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无泪祭耀邦

          作者：张宏遵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2015年第9期

　　今年11月20日是中国共产党曾经的重要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

　　当我提笔想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时，脑海里即刻浮现出他辞别人世时的一幅画面——

　　1989年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举行。

　　追悼会结束，我和几个同志乘坐一辆小面包车跟随队伍，送耀邦的灵车去八宝山。一出北门，只见长安街南北两侧大街上，早已挤满了为耀邦送行的人，密密麻麻的人群组成南北两道人墙，一直绵延到万寿路、五棵松……

　　当时，我直觉得胸口发闷，泪水控制不住地往外流，连我自己也闹不清，那泪水是酸的，咸的，还是苦的；那画面，也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本来，我和胡耀邦根本搭不上关系。如果一定说有，那就是，他是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我是这个党的区区一分子，他位居云霄，我栖身泥土。然而，机缘擘画，际遇安排，当他还在总书记位置上的时候，我奉调进入中央办公厅，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当秘书。命运让我从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一步跨入高层政治生活的圈子。那时，我的办公室也在勤政殿，距耀邦同志办公室不过十来米远，而组织关系和耀邦同志及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都编在同一个党支部，也算是到了耀邦同志身边。由此得以近闻謦欬，面获亲炙。后来又眼睁睁看着他从总书记位置上倒下来。

　　岁月易逝。转瞬之间，耀邦同志已溘然长逝26年了，但迄今依然音犹在耳，容犹在目，教犹在心。他的思想、道德、人格、情操，对于我如春雨润物，不知不觉已悄然化为魂魄，凝成筋骨，融入血液和生命，成为终生的心灵指南和精神导师。

　　最初知道胡耀邦这个名字，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中。那时我是一个在人民大学读书的青年大学生。从街头散发的各式传单中，知道团中央揪出了“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对胡耀邦有什么罪状不甚了了，却记住了胡耀邦15岁就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个年轻的“老革命”，心中不乏钦敬。

　　对他的进一步了解并心生敬意则是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企图纠正文革造成的混乱和错误，在全国大搞“全面整顿”，和江青“四人帮”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胡耀邦被派到中科院任负责人。他坚定地执行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示，和当时权倾朝野、恣意横行的江青一伙对着干，尽力遏制和纠正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政策是非，把科学院的整顿搞得有声有色，深获科技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他主持制定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文革中疯狂的极“左”路线背道而驰，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赞扬。他和当时铁道部部长万里、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成为邓小平麾下搞整顿最积极、最得力的几员干将，在全国声名远播，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记忆。我那时在天津一家报社当记者，对“四人帮”的淫威造成的恐怖岁月，以及他们推行的一套反动路线给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感同身受，因而也深切关注着中央高层两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对邓小平、胡耀邦的不惧横逆、无私无畏、敢做敢当的战斗精神深怀崇敬。在我心目中，胡耀邦是个信仰坚定、意志坚强的“斗士”。

　　不久，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被再度打倒，胡耀邦也再度销声匿迹。

　　1976年粉粹“四人帮”之后，中华民族出现了新的契机。先是在中央党校副校长、后是在中央组织部部长位置上的胡耀邦，在一批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团结一批人，顶风破浪、披荆斩棘，干了在中共历史上称得起惊天动地的两件大事情：一是发起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一是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他在推进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反省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实现历史觉醒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再次显示出少有的英雄胆略、卓越眼光和博大胸襟。当他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并进而担任总书记之后，我心里感到，黑暗的日子总算结束了，中华民族正在从泥淖中走出，中国共产党正在回归正途，中国将回复到一个正常社会，胸中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

　　1983年秋天，我到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此时校长已是王震将军。当时正批“精神污染”，思想理论战线首当其冲。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到党校做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党校的气氛已不一样了。教员们说话、讲课都很谨慎。党校教员中有许多是从我的母校人民大学去的，私下里和他们交谈，依然是耀邦在时如何如何，耀邦同志说过什么什么，让人感到若论及精神一脉，耀邦仍是校长。耀邦在党校创办的《理论动态》，我们每期都能看到，上面依然会有一些外面看不到的好文章；耀邦在党校时的一些讲话，也在我们学员中广泛流传。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耀邦让青年干部要认真读书，说一个地市级干部一生至少要读2亿字的书。他还说，人一生无非三种可能，一是平庸之辈，二是昏聩之徒，三是有为之人。希望青年干部不甘平庸之辈，更不能当昏聩之徒，要努力做有为之人。就从那时起，我给自己订了个读书计划，即到60岁退休之前，用20年时间，再读2亿字的书。分解这个计划，每天至少要读够28000字，一个月要读84万字，一年要读1000万字。我一生立过许多志愿，有些因主客观原因都没能坚持到底，但耀邦提出了读2亿字书的要求，我做到了，直到今天，仍在坚持阅读。当然，他说的人生三种可能，我自忖不是有为之人，但也还不至于沦为昏聩之徒，是虽不甘平庸而终归平庸吧。

　　鉴于中央党校前几届毕业生有过耀邦接见并发表讲话的先例，到我们这一期，学员们都普遍希望毕业时能请耀邦来讲讲话。那时我任支部书记，心里也有这个愿望，把这个想法与培训部十几个支部书记一沟通，竟然是一致赞同。于是就把学员们的要求反映给培训部领导，培训部答应将此报告校方，但校方总是泥牛入海无回音。到了1985年夏天，离毕业越来越近了，这事还没定下来。于是我就直接去找陈维仁副校长（陈在耀邦任党校副校长时兼任耀邦秘书），希望他能转达本届学员希望耀邦接见并讲话的请求。那时我完全不知道王震和胡耀邦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白陈维仁同志的难处。维仁同志说，现在是王老当校长，要讲也应该由他讲，具体谁讲，要由中央定。我把维仁同志的话给学员们一传达，大伙都有些悻悻然。但仍然要求我继续反映，强烈要求耀邦同志接见并讲话。于是，我也不讲礼数，三番五次地找陈维仁同志，别的话也不好说，反反复复就一句话：学员们还是想听耀邦同志讲话。维仁同志最后给我说了一句：正在联系。

　　毕业的日子到了。终于得到了准确消息，耀邦同志将参加毕业典礼并跟大家讲话。那时，王震校长出国了。

　　7月15日，耀邦到党校出席毕业典礼，和毕业班全体学员照完相，在大礼堂做了《形势·理想·纪律和作风》的报告。在谈到形势时，耀邦说，对当前我们国家的形势怎么看呢？

　　他说，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讲我们好得不得了，简直什么都好。另外一种，是另一个极端，认为我们什么都糟，除了一切落后、振兴无望之外，还有什么“修正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我赞成这么一种估计：这几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所谓之一，就是可以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媲美了。他说，对于那些极端的议论，我们的方针有两条。一条方针是：对国外那些说我们糟得很的，一般不予批驳，为什么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都要驳起来不胜其烦。第二条，我们也不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强加于人。同国外朋友谈话，我们反复讲，社会主义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到现在只有60多年，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靠长期实践来回答。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间，谁都不能认为自己完美无缺，要允许和鼓励大家根据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去探索，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说，改革这个大方向，要坚定不移，不要模糊。抓住局部现象，以偏概全，或者从某种抽象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都是不可能正确判断客观形势的。只抓住一点，甚至只听到一点什么风声，就马上做判断、发通知、刮风！我们现在这种事情可多啦！

　　耀邦这个话，其实是话里有话，当时我没能听懂，只是后来进到中南海，了解了一些事情，才知道从概念出发，抓住一点，甚至只听到一点什么风声，就马上做判断、发通知、刮风，是什么意思。

　　在谈到理想时，耀邦说，理想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我们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的最高理想是什么呢？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只能讲个方向，讲个大概，那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经过好些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我们在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讲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不能离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代表我们的根本立场。第二，又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把我们的目标同现实的斗争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要经常想到我们在此时此地究竟应当怎么走，才能领导广大群众朝着我们的最终目标前进。今后几十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分三大步走。第一大步是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小康之家”；第二大步是下个世纪的头二三十年，也就是党成立100周年之后，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然后再走第三步，到下个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以后，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第一流繁荣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在我看来，这个三步走，就把我们的最高理想同新中国成立100年内的现实奋斗目标联系起来了。

　　耀邦这番话，讲得我们热血沸腾，感到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正在做的事情，同改革开放事业紧扣在一起了。

　　接着，耀邦谈到了纪律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坚强的纪律不行。所谓有纪律，就是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该怎样做，就不准那样做。谁做了不准做的事，就查到底。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有个经验之谈，不可忘记，叫作“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领导上搞亲疏关系，下边就会闹派性；领导上讲情面，下边就会搞对策，践踏原则；领导上搞特殊，下边就会搞严重的违法乱纪；领导机关不努力工作，下边就会自由散漫。整顿纪律要先从党委整起，要自上而下地整，不要抓替罪羊。

