多,故联著西历,俾资参考。不仅表明运用外文资料修谱,还因此制订谱例,增加中西历的对照。而张亮基年谱采辑书目载有《英吉利世界历代名人传记》,年谱内刊出了该书的张氏传记。   年谱作者对上述各类资料的利用,因为资料来源的可能性和用力状况的不同,自然会有差异,但多数作者努力搜求材料,尽量把谱主的历史资料和相关素材收集齐全,运用到作品中。兹举数例,以见资料丰富的年谱情况。《吴梅村年谱》参考资料要目有二百六十七部,毛注青编辑的《黄兴年谱长编》征引书目二百四十八种。来新夏的《林则徐年谱》(增订本)引用文献二百二十九种,并分类著录,现将其目录复印于后,读者可知引用文书的大概类型和情况。(【附录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9页-第522页】)

(三)清人年谱写作特点 

  ​纯粹清朝人以及明清之际、清民之际的人,其年谱的写作有当朝的清代人,也有清亡后民国以来的人。自从宋朝人替唐代人编写年谱,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后代人也为前代人制作年谱,清代人为前人写谱的增多,民国时期为清人作谱的相当多,是传承了前人的作风。但是清人的年谱还是当朝人写的多,年谱学在发展,出现诸多特点。   

  1)写作时尚的形成,是清代年谱学发达的标志之一。清人写作年谱,多少是一种风气,这么说是因为: 

  ​第一,写年谱与记日记相辅相行,把它作为回顾人生,自省自励工具的习惯的形成。康雍乾三朝元老张廷玉(1672年-1755年)在五十岁以前,写了年谱梗概,后失火被毁,进行追忆,此后,每年冬月总记一年的事情,至七十七岁著成《澄怀主人自订年谱》,他为何如此认真对待年谱,自云参大政,历朝五十年,小心谨慎,冰渊自凛,有如一日,因而想到古之笃于自修者,日有课,月有程,于己之一言一动,辄记录有备省览,而应时接物出处进退之大端,尤斤斤致详焉。即为自省自警而写年谱。(《自序》,中华书局1992年版)冯宸为其师李塨作年谱时想,年谱犹日谱耳,日谱记功过以策励习行,年谱何独不然?同样是将年谱视作省身手段。人们为追求事业的成功和人格的完美而写作年谱,年谱由谱主自订的那么多,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年谱是对祖德天恩感怀和发达后裔愿望的记录,以此观念追求年谱的编写。杨芳是边疆小民,家赤贫,行伍出身,因出生入死的战功而位至提督大臣,晚年顾念生平少而壮,壮而老,经过险阻艰难,敢云备尝辛苦,唯先德源流,贻谋有自,天恩高厚,报称未遑,帅德帅功,不忍淹没,据事直书,使后嗣知感云尔。(《宫傅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第261号)自身的报恩感情宣泄之外,同时教育后人以绵延世泽。钱陈群的裔孙先后为他编辑年谱,并在出版时将乾隆帝关于钱氏的怀旧诗和赐谥碑文置于年谱之首,就是要求子孙诵习年谱,感念纯庙(乾隆帝)恩礼之重,勉效先公忠厚之贻,以裕后昆,而承先志。(钱应溥《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第341号第300页)为后世的昌盛而写年谱,可以列举出很多的事例,如殷兆镛(1806年-1883年)自订年谱,其裔孙将它梓刻时,表示把年谱永作聪遗之训,令子子孙孙知道仰承余庆之有所自。(《殷谱经侍郎自订年谱·后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6辑第260号第216页)使余荫及于后代的强烈愿望表露无遗。户部尚书董恂(1807年-1892年)的年谱,在其子椠刻时把光绪帝赐祭文置于卷首,以纪圣恩,而光泉攘(《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后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辑第282号第276页)  

 第三,同类型的人应当有同等的拥有年谱的权力的观念深入人心,攀比写谱。黄宗羲的裔孙炳垕认为,其先人应与王阳明、刘宗周为一流人物,王氏与刘氏的年谱早已流行于世,可是黄氏自撰的年谱已毁,造成年谱的空缺,作为其后代难辞其咎,遂于同治年间制成《黄梨洲先生年谱》,同时刊行。(《黄氏家集》本)黄氏后人改变了被动地位,有人又来效法他。宣统间,江苏淮安人丁宝铨到太原作官,他熟知黄宗羲和顾炎武的年谱编写缜密,而与他们同时的名士山西人傅山的年谱则甚疏漏,心为不怿,乃在缪荃孙、罗振玉等参订下著成《傅青主先生年谱》。康熙间,唐梦赉为李之芳汇编《奏议》、《别录》,并参订《年谱》,认为李氏与王阳明生平奕世同符,实际上是抬高李氏身价,然而也是作谱的理由。(《李文襄公年谱·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辑第311号第1681页)  

 第四,为扬名后世而形成的纂写年谱风尚。有的人写谱是为国史馆采择资料,或为引起世人对谱主的注意而为其写作传记文,光绪三十年(1904年)唐炯在狱中写就年谱,要把自身真相告诉世人,也是希望他日史氏不无取焉。(《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自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第175号第5页)王传灿于同治间为乃父王庆云写好年谱,说是以补国史列传所未载,备当代君子采择,传诸不朽。(《王文勤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第137号第155页)沈兆霖(1801年-1862年)生前自订年谱,死后其子作了补记,谓其先人以文章政事受三朝知遇,饰终令典优厚逾常,哀感余生,谨和泪濡墨续记于后,以备国史采择云。(《沈文忠公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1辑第501号第47页)湖南巡抚吴荣光(1773年-1843年)死后,其子在乃父《年谱》的文末写道:“……质之当世大人君子,伏冀锡之铭诔,以宠泉壤,不孝等世世子孙感且不朽。(《吴荷屋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第764号第45页)方士淦(1787年-1849年)官至知府,遣戍新疆,返回后自订年谱写到去世的前一年,其堂弟为作补记,结语云:伏乞有道能文之大人先生赐以铭诔,则生生世世感且不朽。(《啖蔗轩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第342号第53页)吴、方家属的这两份文书,思路相同,连造词遣字都一样,可见人们的观念是如何的一致。要之,后人为先人写作或出版年谱,希望他留名后世,垂诸不朽。 

  ​第五,一人而有数种年谱,人们热衷于为名家修谱。前述丁宝铨认为傅山年谱不精,其实在他著述之前,傅山已有两种年谱,加上他的作品使傅氏年谱达到三部了,不过傅氏的年谱还算不上多的,与他同时代的陆陇其,因为被朝廷捧上十哲之次的崇高地位,竟然被人们写出八种年谱,分别写于康熙、雍正、乾隆、光绪年间,其各种本子的情况请参阅中华书局1993年版《陆陇其年谱》的《点校说明》,不具述。顾炎武的年谱,《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介绍了五种,然而其中的顾衍生原本的《顾亭林先生年谱》,就包括清人吴映奎的重辑本和车持谦的增纂本,且这两种原来都有刻本,所以顾氏年谱并不只五部。张履祥(1611年-674年)的年谱,《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正文介绍两种,附录说明七种,计达九种之多。此外,王夫之、龚自珍各有四种年谱。李光地、纪昀、朱筠、崔述、林则徐、曾国藩、俞樾等各有年谱三种。   从以上五个方面情形来看,清人为省身、留名、传家而有着写作年谱的强烈欲望,也就是有着强大的动力,因而形成自写或由他人来写年谱的社会风气,并产生相应的后果--众多的年谱。  

 2)修订年谱理论和体例的发展,是清代年谱学前进的另一种标志。

   在上节何谓年谱的子目里,已经涉及到修谱理论和体例了。关于理论,本书作者认为清代年谱学的进步,体现之一是讨论和规范年谱的写作内容,历史的、社会的背景写不写,写到什么程度?家世如何写法?交游如何表现?总之,内容是详是略,是繁是简,编著者各有主张,并在凡例中明确表示出来,实际上也是有所争论。清人吴骞在《初白先生年谱序》中说:顾从来作年谱之敝,繁者每失于芜,简者又嫌于漏。而陈敬璋的这部年谱考核详审,而记载谨严,可谓简而有要,不蔓不支。(《查慎行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页,与《查继佐年谱》合刊)看来吴氏主张年谱写得简而明,反对详细繁琐。嘉庆间刑部侍郎王昶和直隶总督那彦成编纂《阿文成公(桂)年谱》,篇幅多达三十四卷之钜,可是大学士祁寯藻却认为该书繁而不芜,详而有法,洵纪述之善者也。(《德壮果公(楞泰)年谱·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22辑第213号第5页)有的年谱的篇幅确实很大,《德果壮公年谱》有三十二卷。康熙中宋荦等人编辑的《于襄勤公(成龙)年谱》、乾隆中张廷玉的《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光宣之际问世的《成山老人(唐炯)自撰年谱》各为六卷,宣统间制作的《张惠肃公(亮基)年谱》八卷,同治年间著述的《镜湖(段光清)自撰年谱》被他人删节之后,还有十七万多字。民国以来,年谱越做部头越大,如《林则徐年谱》长达四十五万六千字,《吴梅村年谱》有三十二万余言,《孙中山年谱》有一百五十五万五千字之钜,这些是今人对清人写作年谱的详略讨论的发展,不必多叙。事情不在字数的多寡,如果多到支蔓丛生,寡得内容贫乏,都不是好的年谱,重要的是依据谱主的经历状况,该详则备,该略则简,真能做到祁寯藻所说的繁而不芜,详而有法 