　　他说，我们要下决心，用两三年时间把党风搞好。如果不争取在今后两三年使党风有个根本好转，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党就还有动乱的可能。一是党风一定要搞好，二是只有自上而下才能搞好。不是有个口号，叫作“从我做起”吗？就是要自上而下，以身作则，不抓紧自己不行。我相信，只要党风真正搞好了，社会风气也就好办了。他说，中央、省市这两级机关，讲空话的太多了，讲套话的太多了，一般号召太多了！现在，“表彰”大会多得不得了，一人一块奖牌。必要的会可以开一些，但现在开得实在太多了！有的完全是走过场，搞形式，劳民伤财，而且还都提出要首长题词。今后一定不要再搞那些自欺欺人的东西了！不能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到无穷无尽的空话、大话、套话上去。

　　最后，耀邦勉励大家要实事求是，做有胆有识的干部。什么叫有识？他说，第一，有正确的方向；第二，有科学知识；第三，对实际情况了解很透。什么叫有胆？正确的，敢坚持；不对的，敢说；违法乱纪的，敢纠正。他说，今天在座的多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年轻干部。今后几十年内要三步走，你们不单是走第一步，还要走第二步的人，你们要把老一辈手里的接力棒接到下个世纪去的。人民对我们年轻的干部充满希望，年轻一代的同志们一定要争气呀！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面听耀邦同志讲话。撇开他讲话中的道理、逻辑不论，他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真。纯真，率真。真实的思想，真挚的情感，真诚的语言，没有装腔作势，故作神秘，也没有居高临下，谆谆教导，他是自然本色，敞开心扉，和你做朋友间的交流。但就是在这种轻松交流中，你会感受到高山巍峨，大河奔流，他燃烧的热情和雄辩的逻辑不知不觉就征服了你，让你愿意现在就站起来，跟他走。

　　就在这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前夕，我调进了中南海。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总书记也有种种麻烦和无奈。他身处政治矛盾和旋涡的中心，置身于几重夹缝之中，他雄心勃勃想要推进的全面改革，哪怕前进一小步都要碰到重重阻力，他个人也时时处于误解、谣言、攻讦的风雨之中。那个环境和氛围，让我这个书呆子体验到了“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的况味。是政治家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淡定，还是压根儿就不知道身边的风险？胡耀邦像一棵大树，坚强地挺立着。

　　1985年9月18日，也就在党代表会议开始的同一天，北京大学突然爆发了一次学潮，波及部分高校及其他省市。

　　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学潮，虽然没形成什么气候，却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党代会一结束，最高核心层就开会研究北京大学生上街游行的事。邓小平说：我看学生闹事是好事，说明了我们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他说，充其量不过是学生示威喊喊口号，没什么了不起。人家说我是西太后，你（指胡耀邦）是光绪，这是侮辱，是挑拨。胡耀邦说：对于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们大可不必太认真，关键是我们要把自身搞正确。邓小平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李先念说：我们宪法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游行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啊！陈云说：有必要根据国内地方的情况，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规和制度，对游行示威进行必要的限制。邓小平总结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实际上提出来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法律化的问题。我建议，由北京市就群众游行的问题通过一个地方法规，条文由中央书记处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义发。

　　此后，中央书记处曾几次开会研究学潮的事情，就学潮的性质，发生的深层原因，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内政外交政策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提出来在全国开展形势教育，加大对于改革的宣传，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措施。胡耀邦比别人想得更多些。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他讲了这么一番话，说：看来，今后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一类大大小小的乱子恐怕少不了。至于他们喊打倒胡耀邦（国家教委的负责人汇报学潮中喊出来打倒胡耀邦和某某某的口号）也没什么，不要老盯着抓几个坏头头，关键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把路线搞正确，把党风搞好，把我们党自身建设好。我们共产党人要学会在大大小小的动荡和纷争中，提高和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靠民主和法制来处理各种乱子，化解各种矛盾和纷争。这段话，我是从书记处会议纪要上看到的，当时还将其转抄在笔记本上。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我对学潮的发生感到意外，不明白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带来民族大进步、经济大发展、民生大改善的时候出现学潮。二是在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和文革极“左”路线之后，该怎么分析和处理自发的民众诉求？耀邦的这个谈话如醍醐灌顶，让我思想为之一震：耀邦跳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维，从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大目标、大视野来看待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同利益诉求，对于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共产党人如何执政的问题做了深层思考；对如何认识和处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有了新的思维，这就是靠民主法治道路，靠把党自身建设好，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作为党的领导人，敢于提出打倒胡耀邦也没什么了不起，除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说过类似的话，没有第二个中央领导人说过。这种共产党人真正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实在是大音希声。

　　在中南海工作，经常可以听到各种大领导讲话。作为工作人员，我们自然都是恭而敬之，仔细谛听，认真记录，反复琢磨，努力消化。但实在说，多数场合领导人只是念讲稿，脱开稿子讲的不多；二是他们讲的都对，都正确，但似乎都曾听到过，过后还能留在脑子里的不多。耀邦不大一样。尤其是在一些讨论性的会议上，他极少照本宣科，总是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他每次发表意见，总是在帮你打开一扇窗，启发大家思考，让大家无拘无束，畅快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出来。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提出需要召开一次全国理论工作会议。中办主任王兆国召集我们几个同志在勤政殿小会议室研究这个会该怎么开，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耀邦也早早来到勤政殿，他是要到外地去调研视察，等车来接他去机场。趁这个空当，耀邦走进小会议室，问：你们开什么会？王兆国说，商量中央部署的几件大事，议论全国理论工作会议怎么开法。耀邦听说理论工作会议这个话题，来了兴致，问我们：哎，我新请来了一个理论司令，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耀邦指的是朱厚泽。那时朱刚从贵州调来北京，任中宣部部长时间不长。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啊，不错啊！耀邦说，他最近讲了个“三宽”（指宽厚、宽容、宽松），听说有些不同意见，你们怎么看？

　　耀邦要听的是真话，我们在他面前说话也没什么顾忌，我们也真的很欣赏朱厚泽这个新部长，于是就坦诚发表了我们的看法：

　　“‘三宽'符合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是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内在要求”；

　　“这个提法有利于推动思想理论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开拓创新”；

　　“‘三宽'是我们党处理和广大知识分子关系，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创造性的正确方针”；

　　“是对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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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秀才们说话习惯讲究个逻辑、层次，耀邦也不时会意地点点头。我们中有一个同志刚从广东、江苏、天津等地就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专题调研回来，向耀邦反映说：在这些省市对中央分管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同志有些意见，认为不是积极支持改革开放，而是用过去搞阶级斗争的一套，挑毛病，抓辫子，打棍子……这时耀邦接过话茬，说：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条件嘛！如果我们天天去争论，好多事情就干不成了，我们也陪不起啊！有些思想认识上的分歧，现在争也争不清楚，我们把改革开放搞好，把特区搞好了，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出来了，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小了嘛。所以我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不要迎面相撞，要超越飞行。你飞你的，我飞我的，你飞八百，我飞一千……

　　话还没说完，警卫秘书进来说，车到了，该走了。耀邦站起来，说，好吧，你们接着议吧。看得出，耀邦对“三宽”的说法是赞赏的。他的“超越飞行”说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理性和包容。后来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一次提到了“三宽”，万里、习仲勋、胡启立也都认为讲得不错。万里还冲着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不无揶揄地说：你就讲不出这个话来。

　　在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经常面临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特别是“左”的方面的东西，根子深，积弊重，影响大，又常以“正统”“革命”的面目出现，成为阻挠改革开放的主要障碍和主要威胁。对此，耀邦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有一件小事令我记忆深刻。1986年，为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耀邦出席并讲话，后来耀邦让启立去讲。会议讲话稿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我奋斗了一个星期，将稿子先送启立同志过目。通常像这类代表中央的讲话都要送常委及相关领导同志审阅征求意见。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到启立办公室，两人准备把稿子通一遍再送审。启立拿着稿子对我说，咱干脆直接到耀邦那儿去，当面听他意见。我说，那你自个儿去？启立说，走，一块去。于是我又多拿了一份稿子，随启立去见耀邦。