  清代年谱理论进化的体现之二,是讨论年谱与诗文集的异同。许多年谱的谱主拥有诗文集,编辑诗文集,尤其是诗集,人们有个习惯,就是以写作的年代为编排顺序的原则,成为编年诗集,反映作者著述的历史过程,这就与年谱的编年体体例相近,内容上也有相当多的雷同。但是编年诗集不能表述作者诗文创作以外的活动,不具备年谱所包含的人的一生经历的丰富内容,远远不能代替年谱,所以年谱与编年诗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清代中期人陈敬璋编纂《查慎行年谱》时,有个朋友说查氏的诗集,编年次第秩然一生出处事迹略具,何必再作年谱?陈氏不这么看,为了把查氏足以垂示后人志节显示出来,考其行实,采其轶事,详著于篇,制成年谱。(《查慎行年谱跋》,第38页)民国间刘盼遂在《高邮王氏父子年谱·辑谱凡例四则》批评不区分年谱与编年诗集的现象:今之修谱者类多掺入谱主诗文多首,实无异编年文集,令读者口耳昏慵,甚所不取。可知他是主张将两者分开的。编年诗集与年谱是不同体裁的两类图籍,不能混淆。清朝人开始,民国人士继之,把这两者分别清楚,对年谱的特质更加明晰,有利于年谱的写作。 

  清代年谱理论发达的表现之三,是体例详备和史源的开拓。诏谕、官修史书、档案都成为写作的资料的事实,前已指出,始于嘉庆时期的王昶等人编辑阿桂年谱,此后被广泛采用。史源的开发,为年谱的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从而使年谱的编著有了常作常新的可能。一个谱主而有数部年谱,如若不是史料的挖掘,是难于做到的。清人年谱体例的详备,这里仅仅指出注疏体的被运用于年谱,它不只是丰富了年谱的内容,更是体例的发展;同时还应注意被注疏进入年谱的文字要注明原来的文献名称,昭示信用,以备读者查考。年谱里的注疏,其实就是清代学术上的考据学在年谱学的展示,对于考据学来讲,是它在各个学术领域无所不到,而从年谱学看则是它的体例和写作方法的前进。   1939年傅增湘为《刘孟瞻先生年谱》作序说乾嘉汉学,凡所为书,义例精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辑第804号)年谱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清代考据学的一种,义例精密的判语,用到清代年谱学上也是完全恰当的。   

 3)适合于年谱制作的政治、学术环境。 

  ​清初政局不稳定,清朝政府实行高压政策,不利于学术活动,自然也限制了年谱的创作。康熙后期开始年谱陆续出现,标志写作的社会环境逐渐地形成。其一,是乾隆以后明史研究领域的解禁,使写清初的明遗民的年谱有了可能,如王夫之的遗著被人们编辑、出版,到光绪年间,他的书已遍海内,但是王之春感到他的事迹散失,传闻异词,不有年谱,其何以原始察终,因而搜集资料,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编著成《船山公年谱》。(《王夫之年谱·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这种对遗民的尊重情绪,到清末民初更加强烈,他们的年谱因之增多,如徐州万寿祺(1603年-1652年),在明朝仅仅是个举人,没有做过官,但是忠于亡明,参加抗清队伍,兵败被囚。罗振玉认为他的忠义志节,即使在千载之后,尚论之士有余慕焉,因而访问他的故居,但已无踪影可寻,访其遗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到包括其著述在内的《徐州二遗民集》,又多方搜求有关他的资料,终于在1919年写出《万年少(寿祺)先生年谱》。(引文见罗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1辑第702号)。

  其二,清代各类战争为年谱的出现创造一定的条件,因为战争中涌现一批人才,受人尊重,有人会给他们写年谱,他们也有物质基础,可以请人写作,所以乾隆十大武功、嘉庆平定白莲教、咸同中兴,出现一大批武将和一些政治家,他们或自撰,或家属写,或倩人纂著,涌现为数甚多的年谱,阿桂、德楞泰、杨芳、罗思举、曾国藩和国荃弟兄、胡林翼、左宗棠、鲍超、刘秉璋、张亮基、刘长佑、罗泽南、崇实、马新贻、岑毓英、周盛传等人都有年谱的行世,就毫不足怪了。在写战争时代的年谱中,还有总结政治经验的因素。徐鼒(1810年-1862年)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于家乡六合办团练与太平军对垒,事后想起战火和亲邻的死亡,就产生记录其事的不可抑制的欲望--令我至今心悸,此事乌可不传!遂于咸丰八年(1858年)写出《敝帚斋主人年谱》。(《自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第267号第5页)

 其三,考据学兴盛,学者大量涌现,为学人作年谱的需要与可能都成为现实的问题。前面讲到年谱的作者时,发现学者型的著作者最多,其中相当多的是学者替学者写,学生给老师写。蒋彤在完成《李申耆(兆洛)先生年谱》时作《告祭文》,说他为什么从事这项写作,是惧其(指李氏)德业不克详于来世,即怕李氏学问失传,作年谱,使其宏业不朽,盛德不灭,其道自足俟百世而不疑。(见《年谱》卷首)经学家惠栋(1697年-1758年)仰慕王士祯的学识和为人,为《渔洋山人精华录》作注,并作王氏年谱,后得到王氏自订谱,乃把自家的谱以注的形式编入王氏自订年谱中。苏州人黄丕烈(1763年-1825年),校勘学家,藏书、刻书甚多,他的同乡、进士江标于光绪中编成《黄荛圃先生年谱》。黄氏的社会影响就在于版本目录学,江氏为其作谱,在尊重其人的同时,表现出对校勘学的重视,是这门学问在清代发达的反映。   

4)清人年谱的数量和写作的时代。 

  清代以及后世为清朝人、明清之际人、清末民初人写作的年谱,究竟有多少,据《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作者的掌握,数量上当有八百余种,也就是说约有八百人有年谱。《知见录》出版已有十余年,这期间有新修谱的问世和旧谱的发现,但是为数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人离开当世愈来愈远,影响力自然会削弱,只有大学者和知名政治家、大商人因被学术界研究,才会有他们的新的年谱产生,然而这种数量肯定不会多。大致说来,清人有年谱的不过一千人。  

 关于清人年谱的写作情况,只有把每一部年谱的写作和出版时间作出统计,才可能发现时代发展线索,而这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本书作者目前无力去做,只好根据读到的书作一粗略地估计。前面说过,笔者阅览一百一十七部年谱,这些书主要出自台北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计七十六种,北京中华书局的《年谱丛刊》十二部,台北的《丛刊》以近代中国史料为名,所选年谱的谱主多是嘉道以来的人物,北京的《丛刊》出版物尚少,不过二十种,以乾隆以前人物为多,笔者就此而形成的印象,似乎可以分出四个时期:一是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的开始期,极少数人写年谱,梓刻的更少;二是嘉道咸三朝的渐兴期,年谱的写作和刊刻渐增;同光宣三朝的兴盛期,人们追求年谱的编著及出版,问世数量较多;民国以来的继续期,主要是本世纪一、二、三十年代继承前一时期的热潮,编写出不少成品。民国以来的写作,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学术研究,如黄云眉于1931年编著邵晋涵年谱,为的是可资先生学术之阐发,存先生行谊之梗概俾学术界对此声华消歇之大师,略能仿佛于百余年前而接其謦亥。(《邵二云先生年谱·自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8辑第373号第50页)姚绍华于1930年纂辑崔述年谱,在《编纂例言》中明白地表示:是书纯为钦崇东壁先生之学术思想而作。(《崔东壁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5号)袁英光等编辑《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因为王国维是我国近世享有国际盛誉的学者,要研究其学术,需要借助于年谱,故有是作--研究王国维的学术成果不能局限于他的著述本身,还应把视野扩展到他的学术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学术源流、师承关系和社会关系、著述的写作时间等,年谱在这方面可发挥作用。(吴泽《序》)汪敬虞编写《唐廷枢年谱》,是考察近代中国经济史,著作《唐廷枢研究》,年谱则是副产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三节  清人年谱的史料价值  