　　这是我头一次进耀邦办公室。趁启立和耀邦说话，我把办公室扫了一眼，耀邦办公室和其他书记们并无其他不同，只是他屋子里书格外多，一面墙的书柜里除了经典作家的大部头，各种大辞典之类工具书，还有些历史、哲学类的著作。他的写字台上也有打开正在看的书，书里夹着一支红铅笔。启立跟耀邦说稿子是我起草的。耀邦冲我点头示意。我们围着耀邦的写字台，启立坐耀邦右侧，我坐耀邦对面，三人呈品字形坐下。我把讲话稿的主旨、逻辑及结构向耀邦做了简要汇报，然后由我一字一句地念，他们俩各拿一份稿子，看哪儿不合适了，就停下来修改。没想到，念完第一段就卡了壳。文章开头，通常总有几句礼节性的话，我也习惯性地写了几句。当我念到“代表党中央向辛勤战斗在外宣战线上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和致以崇高敬意”时，耀邦就叫停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停了下来。耀邦说，“我怎么听着这个什么战斗在，什么战线啦，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和平年代，搞经济建设，搞各项工作，都要讲规律，讲科学，和打仗不是一回事，当然也要艰苦奋斗，要牺牲精神，但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什么战斗队呀，冲呀，杀呀，那么一股火药味。”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长期以来受文革遗风濡染久了，一不小心这种文革语言就会习惯性冒出来。经耀邦点拨，我马上就来了句，那就把“战斗在”改成“辛勤劳动在”或“勤奋工作在”，把“战线”改成“外宣工作各个岗位”，耀邦马上说，这个好，这个好。启立也笑了，说这么改也显得亲切了，朴实了。耀邦连鼓励带告诫地对我说，你们年轻人嘛，写文章要有点新的思想、新的语言嘛！我向耀邦检讨：是我粗忽，用心不够，说套话成了习惯了。

　　就这样改文章，好处是推敲得仔细认真，但速度慢，效率低。改了约一个小时，中间不时有电话打进来。耀邦说，这样吧，这个稿子给我留下，看完后再把意见告诉你们。于是我们退出来。第二天早晨一上班，耀邦修改后的稿子就送来了。在头页左侧位置上耀邦竖着批了一行字：“退启立同志：此件我已看过，内容和文字都很好，只在第8至9页上动了几个字，供参考。”

　　此前，我也听同事讲过，说耀邦交办的活儿不好干，原因是他标准高，要求严，一个文件不改十遍八遍根本过不了关。后来便有了亲身体会。记得整党运动之后，中央下决心端正党风，强调从北京做起，从中央机关做起，力争两三年内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书记处决定召开一次动员大会，由耀邦讲话。

　　当时我和中办调研室两位同志，还有从中纪委、中组部借来两位同志共5人，承担初稿起草任务。我们5个人白天调研，开座谈会，拜访党内外各界人士，听意见，晚上碰情况，务虚议观点，最后拉提纲，定思路。起草小组白天黑夜连轴转，奋斗了40天，写了1万多字的初稿送上去。1986年1月9日，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机关八千人大会上做了题为《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的报告，这个报告只采用了我们起草报告中的3000字。我将初稿和耀邦最后的讲话稿做了认真对比，立刻找到了差距之所在，从中领悟出来许多东西。

　　在耀邦身边工作，无论是一次谈话，一个批示，或是一处文字修改，他总能给你一种思想的启示，给你点亮一盏心灯，同时又总是充盈着一种浓烈真挚的人文情怀，会感染你，温暖你，净化你，让你变得心地纯净、澄澈、光明。

　　一次午饭后，我和两个同志从食堂出来，打算到瀛台去走走，快到石拱桥了，见耀邦正由警卫秘书陪着也在瀛台散步。怕打扰他，我们就扭头往回走。谁知被耀邦叫住了，我们便停下脚步，耀邦边向我们走来边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们躲我干什么哟！我们都笑了。因为虽然也没谁规定，我们工作人员平时的习惯，见了中央领导一般都只点头示敬，或站下让领导同志先走，不赶上去主动搭讪。耀邦走到跟前，突然提问：哎，你们说说，中国的农业究竟怎么搞，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几亿农民尽快富起来啊？他是满脸的认真，我们则是瞬间脑子短路。一是有关三农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一般由国务院和中央农研室做专门研究，我们平常系统的考虑较少；二是刚吃完饭，脑子也不在状态。好在我老家在农村，多少知道点情况和信息，就信口说了几条：三中全会以来的惠民政策，农民是满意的，他们的顾虑是怕变。虽然农村出现了一些专业户、种田大户等新的苗头，但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还是要长期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生产方式还是千百年形成的一套老办法，要让科技下乡、下地，向农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培养各行各业的能人和高手，起致富的示范带头作用；长期以来，农业基础比较薄弱，这些年生产条件改进不大，像水利灌溉、土壤保护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政府要向农业倾斜，加大投入，加强为农业的服务；工业发展之后要考虑反哺农业，改善生产条件，引导、帮助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我对三农问题研究很少，一知半解、浮皮潦草地说了几句，耀邦听得很认真，不时还点点头，最后叮嘱我们说：农业问题是个大事情，是篇大文章哟，你们多做点调查研究，要把农民致富的事放在心上啊！我当时想，耀邦心中有个“平民心结”，天下苍生唯系念，万家忧乐挂心头。他把老百姓的事看得比天还大。

　　谈起耀邦，很多人都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我领略过，感受过这种赤子之心。

　　十三大之后，耀邦成了一个不分管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参加政治局会议，他不再到勤政殿来上班，我们也很少再看见他的身影。启立同志是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常委。按照党内规矩，他把该送的文件照常送耀邦看，该征求意见的照常听取耀邦的意见，心中依然视他为师长。1988年秋天，中央准备向全国发一个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文件征求意见稿出来，启立同志就给耀邦送了一份，请他审阅修改。过了两天，耀邦就给启立来电话，说，文件看完了。启立让我到耀邦家里去，专门听他对文件的修改意见。我沿着中海顺东墙出一扇小门到耀邦家。耀邦正在小会客室等候。那时天已经有些凉。耀邦穿着一件蓝色中式小棉袄，脸色有些苍白，神态略显疲惫。坐下来，开门见山。耀邦说，个别字句的修改我都写在稿子上了，你们参考就是了。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这些年，我们对思想工作并非重视不够，也使了很大劲，但效果不那么好。战争年代，我们积累了一套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很有效。今天时代不同了，任务变了，历史条件也不同了，所以要研究适应今天的新形势。今天我们干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方法都要适应这个，既不同于战争年代，一切为着战争胜利，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为中心，更不同于文革十年，反修防修，全面专政。把这个大背景、大形势搞清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目标才讲得清楚，有的放矢，取得实效；不改进就没法加强，改进了，也就加强了。战争年代，我们有一条过得硬，就是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示范，这个传统我们如果不发扬，你让群众艰苦奋斗，大干四化，你在那里搞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搞特权腐败，这个不改变，发多少文件也不行。我总是觉得，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做，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优势，但要看到，今天有很多所谓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不大相信党的领导，当然也可以跟他们讲些道理，但光讲道理恐怕解决不了他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好，把路线政策搞对，首先中央机关带头，把党风搞好，带动全国，等到两个文明抓上去了，人民得实惠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很廉洁，思想工作才更有说服力，什么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就自然消除了。把工作搞好，把路线搞对，把党风搞好，我们就理直气壮了嘛。这件事你们研究，当然也不一定要写进文件了。还有一个队伍问题。现在全国专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多少？恐怕要以百万计，百万大军啊，这些人对党忠心耿耿，过去我们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有好多“左”的东西，这支队伍因为听党的话，忠实执行党的决定，在实际工作中伤害了一些群众。现在这些人名声不好，群众说他们是“只会耍嘴皮子”，“搞假大空”的“嘴把式”，把人搞得灰溜溜的。过去的错误在我们党，在中央嘛！这些替我们做工作的同志是在代党担责，代党受过。群众中有看法，有情绪，可以理解，中央要说句公道话，千万不要再伤害他们的感情。

　　这就是胡耀邦。一方面，痛彻反思和纠正过去“左”的一套的遗毒，毫不掩饰地承认党曾经犯过的错误和过失，一方面，毫不推卸地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从执政党自身找原因，找办法。这就是从胡耀邦身上体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这与我们通常那种出了问题、犯了错误，要么就是归结为敌对势力的阴谋，要么就是责怪下面执行出了偏差的惯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完全不同。而后者正是我们长期“吃堑不长智”，在同一个地方多次摔倒的重要原因。

　　从耀邦家里出来，耀邦送我到门口。我请他留步，他执意要送。我顺便告诉他：这一两年，我们出差到下面去，各地的同志都很惦记你，一再托我们向你表示问候。耀邦说，那谢谢同志们！说这句话时，他忧郁的脸上露出了笑意。似乎受他情绪的鼓舞，我压在心头很久的一句话终于憋不住了，说：耀邦同志，在你面前，我是个后生晚辈，有句话不该由我来说，但我还是想说给你。这时耀邦凝神望着我，显然是鼓励我说出来。我说：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公道自在人心。希望你想开些。历史最终会给你以公正的评价！耀邦沉吟片刻，说，哦，这是句好话嘛！谢谢你哟！不过我个人微不足道，不评价也没什么了。我说，也不单是你个人的事，历史会说话的。

　　说完，和耀邦握手告别。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第一次单独面对面听他谈话，也是最后一次单独听他谈话。

　　回到办公室，立即将耀邦的谈话整理成文，送启立同志。启立同志当时看完，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因为耀邦谈的，远不是一个文件修改问题。

　　1989年春天，我到苏南调研。4月15日凌晨，从广播里听到耀邦逝世的消息，顿时脑子像遭到电击。尽管知道他身体不好，住在医院，但总觉得这个内心强大的人是不会轻易走的。没想到他还是急匆匆走了。

　　我连夜坐火车赶回北京。第二天一早到启立办公室。自从耀邦住院，启立每天都要去医院探望。耀邦逝世，他在医院守护耀邦遗体一宿，也刚回到办公室，显得很疲倦，脸色很难看，见了我，说，耀邦家里设了灵堂，你们可以去家里吊唁，然后又轻轻吐出三个字：少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悲痛之外又压上了一块石头。

　　日，我和中办几个同志去耀邦家里为他送别。当看到他灵堂里那张面带忧郁的遗像，想到几个月前还在听他谈话，禁不住悲从中来，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往外流。从灵堂里往外走时，只见院子里堆满了花圈，前来吊唁的人排着长队，一拨刚走，一拨又来。也就在那两天，天安门广场上已聚集了数以万计的群众。空气显得沉闷而凝重。

　　我对形势有些忧虑。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人越来越多。我关注着耀邦的丧事。一天早晨上班，我走进办公厅一位主任的办公室，道出了我的担心。他告诉我：耀邦的悼词中“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条没通过，一位老人不同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提议，在北京组织十万干部群众及市民向耀邦遗体告别，也遭否定，因为耀邦只不过是个政治局委员……

　　我哑然无语。心里搞不明白：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分子，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拥护他，爱戴他，愿为他送行，这不是共产党的光荣吗？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必要漠视和压制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这份情感和心愿呢？

　　身在高处，不敢造次。只能把很多疑问都吞咽下去。然而，耀邦的下台和辞世，对我心灵的撞击和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我不得不再一次审视和校正自己的认知体系和价值评判体系。

　　耀邦逝世两年后，我走出红墙，回归泥土，再作冯妇，重为报人。这使我可以渐离中心、自解缧绁，更从容冷静地去追寻耀邦的足迹，探寻他思想的脉络和人生的轨迹。我去了湖南浏阳苍坊村那简陋的农家土房子，找到了他的起点；我去了江西共青城含鄱口耀邦的墓地，拜谒了他的归宿；我去了前人称为“苦瘠甲于天下”的西海固地区，在那片干涸的黄土地上听乡民们讲胡耀邦让他们反弹琵琶，念“草木经”，种草种树，治穷致富；我去了兴安岭林海，去了乌苏里江畔的边陲，去了贵州的民族地区，去了天山南北，去了雪域高原，耀邦去过的一些地方，我也去了。所到之处，几乎都听到了他许多的故事……我重读了他的许多讲话和文章，触摸了他和时代共振的脉搏，和人民相同频率的律动……

　　正是从耀邦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政治家，什么叫人民公仆，什么叫光明磊落，什么叫刚正无私，什么叫道德操守，什么叫清正廉洁，什么叫赤子之心，什么叫善良仁厚……我以为，胡耀邦之在共产党队伍里出现、存在和离去，都有某种符号意义。他以自己的人格在权力场重塑了一个参照系。透过胡耀邦，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识，何谓高尚，何谓卑劣；何谓正义，何谓邪恶；何谓君子，何谓小人；何谓真善美，何谓假恶丑……

　　一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史，胡耀邦笃定是抹不掉、绕不开的人物。

　　重新认识和评价胡耀邦，不仅关乎历史真相，也关乎未来的方向和路径。

　　大树百年，风范永矗，伟哉斯人，精神万古！

　　                                       （2015年夏·北京西山）■

　　                                       （作者为《工人日报》原总编辑）

    冉隆中《底层文学真相报告》目录

       序／鼻孔朝天的人 

        底层作家，你们还好吗？ 

        体制外的写作者 

        以命相搏的写作者 

        小地方的写作者 

        乡土上的写作者 

        退下来的写作者 

        梯田上的写作者 

        一个文联的变迁 

        底层文学的幽暗和遮蔽 

        一个奇人的写作史 

        危险的写作者 

        孤独的写作者 

        测量大地胸怀和灵魂重量的诗人 

        老板写作者 

        官员写作者 

        我所关注的文学小问题 

       跋一／另类的批评文本 

       跋二／文学批评的突围

云南历史名人简表（一）先秦至民国

先秦时期----庄硚

隋唐南诏时期----皮罗阁 

两宋大理國时期----段思平 

　　
　　元代时期----赛典赤　　　　　　　　　　　　　　 
　　

明朝时期 （开疆功臣） 

傅友德——颖川侯 

蓝玉——永昌侯 
　　       沐英——黔宁王 
　　
　　政治/军事人物
　　杨一清——内阁首辅，云南安宁人。 
　　严清——四川巡抚、刑部尚书、吏部尚书、贵州巡抚，云南昆明人。 
　　刘文征——四川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云南昆明人。 
　　朱家民——贵州左布政使，云南曲靖人。 
　　杨绳武——兵部尚书，云南弥勒人。 
　　包见捷——吏部右侍郎，云南建水人。 
　　陈表——浙江道监察御史，云南玉溪人。 
　　胡平表——贵州布政使，云南建水人。 
　　傅宗龙——贵州巡抚、顺天巡抚、陕西总督、兵部尚书，云南昆明人。

　　王锡衮——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云南禄丰人。 
　　雷跃龙——礼部尚书兼育英殿大学士，云南玉溪人。
　　朱化孚——湖广按察使，云南安宁人。 
　　龚彝——户部尚书，云南凤庆人。 
　　萧崇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云南建水人。 
　　张志淳——户部右侍郎，云南保山人。 
　　胡璇——工部右侍郎，云南腾冲人。 
　
　　医学家 
　　兰 茂——医学家，著有《滇南本草》，云南嵩明人。 
　　
　　清朝时期 
　　政治/军事人物 
　　李因培——湖北巡抚、湖南巡抚、福建巡抚，云南晋宁人。 
　　赵仕麟——浙江巡抚、江苏巡抚，云南澄江人。 
　　朱嶟——工、刑、兵、户、吏诸部尚书兼内阁学士，云南通海人。 
　　赵光——工、刑、兵、户、吏诸部尚书，云南昆明人。 
　　何桂清——两江总督，云南昆明人。 
　　陈时夏——江苏巡抚，云南元谋人。 
　　丁槐——广西巡抚，云南鹤庆人。 
　　载沣——江南道监察御史，云南昆明人。 
　　何桂珍——两江兵备道，云南师宗人。 
　　王人文——四川总督，云南大理人。 
　　窦垿——江西道监察御史，云南罗平人。 
　　 陈世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云南建水人。 
　　尹壮图——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云南蒙自人。 
　　张汉——山东道御史，两次入翰林院，云南石屏人。 
　　朱家宝——安徽巡抚、直隶总督，云南华宁人。 
　　黄 琮——兵部侍郎，云南昆明人。 
　　袁嘉谷——云南科举史上第一个全国状元，云南石屏人。 
　　王宏祚——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云南保山人。 
　　程含章——广东、山东、江西巡抚，工部左侍郎，云南景东人。 
　　何彤云——兵部侍郎，云南晋宁人。 