 ​ 清人年谱,不论是形成于清代还是清代以后,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然也会有它的不足,下面从它的内容谈谈它的价值所在。

(一)人物传记史料 

  有人说年谱是人物的图像,一般来说年谱是比较简练地排比谱主的历史资料,据此能够勾勒人物的一生,犹如图像,画出特点,令人一目了然地把握谱主的特性。每一部年谱是一个人的传记素材,在一定的含义上说,也是一个人的传记。清人年谱有八百余部,也就是八百多个清人拥有传记胚胎,或者说有传记。所以清人年谱直接提供的是传记史料,可供人物历史的研究,这是年谱首要的学术价值。以上是一般地看待年谱,如果具体分析的话,每一部年谱对其谱主生平的研究可能有着特殊的功能,可能在特定的问题上起着澄清事实的作用。  

 谱主某一段经历的资料。一般的传记文,多从传主发迹开始讲起,青少年时代很少写,更不会详细着墨,而年谱则不然,可以弥补正史史传的缺漏。本书作者读年谱,看到许多谱主的青少年时代在拮据中学习和生活,而又有许多谱主贫窘中屡困场屋的不幸,洪亮吉就是这样的人,请看洪氏年谱对他七至十三岁求学生活的记录。(【附录92页,《洪北江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5辑第942号第4页-第7页】)洪氏的同时人罗思举的生活又是一种类型,罗氏逃学淘气,然而他晚年并不隐讳,在自订年谱里明白道来,请见附录。(【附录102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1辑第601号第11页-第13页】)略晚一点的汪士铎则因贫辍学,做故衣店、糕饼店学徒,年谱亦作了交代。(【附录111页;《汪梅村年谱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第127号第168页】)三个人的青少年时代的不同遭遇,年谱里都表现出来了。  

 年谱对谱主生平资料中难点、疑点的考证和资料的提供。年谱对谱主生平的重要过节、疑难不清的事情,不能绕过,要尽可能地考证澄清。如吴伟业的一生污点是应诏北上做官,他是在那一年应的诏记载不一,较早的清代文献或云顺治九年(1652年),或谓十年,马导源和冯其庸等分别著作的《吴梅村年谱》,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证,指出九年、十年都有官员推荐他,而他是在十年应命的,事情也就弄清楚了。有关查慎行(1650年-1727年)进身的官方传记,说他是受大学士陈廷敬的推荐,被康熙帝特赐进士出身,而其《年谱》则云受荐于李光地,入直南书房,是会试考中的进士,座主是熊赐履、许汝霖,并非特赐。既然有座主,可见年谱记载准确。(中华书局版第24页)阎若琚有没有应过雍亲王(后来的雍正皇帝)的召聘,是个小疑案,乾嘉时期昭槤在《啸亭杂录》说他是与安郡王玛尔浑有接触,而不是雍亲王,张穆在《阎潜丘先生年谱》引用阎氏之子及雍亲王给阎氏的祭文,论证阎氏与雍亲王的关系,批评《啸亭杂录》说法的不确。《年谱》同时转录《李恕谷年谱》:知阎百诗至京,病往视之,语以老当自重。在李恕谷看来,阎氏本是隐逸,不应当与王府往还,故有是劝,由此倒可证明张穆说法的有道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辑第802号第121页-第126页)关于雍正帝死亡的异说很多,也关系到乾隆帝继位的细节,当事人张廷玉在自订年谱里有所说明,应当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详情见该书雍正十三年条。(【附录122页,中华书局版,第52页-第55页】)龚自珍生平中的一些不详的细节,郭延礼在著作其《年谱》时一一加以考订,事详《龚自珍年谱·前言》,不俱述。  

 年谱对谱主内心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记录,亦为传记文所少见。有的年谱对谱主的修身养性往往作出交代,当然有的谱主实践了对自身的要求,有的则未必。前已说过,李恕谷是躬行践履的学者,他的《年谱》对此颇为注意,在他四十八岁年份内,记录他当年所订的一岁常仪功及真诚交友的事情,详情请见附录。(【附录131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1页-第13页】)马新祐给其兄、两江总督马新贻编辑年谱,说他自服官后,常揭六语于壁,曰:不要应酬,不讲过节,不闹脾气,不用权术,不邀名誉,不惮勤劳。’”(《马端敏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第323号第218页)这是他的官箴了。刑部尚书崇实三十三岁时(咸丰二年)患痔疮,在自撰年谱里写道:新春患痔疾,不能节饮所致。调治月余方愈。(崇实:《惕庵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辑第519号)表明他在检讨自家行为,克服不良习惯。以《聊斋》而出名的蒲松龄醉心于科场,而极不得意,考到四十八岁,也没有摆脱青衿的地位,他很沮丧,撰写《责白髭文》,自怨自艾,感老之将至,三年后又试,仍然落第,他的夫人劝他认命,不必磨难自家,他觉得有理,始不再至贡院。详见附录。(【附录141页,路大荒:《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6页】)至于遗民,更是讲求修身之道了,他们的年谱亦多有反映,兹不赘述。   有的年谱交代了谱主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晚年情状。陈定祥编写《黄陶楼先生年谱》,考证黄彭年在北京的住址,依据的是《严缁生自编年谱》的材料,得到明确的回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1辑第506号第9页)罗继祖的《朱笥河先生年谱》记谱主朱筠于四十六岁罢官家居的生活情形:先生自罢学政归,燕闲无事,旦日出坐椒花吟舫,朋友门生及四方问学之士踵接于门,阍者不能尽通,听其自入,宾位不足,常有循栏坐者,先生笑语酬酢,尽日无倦容。入夜客去,犹呼一二学徒入侍,间出果蔬佐酒,并召二子锡卣、锡庚列坐欢饮以为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8辑第372号第21页)黄宗羲(1610年-1695年)以耄耋之年著书立说,游历两江,讲学书院,编辑《南雷文定》、《明文海》,新著《今水经》、《病榻集》。(【附录152页,《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6页-第49页】)河道总督麟庆罢官回京家居,游山玩水,饱览京畿名胜古迹,诸如西山卧佛寺、碧云寺、大觉寺,京东盘山,京北居庸关、汤山,京西南房山谒陵,他把自身的生活请人绘成图画,自己作文说明,如对晚年居处的描绘,制作《半亩营园》,图文并茂,收在他的绘图年谱里--《鸿雪因缘图记》。(【附录1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版第三集】)《桐城吴先生年谱》写吴汝纶辞世时情形,令人了解他的家族观念的强烈和家族纠纷的令其致死。他以六十四岁之年,因二十余年没有在原籍过年祭祖,执意于寒冬冒风雪从安庆返乡--桐城,祭过祖,又举族为其亡兄议定继嗣,但因有族人说闲话,在已有不适的情况下,气忿加重病势,迅速身亡。他本以议妥在桐城办新式学堂,骤然而去,甚为可惜。(【附录17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第725号第202页】)尚书董恂致仕乡居,自撰挽联,云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辑第282号第274页)表现出对人生的豁达态度。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写谱主王国维于光宣之际在北京研究戏曲以及在琉璃厂购买有关图书,同时叙述了他的交友,著作《曲录》,得到吴昌绶、刘世珩帮助的情形。(【附录182页;《王观堂叙述全集》附录本,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6册第7060页-7063页】)

(二)社会历史的全面资料  

   年谱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传记资料,个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与人群中发生的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的历史特点,就会在那个历史领域里显现出来,个人的历史资料同时是社会历史的研究素材。本书作者阅读过的一百余部年谱的谱主,依其社会特点,可以区划为七种类型,即官僚、武将、学术、艺术、商人、宗教、外国等类,社会的人不是单纯的只有一个特点,因而不容易区分归类,这里仅是强调人的某一方面,如既是官员又是学者的人,若是高官,就不一定算在学者类别了。依据七类划分,将谱主作出分类统计,可知那种类型的人数比例。学术类谱主最多,达到将近一半的比重,官员紧追其后,想不到商人还有一些数量,外国人有一位,是传教士、画家郎士宁。统计数字表明,年谱能够在学术、政治、战争、商业等社会生活领域提供一些历史资料,下面分别举例说明之。 