　　著名商人 
　　李沅——19世纪的云南首富，云南昆明人。 
　　
　　银行家 
　　王炽——20世纪初的世界第四富豪，云南弥勒人。 
　　
　　画家 
　　缪嘉蕙——著有《供奉画稿》，云南昆明人。 
　　
　　报人 
　　杨振鸿——曾经创办《光华日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云南昆明人。 
　　
　　民国时期 
　　军事人物（上将级别） 
　　 李根源——陆军上将，云南腾冲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唐继尧——陆军上将，云南会泽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顾品珍——陆军上将，云南昆明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刘祖武——陆军上将，云南昆明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李鸿祥——陆军上将，云南玉溪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谢汝翼——陆军上将，云南玉溪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罗佩金——陆军上将，云南澄江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殷承瓛——陆军上将，云南陆良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张开儒——陆军上将，云南巧家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复祥——陆军上将，云南凤庆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叶 荃——陆军上将，云南云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庾恩旸——陆军上将，云南墨江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黄毓成——陆军上将，云南镇沅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朱培德——陆军一级上将，云南禄丰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金汉鼎——陆军上将，云南江川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唐淮源——陆军上将，云南江川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王 钧—— 陆军上将，云南呈贡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范石生——陆军上将，云南河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胡 瑛——陆军上将，云南云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龙 云——陆军上将，云南昭通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卢 汉——陆军上将，云南昭通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杨 杰——陆军上将，云南大理人，陆军大学毕业。 
　　杨增新——陆军上将，云南蒙自人，清朝进士出身。 
　　丁 槐——陆军上将，云南鹤庆人。 
　　谭庆林——陆军上将，云南建水人。 
　　
　　政治人物 
　　李根源——陕西省省长，中华民国代总理，云南腾冲人。 
　　杨增新——新疆省主席，云南蒙自人。 
　　朱培德——江西省主席、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云南禄丰人。 
　　唐继尧——贵州都督、云南都督，云南会泽人。 
　　孙渡——热河省主席，云南陆良人。 
　　王九龄——教育总长，云南云龙人。 
　　张耀曾——司法总长，云南大理人。 
　　
　　金融管理调控专家 
　　盛延龄——中国富滇银行总行长，云南玉溪人。 
　　陆子安——中国富滇银行总行长，云南巧家人。 
　　缪云台——中国富滇新银行总行长，云南昆明人。 
　　
　　技术官僚 
　　缪云台——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云南昆明人。 
　　
　　著名商人 
　　梁金山——缅甸华侨首富，云南保山人。 
　　郑一斋——一代儒商，云南玉溪人。 
　　
　　气象专家 
　　陈一得——云南近代气象、天文、地震科学的先驱，云南盐津人。 　 
　　
　　教育家 
　　熊庆来——教育家，曾经把云南大学办成中国十五所名牌大学之一，云南弥勒人。 
　　
　　数学家 
　　熊庆来——数学家，他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级”，载入世界数学史册。云南弥勒人。 
　　
　　生化武器专家 
　　李忍涛——中国防化兵种创始人，云南鹤庆人。 
　　
　　国学大师 
　　姜亮夫——国学大师，著有《中国声韵学》、《楚辞学论文集》等，云南昭通人。 
　　
　　哲学家 
　　艾思奇——哲学家，著有《大众哲学》，云南腾冲人。　 
　　
　　音乐家 
　　聂耳——音乐家，曾经谱曲《义勇军进行曲》，云南玉溪人。 
　　
　　建筑设计专家 
　　张邦翰——建筑设计专家，作品有“云大会泽院”，云南镇雄人。 
　　
　　民主人士 
　　楚图南——中国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云南文山人。 

                                  （据百度资料整理，有待完善）

转载：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初探

　　在清代，竞争官职者大大多于可供安排的职位，是一个常态。原因在于，全国的官职是个常数，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时，全国“通计各省知县，共一千二百八十五缺。”[1]而作为官员主要来源的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其总量则是个变数，随着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进行，他们的人数必然越来越多。虽然他们的就业有设私塾、执教书院、入幕等各种途径，但毕竟以入仕为最佳选择，所以形成千军万马争过入仕独木桥的局面，加剧了士人的竞争。

　　在科举人群中，举人、贡生和监生的人数众多，清统治者为他们进入仕途设立了多种制度，以缓解壅积。目前对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的入仕问题尚少研究，未见有专门的论述。本文尝试探讨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制度的推行及其效果，以求教于方家。

　　一、举人的入仕途径

　　清代举人人仕，主要有拣选、截取、大挑等途径：

　　其一，拣选。在顺治年间，就有对下第举人的拣选制度，顺治初“原定：举人会试下第后，愿就选者，考授推官、知县、通判等官。”[2]随着举人数量的增多，顺治九年（1652年）改为举人“会试三科为限，以推官、知州、知县考用。”[3]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为：“旧例举人会试三科，乃准拣选，就教者不拘年分。今将远省举人酌议仍旧，其余直隶近省举人，会试五科，方准拣选；会试三科，方准就教。”[4]直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吏部才恢复为：直隶等九省举人，会试三科不中，准其拣选知县。一科不中，改就教职者，以州学正、县教谕补用。[5]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又改为：“各省拣选举人，俱停其考试，远省一科，与近省五科者，照乡榜名次先后挨序，四科、三科者，照其科分先后。若科分相同，则照名次先后。若名次相同，则照省分次序，逐科分榜注册挨选。嗣后一科与三科之人，俱照乡试名次为序。”[6]从此，对举人的拣选主要看科分和乡榜名次、省份的远近与次序，不再进行考试。所谓远省、近省，以及省分次序，在《钦定大清会典》中有具体的规定：“汉举人以福建、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远省，余为近省。远省于会试一科后，近省于会试三科后，赴部拣选注册，除国子监监丞、博士、翰林院待诏、知县、直隶州州同，远省率早近省两科。以科分名次为先后，名次同者，以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之次为先后，入月选。”[7]

　　举人经过吏部的拣选，年力精壮者以知县注册，年力就衰者以教职注册，此后还需在籍长期等候官职，许多人需等候十几年乃至二三十年之久。许多举人等到获官时，已年力衰退。如乾隆九年（1744年）吏部尚书讷亲奏言：“臣此次奉差外出，于经过州县询以地方事务，有尚能对者，竟有茫然不晓者，问其出身，多远科举人，或精力就衰，或见闻本陋，以该员等之材质观之，即使勉强供职，其于地方必多贻误。盖远科举人需次常二十年，去拣选之日已甚久。”[8]拣选最大的弊端也就在于此。

　　其二，截取。所谓截取，就是朝廷划定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的举人可以赴吏部登记候选。雍正元年（1723年）题准：“现在截取丙戌科以前拣选举人，听其赴部照例铨选。其余无论已未就拣选之员，除一科之外，行令直隶各省督抚，每于乡试事竣，会同主考官，将情愿就知县者传集，秉公验看，凡年力精壮、可以作县者，令督抚据实照依科分名次先后，汇造总册，给文各员，赴部铨选。”[9]自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一般每次截取三科：“远近省举人知县，届应截取之时，每次截取三科，俟选用将完，再行具题截取。”[10]

　　其三，举人大挑。乾隆以后，举人数量庞大，候选时间漫长，经拣选和截取获官者很少，故商衍鎏先生说：拣选“乾隆间仅成虚名，廷臣屡言举班壅滞，谋疏通之法。”[11]在这种背景下，清统治者对拣选制度加以改造，形成举人大挑制度。

　　乾隆十七年（1752年）八月乙卯，因皇太后六旬恩科，下诏拣选下第举人：

　　今岁万寿恩科，各省计偕云集，而中额所收，例有定数。其下第举子中，有年力才具可以及时录用者，特予格外加恩，拣选引见，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选，俾得早列仕版。目今巡幸塞外，若俟回銮再行拣选，未免守候需时。著在京总理事务王大臣，及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尚书舒赫德、刘统勋、孙嘉淦，于会试揭晓后，即行会同拣选，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候朕回銮以次引见。其年在七十以上，难以复图进取者，并著该部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仍豫行晓谕各举子知之。[12]

　　当时虽未有举人大挑之名，但这种在会试后汇集下第举人，派王大臣挑选，分别以知县试用和教职铨选的做法，则是大挑的基本内容。因此乾隆十七年的挑选，被认为是清代实施举人大挑之始。

　　举人大挑之名，官方记载首次出现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是年奏准：“本年大挑，大省一百八十名，中省一百二十二名，小省七十六名。”[13]

　　大挑最初是一种“格外之恩”，属偶而为之，但从乾隆中期开始逐渐制度化，至嘉庆初期，举人大挑逐渐形成一套较稳定的制度措施：

　　大挑的时间：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每隔六年举行一次。一直延续到嘉庆中期才出现延迟的现象。

　　大挑的对象：乾隆时期定为把近四科举人扣除不挑，自嘉庆五年（1800年）后，改为扣除近三科举人不挑。[14]从此，大挑一直以近三科以上会试下第的举人为对象。

　　大挑的标准：以年龄和体貌为去取的主要标准。由于参加大挑者都是多次会试下第的举人，年龄大多偏大，精力不济，所以大挑首重年龄和健康状况，其次则以相貌和言谈应对能力为挑选的重点。据商衍鎏叙述，大挑合格者“须言语详明，于时事吏治能述其梗概，素有研究者即挑取，所谓人文并选，身言之试也。”[15]这些大挑标准的设定，可能是为了适应入选者将要从事州县事务的实际需要。

　　大挑的任用：大挑入选者分为二等，一等者以知县试用，二等者以教职选用。一等者除了知县以外，还有多项出路，可以借补州同、州判、县丞经历、盐库大使、河工等官。道光、光绪年间大挑一等者也有被派去试用河工的。

　　大挑优于拣选、截取的地方，就在于大挑一等者可以直接分发各地试用，不必到吏部去候选，减少了等候的时间。但由于各州县官职很有限，即使大挑一等人员也并非全都能立即分发试用，据吏部的规定：“大挑一等人员掣定省分后，按科分名次，将名次在前者先分发一半，给照赴省，其名次在后者，暂令回籍，吏部将各员姓名、籍贯、科分、名次知照各省，俟大挑班补用一员（连前次大挑未补人员一并统计），该省即咨取一员。”[16]

　　大挑试用后的甄别：大挑一等举人分发到各省，试用一年，须通过该省督抚对之进行的甄别，才能实授官职。但督抚为图省事，或为取悦于众人，往往不详加甄别。为此，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曾谕令各省督抚，将拣发举人详加甄别，其有实在难胜民社之任者，酌量改教、给衔。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再次下诏，要求各省督抚对大挑一等试用举人察其才具，严加甄别，“其人果能胜民社之责，自应补用知县。而拘执无能，或年老者，即当以佐杂、教职等官改补。”[17]

　　大挑的人数：每次大挑的人数不等，乾隆中期人数最多，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一等举人八百四十七名，二等举人一千一百五十一名。[18]两者相加近二千名。光绪时被挑取的人数已大为减少。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大挑，一等者仅三百六十三名。[19]

　　其四，考取官学汉教习、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等。

　　1、考试官学汉教习。清代为满族开设了多种官学，如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等。这些官学都教授满、汉语言文字和骑射，其中需用汉教习的，就从进士、举人等当中选取，尤注重录用举人。嘉庆十七年（1812年）议准：“嗣后咸安宫官学汉教习九缺，仍照例兼用进士、举人。至宗学汉教习八缺，觉罗学汉教习十五缺，景山学汉教习十二缺，共计三十五缺，专用举人。”[20]上述汉教习的选用，从会试荐卷内挑补，还有通过考试录取的。

　　2、考试内阁中书。内阁中书，是内阁从事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的官员。清沿明制，在内阁中置中书若干名，为从七品，由举人考授，或由特赐。进士经朝考后也可任内阁中书，但大多从举人中选拔。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议准：“向例考试中书，阅字与阅文并重。惟本人书写迹涉嫌疑，嗣后即于会试荐卷中挑取，以四十名为额，再备取二十名。主考同知贡举各官，将拟取之卷进呈，交与礼部，转交该衙门传集，随同新进士带领引见，恭候钦定，交与吏部照例选用。凡会试之年，倘内阁需人，即咨明礼部照例办理。”[21]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开始，改为由吏部专场考试录用。[22]

　　3、考试国子监学正、学录。国子监是清代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学正、学录是国子监教学的低级官员。乾隆初，该员缺也从会试下第的举人试卷中选取：“学正、学录由国子监先期咨明礼部，于会试墨卷内不分呈荐，仍令主考、同考各官校阅录取十数名，随同新进士引见记名，交与吏部，每遇一缺按名次先后传齐三人，带领引见补授。”[23]到乾隆五十五年，与内阁中书一样改为通过考试录用。

　　二、贡生、监生的入仕途径

　　贡生、监生的入仕，有朝考、考职、考试教习、考试誊录等多种途径：

　　其一，拔贡、优贡朝考。拔贡，沿明代选贡之制，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举行，顺天六人，直省府学二人，州县学各一人。雍正五年（1727年）起，每六年举行一次。乾隆七年（1742年），“帝以拔贡六年一举，人多缺少，妨举人铨选之路。且生员优者，应科举时，自可脱颖而出，不专藉选拔为进身。改十二年一举。遂为永制。”[24]拔贡朝考一、二等者，分别以知县与教职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定，朝考优等者兼用为七品小京官。

　　优贡始于顺治二年（1645年），是年“令直省不拘廪、增、附生，选文行兼优者，大学二人、小学一人送监。”[25]由于只是选拔至国子监肄业，并不直接授职，所以其吸引力并不大。同治二年（1863年）始议定，自甲子科开始，廷试优生，“考列一二等用知县、教职，三等用训导。”[26]自此优贡生也可以通过朝考而任官了。

　　其二，岁贡就职。清初有廷试岁贡生之制，廷试录取者可以任职。康熙二十六（1687年）年停止岁贡廷试，改为“其后但由学政挨序考准咨部，选授本省训导。”[27]

　　其三，五贡就职。清代贡生中，恩、拔、副、岁、优贡这五种贡生被称为“五贡”，属“正途”出身。而捐纳贡生、监生（即例贡、例监）则属“异途”出身。嘉庆以后，“凡朝考未录之拔贡及恩、副、岁、优贡生，遇乡试年，得具呈就职、就教。”[28]五贡就职，不必通过考试，只需学政会同巡抚验看，主要看年龄和身体状况，如年力精壮者，即咨部依照科分名次先后注册。恩、拔、副贡“俱以复设教谕先用。岁贡亦照年分先后，系同年者遇缺吏部亦代为掣签，以经制复设训导选用。优贡附于本年岁贡之末，系同年者遇缺亦代为掣签选用。”[29]恩、拔、副贡年富力强者还可就职直隶州州判。

　　其四，贡监考职。乡试之年的五月，进行贡生、监生考职，收考的范围包括正途贡生、监生和捐纳贡监生，只要未就职、就教，都可以送考，按考试成绩分为三个等次候选：“恩、拔、副榜贡生，考取一等者候选州同，二等者候选州判，三等者候选县丞。各省岁、优贡生，考取一等者候选主簿，二等者候选吏目，俱照考案年分名次另立一班，归于双月选用。”[30]各省捐纳贡监生，“考取一等者候选主簿，二等者候选吏目，仍与从前考职人员较年分名次挨选，均毋用另行截取。”[31]

　　贡生、监生就职和考职的去向，都是州县的低级官吏，即所谓“佐贰”官员，但毕竟有了进身的台阶。

　　其五，考试官学汉教习。与举人一样，贡生也可以考试教习，但捐纳贡生、监生不能应考。嘉庆十七年（1812年）定：“八旗官学汉教习三十二缺，专用贡生。至八旗官学教习，专用正途贡生，凡例贡及廪生捐贡均不得与。”[32]

　　其六，考试誊录。清代陆续设置许多修书机构，如国史馆、实录、方略、会典各馆，所需的书写誊录人员颇多。凡遇招考时，贡、监、生员等都可以应考，举人如果愿意也可应考。除了通过考试招收誊录以外，清代还多从乡、会试的落卷中挑取。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从乡试落卷中挑选：“四库全书、荟要二处誊录，著在京闱乡榜后，即落卷内择其字画匀净、可供钞录者，酌取备用。交与吏部，按照名次拆卷填注，出榜晓示，注册挨补。”[33]此外，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六年（1811年）还从巡幸召试的士子中招收誊录[34]。誊录并非正式官员，清代大部分誊录是没有“公费”的，需要自备资斧。但五年期满以后，可以通过“议叙”得官。实际上确有许多誊录期满后获得官职，如光绪六年进士史继泽，在考取进士前是“试用训导，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35]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王安定，在考取进士前是“会典馆誊录，议叙分省补用知县，五品衔。”[36]所以有不少举人、贡生、监生愿意应考誊录。

　　从上述制度规定来看，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时所任的职位有多种，但主要集中在非正式职位和下级官职。如王德昭所说：“清代入仕，进士和举、贡判若两途。进士内除授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六部主事、内阁中书、鸿胪寺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太常寺博士；外除授知州、知县、推官、教授等职。举人经拣选、考职或大挑，乃得任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知县、州学正、县教谕等官。优、拔贡生、荫生和其他贡监考职，比之举人，更等而下之。所以清代有‘科甲进士，高自位置；他途进者，依附从人’之说。”[37]

　　三、从履历看举人、贡生、监生的入仕情况

　　上述清代举人、贡生、监生的各种入仕制度，其实施效果如何？清代各种乡试、会试同年齿录中的履历，是反映举人、贡生、监生入仕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现存清代乡试会试同年齿录与朱卷一样，多为晚清时期的，但履历中有其曾祖、祖和父三代的简历，其中有一部分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仕宦的资料，可以反映清代前期举人、贡监生的的入仕状况。笔者从21科会试同年齿录[38]，4644份进士履历所包含的13932名祖上三代资料中，查到举人、贡生、监生共4050人，约占13932人的29.07％。其中举人770人，贡生1252人，监生2028人。他们的简历中有少数注明考取举人或贡生的时间，在曾祖辈中，康熙时期10人，雍正时期11人，乾隆时期90人，嘉庆时期39人；在祖辈中，康熙时2人，雍正时4人，乾隆时78人，嘉庆时63人，道光时63人，咸丰时10人，同治时4人；在父辈中，乾隆时65人，嘉庆时54人，道光时95人，咸丰时41人，同治时37人，光绪时10人。大部分简历没有标明获中举、贡的时间，但大体上曾祖和祖辈较多地反映道光以前的情况，父辈多反映道光以后的状况。