  ​政治制度史。晚清刑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资政院副总裁沈家本(1840年-1913年),不仅是司法官员,而是修订法律专家和法制史家,修订和制订《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是清代,也是我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人物。张国华等为他编辑成《沈家本年谱》,通过对沈氏生平的叙述,反映清末改订法律的历史进程的某些侧面,如修订法律馆翻译各国法规的事务,见《年谱》光绪三十四年条。(【附录1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重编张文襄公年谱》的光绪三十四年条记有宪政编查馆奏定集会结社律,此书汇辑谱主在两湖兴办铁厂、煤矿、铁路和学堂等事务的资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辑第47号)关于科举制度的执行,考官有无舞弊,是否纯重书法,徐鼒的《敝帚斋主人年谱》有亲身体验的说明。(【附录203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第267号第42页-第47页】)   政治事件。许浩基景仰郑成功的悲壮事业,而与他有类似抗清经历的张煌言等有碑传和年谱,而郑氏缺如,乃于1926年为之作成年谱--《郑延平年谱》,记录郑氏抗清事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辑第931号)康熙帝废太子事件在清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其间,康熙帝三次同大学士李光地密谈,《文贞公年谱》对此有所透露,并对大臣在事件中应持的态度有所总结。(【附录21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第621号第218页】)清末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人物的年谱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关于戊戌变法,《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叙了康有为自身及其母亲、家属出逃的情形和心情。(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4页-68页)《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记录谱主次子八国联军之役中未能逃出天津而遇难的情况,反映义和团运动与战争的具体情况。(【附录222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第277号第126页-第29页】)而当时在北京的何藻翔(1865年-1930年)和梁士贻(1869年-1933年),在他们的年谱里都叙述了逃难的情形。(《何   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6辑第756号第22页;《梁燕孙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第743号第32页)徐锡麟与秋瑾等组织光复军的活动,在秋瑾年谱里有所说明,特别写到军制规定十六军级,徐氏、秋氏更各任首领,以及秋瑾写《告同胞檄》。(《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页)宣统三年黄花冈事件,在起义指挥者黄兴的年谱里被作出重点的描述。(《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1页-190页)《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对同盟会与康梁的争论、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都有所叙说,且有资料的权威性。(《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2号第20页-第24页)   吏治和赈灾。《崔东壁年谱》记谱主初任福建罗源县令,到任三日,即下学讲书,命诸生黄文治讲《孟子·乐正子章》,于是罗源县人,皆知先生之意向。后调署上杭令,抵任后,即将前人所视为利薮之关税所余千金数,悉解充洋面缉匪之费。一年后回罗源任,即倡修文庙,集多士训课讲学;旋复清理社谷,建风云雷雨坛及城西石桥,并为示文,竭力劝戒邑民,革除侈婚嫁而不耻溺女之敝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5号第444849页)一个学者做地方官,首先是重视文教,正风清俗,以利地方。道咸间吏治的败坏,张集馨的自撰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有着大量的、生动的事实的揭露,丁名楠归为五个方面:贿赂公行政由贿成;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漏规馈赠,相沿成习;滥施酷刑,草菅人命;营制败坏,军纪荡然。因而有人认为该书对于官场鬼蜮情形的入微刻划,不亚于清季暴露小说《官场现形记》、《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该书有中华书局1981年版,丁名楠语,见其《序》)赈灾是地方官的大事,在《年谱》中涉及直隶救灾的就有七部。《如山于公年谱》记谱主于康熙七年(1668年)在乐亭赈饥与蠲免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292号第4页)康熙四十四年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时河间府大水,乃动用藩库银,又借帑数万两,都为粜本,遴官四出,设法籴运,煮赈散给,各有方略。(《文贞公年谱》,第164页)嘉庆十二年(1806年),吴荣光在五城御史任上,官方实行平粜,分设男女厂购米,同时在场所搭盖凉蓬,备水、施药,受到称赞。(《吴荷屋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第764号第13页)道光三年(1823年)直隶雨水过多,被灾者共一百二十三州县,蒋攸銛时在总督任上,勘明百水州县灾欠情形,奏请分别赈济蠲缓。(《绳枻斋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0辑第191号第151页)光绪前期,天津、沧州不时水灾,驻军周盛传以工代赈,又不时设立粥厂散赈。(《周武壮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9辑第383号第92页-97页、115页-117页)光绪十六年京畿大水,工部尚书潘祖荫与顺天府尹陈彝主持赈务,在《潘祖荫年谱》中交代得甚为详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第181号第124页-130页)这一年水灾,天津人严修的《年谱》也有反映,见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4页。此外,崇实(1820年-1876年)因道光二十八年京都朝阳阁建立粥厂,遂每年冬季施粥一个月,有救济在京饥民。(崇实:《惕庵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519号第42页)  战争史。乾隆朝开始的用兵,在年谱内多有记录。《德壮果公年谱·序》里比较阿桂和德楞泰二人在不同战场的功绩,前者在准部、回疆、缅甸、金川各役,后者则始于金川,继及石峰堡、台湾、湘黔苗疆、川陕楚白莲教及宁陕兵变。也就是说这两人的年谱,分别写到这些战争史。杨芳、罗思举的年谱,记载了嘉道间的战事。曾国荃、鲍超、刘长佑、周盛传等中兴名将的《年谱》,无不有着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的史实。周盛传的《周武壮公年谱》记叙周氏盛波、盛传弟兄办团练,历经太平军和捻军二役的具体过程,如刚起家时,其三兄及四嫂之死于战争的细节。(【附录233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9辑第383号第12页-117页】)左宗棠的《年谱》对其用兵西北多所着墨,进军新疆及设立行省事,命读者能够明了这一段历史。(岳麓书社1982年版)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记载了太平军在浙江的战事。   学术史。这方面的成果太多,难于尽述,兹就几个学术领域举出若干事例,聊备万一。   史学。以邵晋涵(1744年-1796年)为谱主的《邵二云学术年谱》著录其史学成就,他参加《八旗通志》、审定毕沅的《续通鉴》,最熟悉明清之际的历史。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已失传,邵氏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又采择和参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北梦琐言》及新旧唐书,使《旧五代史》重新问世,并被列入正史之林,令史学界受惠无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8辑第373号第104页)张穆、何绍基等人在北京广宁门内建立顾炎武先生祠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行公祭,进京会试的许瀚参加活动,张穆编著的《顾亭林先生年谱》同年刊行,许瀚列名参订,这些关于顾炎武的研究和纪念活动,在《许瀚年谱》作了记录。(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52页-154页)戴震(1724年-1777年)著述《直隶河渠书》一百一十一卷,分量很大,且具实用价值,但仅有抄本,被人剽窃,删节印刷,其子欲行揭露,惜无能力。此事在《戴东原先生年谱》和《段玉裁先生年谱》均有说明。(【附录242页,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辑第803号第36页-第39页】)魏源于道光二十二年出版《海国图志》(五十卷)后,继续进行研究,二十七年游历岭南,访问学海堂学长陈沣,陈氏提出修订意见,魏氏高兴地接受修改,扩充成六十卷再版,魏氏《年谱》对此作了交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第153页)王先谦(1842年-1917年)在清史史料的提供上有特殊的贡献,先任清穆宗实录馆纂修和总校,光绪三年因实录全书过半,议叙晋升,后于光绪十年编辑成《东华录》(《九朝东华录》、《十一朝东华录》,含《东华续录》)并刊刻,对此,其《葵苑自订年谱》都作了记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1辑第504号第24页、第146页)   版本目录学。黄丕烈(1763年-1825年)《年谱》对谱主的版本学研究,记载的相当周全,黄氏的访书、购书、借书、抄书,与友人研讨版本,写书跋(对有的书籍一跋再跋),出版图籍、丛书,件件都有说明。(【附录252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6号第32页-第35页】)第三章较详细介绍过的缪荃孙(1824年-1919年)著述等身,在图书目录学上成就尤为丰富,他也是访采图书,编辑刊刻,在其自订的《艺风老人年谱》里屡有记叙,如光绪二十五年送儿子到京引见,除于友人聚会外,与琉璃厂书贾恢复昔日的联系,花上千两的银子购买图书。这一年他编辑的《常州先哲遗书》刻成,《年谱》中对书目都作了登载。(北京大学出版社版,《艺风老人日记》附刻第8册第3402页)杨守敬(1839年-1915年)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古地理学家,于光绪七年任驻东京使馆参赞,搜集流传日本的中国图书文物,为公使黎庶昌汇编《古逸丛书》,并在日本刊刻,印刷精良,引起中日文士的兴趣和羡慕。详情见于他的《邻苏老人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记第665号第29页-第33页)   思想史。陆陇其被清朝官方定为儒家大师,其《年谱》多载其教学、著述活动,如康熙二年作成《增订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十年完成《四书讲义续编》,十一年成《问学录》,十二年著《战国册去毒》,十三年编成《一隅集》,等等,《年谱》都作了说明,有的部分还录出有关该书的序记。现在人们对于龚自珍(1792年-1841年)的经学、史学、文学了解较多,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更是熟悉,其实他对佛学有所研究和信仰,他的《年谱》对此诸多反映。如在道光十七年条写他集中致力佛学,为《法华经》重定目录,重辑《六妙门》,撰文辨证佛经译误,著《三普销文记》等书文。(《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73页-17176页)   文字学。清代文字学发达,这里仅就《马相伯先生年谱》所载的史料而言。该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条云:先生与眉叔合著《马氏文通》十卷脱稿。并引其他载籍的有关文字,说明是书的写作,虽署名只有谱主之弟马建中,实乃兄弟合作,兄为弟出名而不署己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5辑第654号第199页)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用西语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结构规律的专著。   地方事务与民风社俗。于成龙为谱主的《如山于公年谱》对直隶旗人庄头和投充旗人的作恶有不少的具体描述,是研究清初圈地、投充、庄田和旗汉矛盾史的有益材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292号第15页-第22页、112页)李之芳巡按山西,知晋省风俗渐浇,妇女每每轻生,或舅姑、妯娌、夫婿之间,稍有嫌隙,辄投井雉经,仰药吻颈,母家籍以抢夺,豪猾因之索诈,一妇之死,致父子兄弟相率倾家。(《李文襄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704页)王闿运之子代功为乃父编的《湘绮府君年谱》,记咸丰九年谱主进京,与诸名士交游,权势炳赫的肃顺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辑第596号第34页)撇开肃顺个人因素,《年谱》反映满人的风俗。同时期,唐炯出任南溪知县,因知该地租佃关系中的稳钱及其造成的诉讼之多、吏役之敝,详见《成山老人自撰年谱》。(【附录263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第175号第49页-53页】)光绪三十四年,陕西人、承政厅郎中晏海澄(1851年-1919年)为开发桑梓,聚集同乡,商议扩大经营延长石油,办法甚可行,然而为不明事体的官员所误,未能进行。《镇安晏海澄先生年谱》的记叙颇可一读,附于后。(【附录27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集第491号第167页】)各个地方的人,常常重视宗亲活动,移灵、祭祖、恤亲、修家谱,不绝于《年谱》记录之中,如番禺人张学华(1863年-1951年),原籍江苏丹徒,其曾祖于道光年间移居广东,其于宣统三年补授江西提法使,在京召见后,请假回籍省墓,又到丹徒修谒先代坟茔。(《提法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第627号第14页)查慎行晚年获罪家居,一切世故不与闻,唯关心宗族事务:至关祖宗祠墓事,则存贮公产,嫌怨不避,经理出入,劳苦不辞。(中华书局本第34页)   中外关系史。清代后期出使日本、朝鲜官员的年谱,对在出使国的活动有些许的记载。黄遵宪(1848年-1905年)于光绪五年出任驻日使馆参赞,针对日本谋夺琉球,为何如璋起草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书,痛陈利害,次年又就朝鲜问题提出建议。事见《黄公度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59号第74页-第78页)比黄氏仅晚一年,马良(1840年-1939年)出任东京中国使馆参赞,作讲演,调查民俗,隔了一年,马氏被李鸿章改派朝鲜,襄助该国改革新政,这些事也同样记载在马氏年谱里。(《马相伯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5辑第654号第130页-147页)甲午战争起于日本侵略朝鲜,战事发生,商人周庆云(1864年-1933年)颇有感慨,赋《秋柳》四章,用渔洋山人(王士祯)韵,盖感时作也。《周梦坡先生年谱》还录出原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2辑第816好第26页) 

  ​年谱的史料价值之外,对读者可能还有一重意义,这就是智慧的启迪和人生经验的借鉴。无论谱主是否高官、武将、大学者,还是平凡的人,他们的年谱,只要写出事实来的,对于有心的读者,总会从中得到一些生活的启迪。为什么有的人在科举面前适可而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的人则年过半百犹不死心地出入贡院;为什么有的人大智大勇,建功立业,而有的人猥琐怯懦,成就甚微;为什么有的人气节高尚,有的人则卑鄙龌龊;为什么有的人能急流勇退,有的人迷途而不知返;为什么有的人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深得交友之乐,有的人四面树敌,或者孤独而非独善其身;为什么同样是努力钻研的学者,有的成就钜大,有的微小;为什么有人那样地重视修身养性,反醒不辍,而有的人文过饰非,自我感觉良好;如此等等。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家庭背景各异,聪明才智不一,努力程度差异,机遇把握能力差别,产生人生的美满或不幸。阅读年谱的时候,若过细地想一想谱主人生之路的得失,做到知人论世,从前人那里吸收智慧和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做人和做事的启发,无论是处理人际关系,抑或是从政、经商、研究学问,相信是很有益处的。

(三)年谱资料的缺陷  ​

 说到年谱资料的问题,是指三个方面,主要是写作者主观意识造成的,因为年谱的作者,是谱主自己和家属、戚友以及门生,以本书作者读过的来看,至少占到一半的成份。这些纂著人中,虽然也有人要求自身较严,写作态度非常严肃,但无可否认,作者会由于对谱主的偏爱,造成作品中虚美和遮饰的情况,即夸大谱主的优点和社会作用,掩盖他的缺失。即使研究者有时也难免在某些事情上失去客观态度,对谱主的众所周知的污点作出曲解。年谱作者的偏爱、虚美、遮掩,造成年谱记载的某些失实,这是读者需要特别留意的,不可完全相信年谱中所有的资料,在利用的时候,不妨和其他材料作一些对比的研究,选择可信的素材加以运用。  

 年谱史料的另一个缺陷是疏漏不实。由于原始素材的缺少,有一些说明可能是推断之词,有待新资料的发现来补充和订正;有的是有资料的,但作者写作匆忙,未及详尽搜集和考证,因而写错了;还有的年谱是自订的,因写作时离开事情发生的时间较久或很久,记忆不清,也会失误。比如吴光酉定本的《陆陇其年谱》,就被杨惕斋发现五条可以避免的错误,写出《陆清献先生年谱辨误》一文,并被陆氏年谱的中华书局版收入。又如黄宗羲的年谱,萧穆的《跋黄梨洲先生年谱》指出,年谱写的汤斌论谱主的话,时间、地点不确。(中华书局本第57页)王士祯自写的《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与所纂其兄《王考功年谱》在叙说到同一件事情,却记作两个时间,后来被惠栋发现,予以纠正。这些都是疏漏的毛病。来新夏在《林则徐年谱·增订后记》中讲增订本的特点,是增补了新资料,扩大了征引范围,订正了失误,以负责的态度更正疏漏。 

  ​年谱资料缺陷之三,是第一手材料不算多。自订年谱原始资料较多,但是也有摘自日记、奏疏、文论等方面的,这就是第二手的了。他人所作,除了来源于直接感受的事情,多半是利用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材料编写的,虽然在注释里说明资料的来源,但总不是原始的记录,史料价值受到一定的影响。 

  ​最后,不嫌重复,还要说:虚美、遮饰、疏漏、曲解所形成的年谱中的不实成份,是年谱图籍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读者以审慎态度阅读为好。         

第四节  年谱的出版和工具书  

 年谱的成品,有的处于未定稿状态,但是多数是定稿了的。至于保存和出版状况,有的仅仅是手写本,或者是过录本、油印本,或者是刻印本。印本的情况也有许多不同,有单刻本,有附刻本(一般是附刻于谱主的文集、全集、奏议、日记之后),有丛书本。在清代,年谱的印刷,单刻本和附刻本都不少。到了近当代,新编著的年谱自然开始是以单刻本的面貌问世的,但是本世纪下半叶以来,丛书本越来越多。(一)丛书中的《年谱》和《年谱丛书》  

 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的《年谱》。前文多次讲到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的《年谱》,这里要对该丛书中的年谱作概括的介绍。文海出版社椠刻《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三编》,由沈云龙主编,(【附录281页,《丛刊》封面;附录291页,《丛刊》封里目录和阿桂年谱封里】)于1966年-1973年、1974年-1982年、1986年-1987年相继推出,《续辑》、《三编》与本书主题无关,不去涉及。《丛刊》包括图书数百种,分装一千册,所收之书,顾名思义,是有关近代史事和人物的著作,不过编者的近代概念并不严格,他将清代前期、中期的一些著作也收入刊刻了,比如王夫之、吴伟业、傅山、郑成功、李光地、李之芳、于成龙、万寿祺、周渔潢、黄宗羲、钱谦益等明清之际人物的年谱都在其内,康雍乾时期人物的年谱也不少。要之,它所收入的图书的内容,包括人物年谱在内,都不限于近代,读者勿为其丛书的名称所误,不到这个丛刊中查找有关清代前期、中期史事和人物的可能有的著作,当然,它所刊刻的年谱的谱主,多数是嘉道以后的人,清末民初的人物也不少。这部丛书所刊行的图籍,在文体上讲,有文集、政书、笔记、方略、编年史、传记、日记等不同的体裁,年谱也包含在内。前已说过,本书作者阅读过的百余种年谱,出自这个丛刊的达七十五种,这是将丛刊中年谱搜寻一过所得的结论,换句话说,这个丛刊中拥有七十五部年谱,数量可谓很大了。一部丛书含有这么多的清人年谱,是首屈一指的。因此它为读者查阅年谱提供极大的方便,若有这套丛书,免去一一寻找单行本年谱的烦劳。汇刻年谱多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印刷前没有对原书作过任何整理,即找到一部年谱,拿过来就照原版印行,没有任何说明。由于椠刻匆忙,不只一部年谱的内容,分别印刷在不同的辑、册里,读者只有将丛刊的所有年谱翻阅一过,才能把在不同辑、册的一部年谱合到一起,从而给阅读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不写出版说明,令读者很难得到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流传的历史,使其利用价值受到一些影响,而有的年谱丛书或单刻本是重新作了整理的,并作出说明,为读者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这部丛刊虽然有这样的缺点,可是比起它汇刻如此众多的年谱来讲,就不算是大毛病了。本书作者无疑是偏爱于它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省却搜寻年谱之劳,读者怎能不钟爱它、利用它。   