　　在统计中，本文未将候选和候补官员纳入有官职者的范围。清代内自郎中，外自道员以下的官员，凡初由考试或捐纳出身，以及原官因故开缺，依例起复，皆须赴吏部登记注册，等候选用，称为候选。候选者由吏部汇总名单，根据他们的职位、资格、班次，每月抽签一次，分发到某一部门或某一省份，听候委用，称为候补。候补官员中，有的实际上是在职者，只因为官位没有空缺，所以或留任候补，或已在地方试用，或已在部院行走，或署理某一官职之事，或被上司“委用”于某一工作。但也有一些在各省或各部赋闲候补。候选、候补官员有的后来获得官职，有的则终身未获一职。所以本文未将候选、候补官员统计进去，但候补官员中，有的或已署理某一职位，或已得到委用，或已在地方试用，或已在朝廷某部行走的，则纳入有官职者的范围中。统计结果如下：

　　在曾祖辈中，举人166人，其中有官职者111人，占166人的66.87％；贡生320人，有官职者74人，占320人的23.13％；监生717人，有官职者18人，占717人的2.51％。

　　在祖辈中，举人241人，其中有官职者164人，占241人的68.05％；贡生386人，其中有官职者99人，占386人的25.65％；监生681人，其中有官职者20人，占681人的2.94％。

　　在父辈中，举人363人，其中有官职者261人，占363人的71.90％；贡生546人，其中有官职者174人，占363人的31.87％；监生630人，其中有官职者47人，占630人的7.46％。

　　如果将三代合起来计算，则举人770人当中，有官职者536人，占总数的69.61%；贡生1252人中，有官职者347人，占总数的27.72％；监生2028人中，有官职者85人，占总数的4.19％。显然，举人、贡生、监生的入仕率相差很大，尤其是举人与监生相差悬殊。

　　清代监生多称为“太学生”或“国学生”，张杰指出：“‘太学生’是清代捐纳‘监生’的雅称。”[39]本文将太学生和国学生也计入监生之内。清代监生名义上虽为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但多为捐纳生，文化程度不佳。如雍正元年（1723年）礼部尚书陈元龙在奏疏中说：“国子监生皆由捐纳入监，能文者稀少。”[40]大多数监生并未入监学习，而是通过捐纳获得监生身份，作为应科举考试或谋取官位的条件，故其身份不为人所重，在入仕上历来居于不利地位。

　　如上所述，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时所获官职，都有具体的规定，入仕起点都很低。他们的仕宦前景如何？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的终仕时的官职来探究。笔者分别查了上述进士履历中曾祖辈和祖辈举人、贡生和监生的终仕职位。我们之所以不把父辈举人、贡生、监生包括在内，是因为在进士书写履历时，他们的父辈有一部分尚在为官，未能体现其终仕情况。经查，发现举人大多官至知县（84人）、教谕（41人）、训导（23人）、知州（16人）、州学正（12人）、教授（8人）、知府（8人）等；贡生大多官至训导（39人）、教谕（36人）、知县（17人）、知州（10人）等。监生为官者很少，但他们除了不能任教官之外，任职和贡生基本相同。

　　总的来看，举人、贡生和监生在仕途上多止步于中低层次官职，但也有少数举人、贡生官至尚书、巡抚、营守备、总兵等高级文武职位。如咸丰二年进士胡履吉的曾祖胡宝瑔：“雍正癸卯举人，原任河南巡抚，晋兵部尚书，谥恪靖。”[41]光绪十八年进士王得庚之祖王金鎔：“道光丁酉科拔贡生，朝考一等三名，刑部七品小京官，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京察一等，记名繁缺知府，内阁侍读学士，历充刑部提牢厅提牢，秋审处提调。”[42]即使是监生，也有少数官至知府、郎中等中级官职。如同治十年进士孙禄增之祖孙有孚：“太学生，历任山西绛州、忻州直隶州、潞安府同知，平阳府知府，军功随带加一级。”[43]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张应济之祖张企禹：“太学生，刑部山东司员外郎，广西司郎中，钦命热河刑司，记名知府，湖北督粮道。”[44]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统治者为举人、贡生和监生设置了多种入仕途径，使人数众多的中低层次士子有上进之路。但因僧多粥少，和举人、贡生、监生各自文化程度的不同，入仕的机率相差很大，他们的官职也呈层次性，但大多为中下层职位，以知县和教官为主。在仕途上，举人、贡生和监生都有一定的升迁空间，但多数上升的幅度不大，少数人有机会升至中高层官职。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9YJA770016。

　　注释：

　　[1]《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四十七，乾隆三十年十月辛酉。

　　[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4]《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十五年五月戊申。

　　[5]《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丙戌。

　　[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7]《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8]讷亲：《酌定举人拣选之法》，《皇清奏议》卷四十，民国影印本。

　　[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1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11]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12]《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一，乾隆十七年八月乙卯。

　　[1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14]《清仁宗实录》卷七十六，嘉庆五年十一月辛巳。

　　[15]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16]《钦定吏部铨选则例》卷二，光绪十二年刻本。

　　[17]《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六十三，乾隆五十五年九月癸卯。

　　[18]《清高宗实录》卷七五九，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卯。

　　[19]《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九，光绪十五年四月甲申。

　　[2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2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2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23]《钦定吏部则例》卷五，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24]《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06页。

　　[25]《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06页。

　　[26]《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07页。

　　[27]《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05页。

　　[28]《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09页。

　　[29]《钦定吏部铨选则例》卷四，光绪十二年刻本。

　　[30]《钦定吏部铨选则例》卷四，光绪十二年刻本。

　　[31]《钦定吏部铨选则例》卷四，光绪十二年刻本。

　　[3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3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六，光绪十二年刻本。

　　[3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六，光绪十二年刻本。

　　[35]《光绪六年会试同年齿录》。

　　[36]《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同年齿录》。

　　[37]王德昭著：《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56页。

　　[38]这21科会试同年齿录为：嘉庆十三年、道光二年、道光三年、道光六年、道光二十四年、同治十年、咸丰二年、咸丰九年、光绪二年、三年、六年、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九、三十年会试同年齿录。其中光绪二年、十二年会试同年齿录资料不全。

　　[39]张杰著：《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40]《钦定国子监志》卷三十五，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41]《咸丰二年年会试同年齿录》。

　　[42]《光绪十八年会试同年齿录》。

　　[43]《同治十年会试同年齿录》。

　　[44]《光绪二十四年会试同年齿录》。

　　（作者马镛，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普希金诗一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06期 /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彭勇

                                 《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6期

   2015年7月8-9日，由中国明史学会、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省安龙县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安龙县举行，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地4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7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67篇，学者们围绕南明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展开讨论。此次会议，是海内外学术界第一次就南明史举办的高规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对南明时代的认识、史事的考辨、文献的挖掘、人物的剖析和安龙地方史志的整理和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成果。

一、对南明历史及其时代的再认识

南明历史始自1644年明朝灭亡，原明朝朱姓宗藩陆续建立了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和永历等政权，它们以复兴明室为己任的斗争主要在南方展开，又足以对全国的反清复明运动产生影响，直到康熙初年才结束。南明时代，既是王朝更替、权力更迭的时期，又是中西交流与冲突的时代，也是新旧杂陈、垂死与方生并存的时代。如何给这一时代的特征准确定位、如何分析明清易代的进程与得失？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如何把握南明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及影响？都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话题。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研究视野的开拓，学者对南明及其时代有了新的认识。

在全球化视野方面，李伯重认为，永历政权一直不断向西播迁，原因之一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东亚世纪政治、军事局势的剧变。从全球史的视野来分析永历政权西迁的原因，是正确理解晚明东亚大变局的重要方面。韩国学者李和承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商业活动对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日本、台湾岛以及对东南亚、欧洲殖民者等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多重影响。年旭指出，在关南明的弘光、隆武、鲁监国和永历等政权的情报主要通过唐船、漂流民、琉球朝贡使等途径传入日本，南明政权更迭过于频繁致使日本对南明的认知产生了混乱。高寿仙分析了永历三年耶稣会士瞿纱微奏进新历并获准颁行之后，在南明朝廷引起的政治风波，揭示了当时中西文化尖锐冲突的时代特征。

对南明时代的认识，张海英认为，在鼎革的乱象下，大顺、清、南明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各有其势力范围，都通过各种手段论证自己的合法性。阿风以明季徽州府“黔兵案”为个案，剖析南明政局、特别是弘光政权的历史走向。此外，周喜峰对清初明遗民及其华夷思想的分析、高春平通过对南明永历朝的内讧、田冰通过南明政权对前朝官员大量的追谥、耿勇对明清易代之际士人关于“南宋”等问题的议论，共同揭示了南明政权及其时代的历史走向和时人对时代的认识。