   2)其他《丛书》中的《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外,还有一些丛书收有年谱。如《畿辅丛书》,光绪前期直隶定州人、京官王灏主编并出资刊刻,王树楠董其事,计出书一百七十种,多收历史上直隶人或关于直隶人的著作,内有年谱多种,为汤斌等人的《孙夏峰先生年谱》,魏荔彤的《魏贞庵先生年谱》,李恭的《颜习斋先生年谱》,吕炽的《尹健余先生年谱》,顾镇的《黄昆圃先生年谱》,魏象枢的《魏果敏公年谱》等。《粤雅堂丛书》,咸丰间南海人伍崇曜校刊,前后收书二百零八种,内含年谱数部,清人的为张穆的《顾亭林先生年谱》和《阎潜丘先生年谱》。《灵鹣阁丛书》,光绪后期苏州江标校刻,计书五十七种,其中地志传记四部,有江氏本人著作的《黄荛圃年谱》。以上是清人编的丛书中的清人年谱,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丛书集成初编》,它是从宋元明清丛书中选择一百部,收书四千一百零七种,分装四千册发行,其编选原则是以图书的实用价值与罕见为主,以利社会的需要和孤本的流传。在选定的一百部丛书中,清人编辑的丛书最多,达七十一种。《初编》于1935年-1937年刊行,印出三千四百六十七种,因抗战爆发而未出齐。1982年北京中华书局征得商务印书馆同意,决定重印已出部分,新梓未刊之书。《初编》收书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分出总类、哲学、史地等十大类,五百四十一小类。小类中没有为年谱立项,但在史地类的别传内收有年谱,内中属于清人的,有上述《粤雅堂丛书》等丛书的,如《顾亭林先生年谱》、《阎潜丘先生年谱》、《魏贞庵先生年谱》、《尹健余先生年谱》等书。丛书里收有清人年谱,因此在寻觅年谱时,不要忘记丛书,它可能会有清人年谱的提供。   附带说一下《上海滩和上海人丛书》,内有《李平书七十自叙》,谱主李氏,1854年-1927年;《藕初五十自述》,谱主穆湘 月,1876年-194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印行。 

  3)专门的年谱丛书。与上述丛书不同,它不是体裁和内容庞杂的综合型的,只收年谱类的图书,所以对寻找年谱的读者更加有用,它有下列数种。  ​

 《年谱丛书》。北京中华书局陆陆续续地印行过少量的清人年谱,如1960年出版的段光清的《镜湖自撰谱》、1981年发行的张集馨著《道咸宦海见闻录》,1983年出书的《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等。该书局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有计划地编辑《年谱丛书》,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出书,推出了宋人王质等人作的《陶渊明年谱》、吕大防等人的《韩愈年谱》、詹大和等人的《王安石年谱》、清人倪会鼎的《倪元璐年谱》等明代以前人物的年谱,不过从已问世的年谱来看,以清人谱主为多,本书作者见到的有:《黄宗羲年谱》,《王夫之年谱》,《陆陇其年谱》,《王士祯年谱》和《王士禄年谱》(合刊),《颜元年谱》,《李恭年谱》,《阎若琚年谱》,《张廷玉年谱》,《鄂尔泰年谱》,《黄丕烈年谱》,《阮元年谱》,《查继佐年谱》和《查慎行年谱》(合刻)等。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人年谱少量虽然不多,但是质量较高。每出一部,标校者大都能寻找好的版本作底本,进行标点校勘,写出点校说明,指出该书的特点和问题,同时搜集谱主的有关传记文书,并有所选择地汇编在一起,作为附录合刻在《年谱》里,所以读者不仅读到年谱,还能看到谱主的其他传记资料,一方面有助于阅览年谱,更重要的是能够加深对谱主历史的理解。兹复印汪茂和点校的《王夫之年谱》的封面、《点校说明》和《目录》附于后,读者一览便知这个年谱丛书的特点。(【附录305页】)具有这样的妙处,如果要读《年谱》,这个丛书所的本子,相信会是读者首先选择的。   《年谱丛书》。与上述中华书局所椠刻的同名,但是由台湾广文书局印行,其中有罗思举的《罗壮勇公年谱》,出版于1971年。  

 《年谱丛刊》。齐鲁书社印行的清人年谱,本书作者见过几部,有路大荒的《蒲松龄年谱》,郭延礼的《龚自珍年谱》,袁行云的《许瀚年谱》,都出在八十年代,是近人新编的。还读到《严修年谱》,是在谱主增订稿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增补而形成的,基本上也是新作,问世于1990年,封里标明为 《年谱丛刊》的一种,该丛刊由吴泽等人主编。这个丛刊的年谱,本书作者仅见此一部,想来应当还有,不过现时可能不多,一则它出世的晚,产品会陆续面世,二则有的年谱似乎可以在那里印行,但是没有,如袁英光等人编著的《王国维年谱长编》,系由吴泽作序,可是吴氏未将此书纳入他主编的《年谱丛刊》,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推出。王国维的全集编辑工作已进入后期操作,而其梓刻将由上海出版界承担,与天津无关,显非有计划地安排。以此推想,这部丛刊难于在短期内梓行一批年谱。但是该社所出的年谱具有特色,就是给予读者的是新作,部头较大,动辄二三十万言,内容较丰富。读者可以注视它的出版信息,欢迎它的新著问世。   《近代名人年谱丛刊》,本书作者知其收有《洪北江先生年谱》,他则无所知。       

《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湾商务印书馆刊行。本书作者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12月编印的《图书目录》,史地类所著录的出版书目,有《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细看书目,竟有年谱一百数十种之多,其谱主上自春秋时代人物,下至本世纪上半叶的名人,几乎历朝都有,然以明清之际以来的人最多,也即清朝人由居首位。就本书所论述的范围来讲,有年谱的人物有:张履祥、王夫之、魏禧、石涛、吴历、颜元、钱谦益、柳如是、孙奇峰、顾炎武、魏裔介、魏象枢、吕留良、胡渭、翁叔元、阎若琚、蒲松龄、梁份、孔尚任、邵廷采、纳兰性德、李塨、洪昇、王   、方苞、黄叔琳、张廷玉、钱陈群、尹会一、厉颚、全祖望、夏敬渠、牛运震、王鸣盛、王昶、朱筠、王辉祖、章学诚、崔述、邵晋涵、王念孙、洪亮吉、黄景仁、郑兼才、黄丕烈、顾广圻、李兆洛、方东树、梁章钜、包世臣、林则徐、方士淦、刘宝楠、骆秉璋、徐继畲、沈兆霖、罗泽南、朱次琦、徐鼒、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刘长佑、李鸿藻、马新贻、俞樾、李秀成、黄彭年、吴大廷、岑毓英、李用清、潘祖荫、赵烈文、王闿运、张之洞、徐润、王先谦、姚振宗、劳乃宣、王懿荣、黄遵宪、孙诒让、沈曾植、皮锡瑞、杨道霖、梁济、汪兆镛、谭嗣同、何国炎、秋瑾、温毅夫等。从明清之际到清末,约百人,进入民国时期的人物年谱,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尚不在其内,总之,出版的清人年谱数量极其可观。  

4)《族谱》中的《年谱》。我国族谱数以万计,有个别的族谱,收有人物年谱。今日所见之族谱,绝大多数是清人或民国以来人的作品,所具有的年谱也多是清人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代序》对此已有说明,如民国间修的常州《毗陵庄氏族谱》有《胥园府君年谱略》,是乾隆时庄肇奎的年谱;《毗陵唐氏家谱》则有《清大司马蓟门唐公年谱》,写的是唐执玉的生平。 

  5)在资料汇编中有时也出现年谱,如六十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梓刻的中国史学会等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洋务运动》,收录了徐润的《徐愚斋自叙年谱》。   ​

6)在杂志里披露年谱。自从报刊杂志事业发达以来,年谱就在上面出现了,有的年谱就是先登载在杂志上,而后出单行本或被收入丛书,问世晚近的,有的还没有这种机会,尚无单刻本,如鞠德源等人编著的《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载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二期。(二)附刻和单刻本年谱   清代单刻本的年谱不多通常是以附刻本的面貌出现。谱主多系大名人,有其他的文献行世,他的年谱就附刊在某个文献里,或作为某人文书汇编的一种,如曾国荃的年谱就刻于他的《曾忠襄公抚鄂公牍》之后,梁章钜的《退庵自订年谱》就同他的《退庵随笔》、《南省公余录》等书合刻,周盛传的年谱附刊于《周壮武公遗书》。清亡以来,人们仍有这一习惯。如台北文华出版社于1968年印行《王观堂先生全集》时,将赵万里著的《王静安先生年谱》作为附录梓行。《康南海自编年谱》,被中华书局视作康有为学术著作之一梓刻于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枣梨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把他的《艺风老人年谱》当作附录印刷行世。附刻也有出现在研究成果里的,《唐廷枢年谱》,附录于汪敬虞著作的《唐廷枢研究》。  

  年谱的单刻本,在清代大多是谱主家族所枣梨,后世则多数公共出版社印行,近来多少有一点倾向,即地方出版社为本籍人士出年谱,如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印行毛注青的《黄兴年谱》,1985年刊刻黄丽镛的《魏源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在1983年推出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印行《吴梅村年谱》等。谱主的社会特征与出版社的专业性质对年谱的刊行也有一定的关系,如画家黄宾虹(1865年-1955年)的年谱--《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即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5年作为《中国美术家丛书》之一来印行。《四库全书总目》主编纪昀的年谱--《纪晓岚年谱》,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3年刻印,大约也是事业一致的缘故吧。籍贯、业务关系只是年谱出版的一些因素,没有这些关系的也有出书的机会,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梓行张国华等人的《沈家本年谱》(初编)等。  ​

  晚近的单行本年谱,分量都较前期出品为大,附录增多,除了关于谱主的历史资料之外,必有参考资料书目,这在清代的年谱是偶尔出现,且书目内容也有限,近世年谱书目甚详,为前时所不能比。近日出书的《吴梅村年谱》更增添了《本谱人名索引》,为查找谱主与他人的关系提供线索,作法是凡年谱正文所出现的人名(含姓氏、官称、字号、有名无姓者)皆行收入,依姓氏笔画排列,注明其出现在年谱中的朝年,若系谱主家属,则写明其与谱主关系。如冒襄,下注:万三十九、顺十七、康二、康三、康五、康六、康十。(该书第610页)即其人其事记载在万历三十九年、顺治十七年、康熙六年等年份,依此检索,甚为方便。又如吴晓(伟业侄):康七。(该书第608页)​

(三)年谱的研究与工具书  

 前已说到,对年谱的研究清人已有所开展,蒋彤、王昶、冒广生等皆有见解。殆后,李士涛、陈乃乾、梁廷灿、杨殿 旬、洪焕春、蔡尚思、来新夏等人均有成果问世,而来氏更显著。  ​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本章开篇已说过的话不必再说,现在具体叙说它的结构、内容特点。全书分六卷,前五卷为正文,末卷系附录。正文按谱主的生存年代为顺序,卷一是明清之际人物,卷二系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人物,卷三系乾隆时期人物,卷四是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人物,卷五为生于清而卒于辛亥以后人物。卷内分别介绍一部部年谱,对每一部谱,要说明那些年谱目录书籍上有著录,若有误记,则以新夏按指出或讨论;谱主生平,包括字号、籍贯、功名、生卒年等内容;编著者与谱主的关系,或对于谱主的研究;年谱所记录的谱主经历、要事、特点;关于年谱的序跋,或他人的研究,或附录内容;对年谱价值的评述,对有的谱还能指明具体史料的用途。经过这些方面的叙述,令读者对该谱有个初步的然而较为准确的认识。附录要两项,一是《知而未见录》,即见于某种工具书里的年谱,但未曾寓目,遂把所知信息介绍出来。二是两种索引,其一为《谱主索引》,即由谱主的名字去查找其年谱在书中的页码,办法是依谱主姓名笔画编排,名下注其生卒年和其年谱所在的页码;女性为谱主的,则注出其系某人之母;僧名,则加注俗名。其二是《谱名索引》,用谱名查找年谱在书中的位置,作法是按书名笔画为序,写出书名、谱主、所在页码,若谱主不只一部年谱,加注数量。总起来说,《知见录》是一部研究性的著作,全面分析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实即本书作者所说的清人年谱)的总体特色和每一部年谱的具体要点,又是一部信息量很大的工具书。要了解清人年谱必须很好地利用这部书。  ​

 杨殿珣编:《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梓行。著录各个时代历史人物的年谱,介绍年谱书名、作者、卷数、版本、谱主姓名及其生卒年。凡是按照编年体编制的个人传记,题名为编年、年记、述略、系年,乃至著述编年,都在著录范围之内。全部著录三千零一十五种年谱,反映谱主一千八百二十九人。编者对未曾寓目的年谱,制作《待访年谱简目》,亦提供有关信息。有的年谱书名写的是谱主的别名,因而使读者不知道是何人年谱,编者为此作出《谱主姓名别名索引》,以便读者方便地知道谱主是谁,庶几可以利用。此书虽是著录历代人物年谱,实际还是清代人物为多,研究清人年谱,这也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 

 要了解年谱传世的一般情形,孙殿起的《贩书偶记》也可一阅。该书卷六《名人之属》所著录的书籍,一半以上是年谱,将近二百部,属于清代人物的约有一百四十部。  ​

 以下几部著作,本书作者皆无缘寓目,只好把所知道的一点信息写出来,供读者作为了解的线索。李士涛编著:《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长沙商务印书馆梓刻于1941年。   王宝先编辑:《历代名人年谱总目》,1965年台湾台中东海大学图书馆和香港龙门书店同时出版。   王德毅编写:《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梓行。   梁廷灿的《年谱考略》。   洪焕春的《浙江历代明贤年谱丛录》。   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   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年谱目录》。



 

[转载]《明代云南文学研究》附录:绝句二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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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风流韵

中原雅乐固醇深,流韵滇南亦变音。

山水人文相印证,竹枝蛮语自成吟。 

           宦滇诗人

山重水复边城仕,瘴雨迷蒙岂惕伤。

致力隆平华夏地,更兼教化与文章。

           沧海遗珠

谪臣诗薮千秋业,善本佳编是美谈。

闻道武人颇胜选,明初总卷数滇南。

                 异峰突起

滇云文脉隐茫荒,谁道从来少玉章。

一自朱明安有夏,异峰突起雅声昌。

          安宁杨一清

四朝元老栋梁杨,自号石淙故里彰。

堪与茶陵相伯仲,词章功业究谁长?  

           昆明郭文

草海宽舒且作舟,清波明月自风流。

轩车亲访难谋面,只把心声对景酬。 

        杨林兰茂、贾惟孝   

说道杨林两隐君,升庵论定固超群。

嵩明山水真灵秀,踵继诗家百代闻。

         晋宁唐尧官

可叹科名多滞蹇,解元枉自取边乡。

西南壮色非狂妄,古道新声意气昂。 

         新都杨慎

碧峣空对茫茫水,精舍还飘树树花。

鹏举青天悲断羽,滇云有幸众诗家。

         永昌张含

莫逆于心数载知,慎含剑盖岂虚词。

又闻涂饰空同后,变化胸襟却是谁?

          大理李元阳

六士杨门气韵高,中溪风度最清豪。

幽情山水偏能寄,民瘼心关也郁陶。 

           呈贡苍雪

名山胜水凭禅悟,管把诗家壸奥窥。

笔底风云枝上月,梅村倾倒牧斋思。 

          晋宁担当

水啸山吟只眼看,率真放浪岂寻常。

俗僧两界身如寄,呑吐江山意气长。

          昆明高应雷

春来花发怅东风, 溆浦还悲楚纍穷。

书剑愤生忠义气,乡愁浸纸亦英雄。 

          呈贡文祖尧

甲申变起痛焚冠,自励清歌正气弹。

高啸低吟悲故宇,桃源乡望断魂寒。

          蒙化陈佐才

精魄石棺日月昭,失巢孤鸟恨冲霄。

诗融千古忠臣血,吊主悲歌起素飙。

           丽江木土司

万卷楼藏书万卷,文风踵起效高华。

雪山秀句称中土,玉水终非旧日花。 

           宁州禄洪

论交万里羡吴中,檄受艰危北赴戎。

集咏征途多壮志,风华岂不眷边雄。 

           浪穹何氏

苍洱名花雪月风,剪裁随意兴由衷。

百梅有律真佳韵,亦取何家盛事同。 

         禄丰王锡衮

魏阙贤臣乱世忠,仪型一代有丰功。

诗篇散佚精诚在,翰墨终高贡院松。

作于2010年春                                                       

                                            





 

229(转)中国历代佳人二十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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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佳人二十咏(来源:滇豫南南 新浪博客)

1、息夫人

和露桃开云里花,狂风吹落楚王家。

秋波冷涩羞言语,汉水滔滔送晚霞。

2、王昭君

香溪空入梦,难解抚弦愁。

孤雁汉宫出,芳名塞外留。

3、貂蝉

云里嫦娥空闭月,焉知美质世难容。

连环计出称高妙,回首烟波一万重。

4、二乔

铜雀春深月过墙,春阴寂寂损柔肠。

曹瞒枉自担虚名,水冷吴江胜北漳。

5、杨贵妃

多情枉被无情误,剑气张来花气销。

圣主朝朝空洒泪,兰台书史自哓哓。

6、碧玉

娇俏生寒门,一朝移上园。

婉娈司马府,焉得玉无痕。

7、步非烟彩凤随鸦究可怜,非花非雾亦非烟。

相亲生死终无悔,胜隔银河月半天。

8、柳姬

多情杨柳枝,交订少年时。

扫叶秋风劲,君来何迟迟。

9、霍小玉

红颜薄命叹如斯,怨气冲霄只自知。

天上月明照逝水,恸号无义是男儿。

10、花蕊夫人

花蕊如颜愁倚栏,春风两度朔风寒。

满城男子不当敌,拼却一身情可堪!

11、崔莺莺

秋波回望先,注定三生缘。

临别千千结,深心尤可怜。

12、冯小青

孤山疏影瘦,灯挑不成眠。

多少伤心事,还祈梅柳边。

13、西施

绿远春山双黛螺,容光绝世照江波。

谋臣偏擅美人计,忍教娇娥息甲戈。

14、李夫人

饶有风姿倾汉国,色衰缘尽却如何。

荣华到了终虚话,富贵焉能凭翠蛾。

15、卓文君

一曲凤求凰,情奔夜未央。

钱刀岂著意,但愿两情长。

16、赵飞燕

掌上能为莺燕舞,颠狂汉帝压群芳。

阳台朝暮风情盛,宜主偏生致国殃。

17、班婕妤

怨歌团扇叹凄凉,生不逢时怅恨长。

以色事人难决胜,尔饶才艺擅椒房。

18、侯夫人

迷楼幽闭自情伤,误把芳心托帝王。

秋月春花多枉度,遗诗字字见愁肠。

19、关盼盼

妾本章台柳,豪门系绿绦。

空楼多怅恨,骚客汗冰操。

20、蔡文姬

红颜岂可盖英名,才气过人命运峥。

悲愤千秋干日月,娇儿离却不了情。

 

【简注】1 息夫人:春秋时期息国国君的夫人,出生于陈国(今河南淮阳县)的妫姓世家,因嫁于息国(今河南息县),又称息妫。传说她目如秋水,脸似桃花,故又称为桃花夫人。息国灭亡后为楚文王得之。息夫人居楚三年,绝口不语,道:吾一妇人而事二夫,不能守节而死,又有何面目向人言语呢!后因不想偷生苟活而自尽,息侯为报答她的深情,也撞死在城下。

2、西施:西施,春秋末期绍兴诸暨苎萝村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四大美女,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誉,其为沉鱼。范蠡将其献与吴王夫差,让她以美色迷惑吴王,致使吴国灭亡。之后,传说她与范蠡泛舟隐逸江湖。

3、李夫人:汉武帝刘彻最宠幸的妃子。她的哥哥李延年为汉乐府男高音歌唱家,他以李夫人为对象而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其病危时武帝探视,她以被蒙面不见,后道: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

4、卓文君:西汉时期汉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的妻子,貌美有才气,是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女,好音律,新寡居家。司马相如以琴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归成都,置酒舍卖酒。后来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表示决绝,相如乃止。

5、王昭君:名嫱,字昭君,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落雁,晋朝时为避司马昭讳,又称明妃。其为汉元帝时期宫女,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人,匈奴呼韩邪单于阏氏。王昭君在汉元帝时以良家子的身份入选后宫,数年不得见御皇帝,被嫁于呼韩邪,入匈奴。

6、赵飞燕:西汉成帝的皇后。原名宜主,出身卑微。被阳阿公主选去学歌舞。不仅姿容俏丽,且身段袅娜多姿,楚楚动人,身轻若燕,能作掌上舞。

7、貂蝉:民间传说中的美女,亦见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即闭月。她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义女,由王允授意施行连环计,使董卓、吕布两人反目成仇,最终借吕布之手除掉董卓,之后成为吕布妾,吕布被曹操所杀,貂蝉跟随吕布家眷前往许昌,从此不知下落。

8、蔡文姬:名琰,原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东汉末年陈留圉(今河南开封杞县)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诗人,博学能文,兼长辩才,知音律。代表作有《胡笳十八拍》、《悲愤诗》、《重睹芳华》等。其中以《悲愤诗》最可信,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其父蔡邕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曹操的挚友。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蔡文姬被掳到南匈奴,嫁给了匈奴左贤王,并育有一子一 女。十二年后曹操统一北方,用重金赎回蔡文姬。文姬与一双儿女分离后归汉。

9、二乔:三国东吴乔玄的两个女儿,史称大乔和小乔。大乔为孙策妻,小乔为周瑜妻。杜牧作《赤壁》诗:折戟沈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其实二乔并未为曹操所得,而是在孙、周英年早逝后寂寞度日。

10、杨贵妃,名玉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即羞花。本为唐玄宗李隆基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后由李隆基册封为自己的贵妃。安史之乱中六军不前,杨玉环终被赐死。

11、班婕妤,汉成帝刘骜的嫔妃,多才多艺。与赵飞燕姐妹同时,终以淡定处之。

12、碧玉:晋代汝南王司马义之妾,成语小家碧玉的出处。

13、侯夫人:隋炀帝时宫女,以自缢的方式抗议深闺寂寞,能诗,死后得到表彰。

14、关盼盼,唐代徐州名伎,徐州守帅张建封之妾。白居易做客张建封府上时与她有一宴之交,盛赞: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她在夫死后守节于燕子楼。十余年后,白居易作诗暗讽她不能殉节,她于是在悲愤中绝食而死。

15、步非烟:唐人传奇小说《非烟传》的女主人公,临淮武公业之妾,被媒妁之言所欺而嫁。丈夫因公务繁忙,无暇及家。非烟遂私通赵氏子。其婚外恋被丈夫发现后,非烟坦然曰:生既相爱,死亦何恨。最终被毒打致死。

16、柳姬,大历十才子之韩翃宠姬,词牌[章台柳]因其而制。唐人传奇有《柳氏传》。17、霍小玉:唐人传奇《霍小玉传》的女主角。男主人公托于大历十才子之李益。二人交好,海誓山盟,后因门第关系,李益被迫娶卢氏,霍小玉恸号而逝。

18、花蕊夫人:人如其名。后蜀孟昶的慧妃、宋代太祖的妃子,得亡国、开国二君之专宠。实则内心凄凉无尽。

19、崔莺莺:中唐诗人元稹《莺莺传》、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女主角。《莺莺传》极有可能是元稹自身爱情生活的一个写照。

20、冯小青:明代万历年间扬州人,杭州冯生买为妾。讳同姓,以字称。工诗词和音律。为大妇所妒,独居孤山别业,积怨成疾而卒。尝夜读《牡丹亭》,作为两绝句。道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230 读雷跃龙遗诗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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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雷跃龙遗诗感怀

石庵挥就昆池篇,

新兴才子舞翩跹。

国破甲申天地倾,

生涯冰火两重天。

遗珠蒙尘无人晓,

鲲鹏折翼隐山间。

甘盘雾豹今何在,

离骚海赋传千年。

[1]雷跃龙(16021681),明代云南澄江府新兴州(今玉溪市红塔区)人,字伯麟,号石庵。万历进士,明大臣、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一生传奇,经历坎坷,传世《葵谷草》《逸余集》诗文集,多失佚。歌行体《昆池篇》,为诗人崇祯年间所作。

[2]此语出自南明永历皇帝颁发的一道褒封四代圣旨中对雷跃龙的评价。甘盘,生卒年不详,中国商朝名相,甘姓始祖之一,殷之贤臣,是当时全国知名的有道德者。“雾豹”,典出《列女传》:南山有一种黑色的豹子,为了长出花纹、躲避天敌,可以在雾雨天气里连续七天不吃东西。后因以雾豹指隐居伏处﹐退藏避害者。

[3]《离骚》和《海赋》,分别为屈原(楚)、木华(西晋)的诗、赋名篇。今人林超民在《滇云文化》书中评价《昆池篇》:“真像是一篇南中的《海赋》或滇海的《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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