二、对南明历史史事的考辨

对南明历史的研究，前人多偏重于政治和军事史，对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历史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甚至留有空白，即便是政治、军事史，也有诸多值得深入之处。

张金奎勾勒出颇有大志的隆武帝力图恢复锦衣卫的军事征战职能、锐意北伐的一段久为人忽视的史事。赵现海认为战乱的环境、南明政权的弱化以及明后期重武传统，使得总兵官获得了专制军中、综管兵财、节制军民的巨大权力，渐开南明军镇之藩镇化。胡凡钩沉隆武朝开科取士的史事，杨春君梳理了隆武朝在六省的成功乡试、永历朝在两广的五次试图乡试而未举、在云贵的三次成功乡试，也讨论了弘光、鲁监国的科举努力。对战局的反思仍是南明史研究的热点。尤淑君、孙祥宽、李华彦、龚剑峰、刘中平、沈一民等人探讨了弘光政权、鲁政权等在组织灭顺、反清、联合农民军时内部的人事纠纷导致的“自掘坟墓”后果。

关于南明文化史研究，刘建明认为，南明文学的创作受到权臣党争、皇帝秉政、战事失利及军事伐清等因素的影响，既是对明代文学的延续、创新和发展，也是清代文学的补充。冯玉荣研究了文坛“几社”领袖徐孚远与南明政权的关系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和生活实态。赵连赏从服饰史角度对南明“十八先生”应穿着的官服予以探讨。王路平认为南明君臣在滇黔地区大力护持佛教，造成了当地的佛教在清初的鼎盛。

三、对南明历史文献的挖掘

南明史籍宏富，但明清易代时事纷扰，更有清廷的禁毁，使得相关典籍错讹隐晦者甚多。今天，不少学者在南明历史文献的挖掘、整理与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史部文献仍是南明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台湾学者唐立宗对南明时曾任彭水县令的李开先留下的难得一见的编年史料《盘餐录》进行分析，认为该书有助于了解南明被遗亡的地方历史。彭勇利用稀见的柳同春奏议《天念录》与传统史籍互证，分析南明、清政权对待“降臣”的不同态度及其对南明历史走势的影响。谢贵安探究了研究有关南明和安龙历史的珍贵典籍《安龙逸史》，认为该书的作者并非屈大均。杨绪敏研究了《南疆逸书》的史料价值及其作者温睿临。李德楠认为乾隆《南笼府志》阙载南明安龙府的行政建置是故意回避，可能是迫于清朝的政治压力。黄亦君分析了王夫之及其与《永历实历》的情感经历。

文集是南明史研究的宝库。香港学者郭嘉辉以管绍宁的《赐诚堂文集》为例，说明对南明诸臣文集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南明史事。夏小双利用《瞿式耜集》中的三通手札，分析其中所谈的家事与国事，认为研究南明初期军政材料大有拓展的空间。谭家齐研究了南明史家李清的大众读物《折狱新语》的成书、流传及影响。吴航利用《田间文集》研究了钱澄之对南明史记载的认识与实践。此外，李志强利用台湾现存的家谱文书与田野资料认为，李自成大顺军东路余部参与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役；龙尚学介绍了南明永历朝七件敕谕的史料价值；朱供罗、余晓聪收集整理了南明文学家雷跃龙的碑刻家谱资料等，都很有价值。

四、对南明历史人物的剖析

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时势造英雄，历史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以南明历史人物为切入点研究整个南明时代的诸层面，是这次研讨会的又一大特色。

在政治方面，吴琦、朱忠文以刘孔昭为中心，考察了明代开国功臣家族在弘光朝的表现。秦博考订了永历朝佞幸严云从（严嵩后人）的主要事迹，并论及明代“文职荫武”群体的政治庇护问题。马士英被清朝人称为“奸臣”，当今学者多不赞同，阳正伟梳理了清人对马士英的评价及其演变过程。在军事方面，陈时龙认为瞿式耜的气节堪与史可法、黄道周并称，军事成就更超越二人，虽然他不以军事理论见长，他的论战守、论武器、论军事保障等思想颇中肯綮。吕杨对文人陈于鼎参与的反清事业、并成为郑成功业师的事迹进行了研究。徐卫东在考辨南明将领黄斌卿的事迹后，认为黄斌卿并非“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而是南明政权中一员较为优秀的将领。何歌劲、黄万机分别研究了何腾蛟的若干事迹。

思想文化方面，郑任钊《顾炎武的春秋观》、王雪华《论黄宗羲与南明行朝》和刘永霞《王船山与南明王朝》分别论述了“明清三大家”在南明史上的思想、地位和影响。张昭伟分析了方以智徘徊在南明与清政权之间的复杂内心世界，类似的还有赖玉芹《遗民顾景星所体现的士人文化责任》和翟爱玲《王铎“贰臣”根源论》等论文。在群体史方面，刘少华考察了明清鼎革之际东莱赵氏家族从入仕南明到不与清廷合作、选择隐逸的史事。赵会娟研究了太仓十子与钱谦益的交游详情。夏爱军讨论妇女群体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贞节实践。唐宸《寇白门别传》分析了“秦淮八艳”等江南志士名媛的内心世界和命运。

关于南明时期安龙和贵州地方史志的研究，张祥光、何先龙、厐思纯、朱松华、唐保华等学者均有相关论著。本次会议必将开辟南明史研究的新纪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一部新书和一篇感动我的文章

 

上月，去市社科联赵部长、钟副主席处汇报工作，征求对新兴路88号雷跃龙故居保护问题相关资料的修改意见。临走时，钟副送给我一本书，是云南省社科联编的《2014云岭大讲堂演讲集萃》。当时没太在意，放在办公室几天后才翻出来看。可这一看，竟让我放不下手，用去整整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基本把书看完。这部演讲集取材广泛，贴近生活，从十八大、国家方针政策解读到依宪治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从文史哲到沐英家族。在全书38篇讲稿中，10年前为了一桩棘手的工程款官司，曾经在昆明书林街有过一面之交的马军律师的《法治文化的建设与法治国家建设的思考》、关注过《小河淌水》版权问题的媒体人董保延的《昆明的历史文化标志》、玉溪博物馆陈泰敏馆长的《云南古陶瓷的文化解读和艺术鉴赏》和省社科院谢青松老师的《儒家论理与幸福人生》这几篇文章印象较深。书中最吸引我眼球的，是我省著名评论家冉隆中老师的《人生的磨难与文学的转换》。或许与“文学'相伴日久，它让我联想起许多，思考了许多，还用笔在书中，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划上不少勾勾、波浪线，甚至于感叹号。这篇文章有七个段落，从一首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切入，以“作家需要的是看穿世相敢于道出真相”收尾，主题明确，环环相扣，发人深省。

我会建议我的朋友去认真读一读这部书，读一读这篇文章，尤其是咀嚼一下文章中的两段文字。一段，是作者为“王忠文化奖’得主吴然写的颁奖词：

……从青丝到白发，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吴然因童心不老，因儿童文学而收获了人生最大快乐。吴然心怀善意，宽和待人，这既是他本性使然，也是他选择儿童文学为其毕生事业的必然结果。其实，吴然还有不大为人知的另一面，有时他也会出离愤怒，当他遭遇某些强横霸道，某些颐指气使，某些毫无道理的仗势欺人时，他会气得发抖。然后努力让自己很快平静下来，在对方风狂雨暴滔滔不绝的间歇，软软来一句：我就是坚持我的看法。再然后，任尔喧嚣，不再理会。他就这样修复了自己所受的屈辱和伤害。下一刻，他依然以诗意的童心，打量这个其实并不如他笔下那样美好的世界……

另外一段文字，是因“囚徒困境”现象引申出来的对“制度设计”的思考以及符老汉的故事——海南文昌，符某，40年前的1973年，被人诬陷“强奸三名女学生”，开除公职。他倾家荡产，申诉、上访32年，终因对方不肯站出来说出真相，蒙冤至今，当年40岁，如今81岁，黑发人已变成白发人。文中这样写道：

美剧《冰与火.权力的游戏》中，有个场景。狭海之王史坦尼斯，想问鼎铁王座最高权力，为此要牺牲一个无辜的人。他就此事谋求部下洋葱骑士的支持。

史坦尼斯问：与国家的安危相比，一个小人物的性命，占多大比重？

洋葱骑士回答：占全部比重！

史坦尼斯瞳孔骤缩，无辞以对。

这句简短的对话，隐含着一个复杂的游戏规则：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或清白，可以以国家或大局的名义牺牲，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去牺牲。如果每个人都要去牺牲，国家岂不成了无本之木？

这，就是许多人感受到环境压力的因由，不能保护符老汉的环境，同样不能保护你我。当我们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对周边的人产生极度的不信任。符老汉所遭遇的囚徒困境，也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只有改变囚徒困境的制度设计，才可能如普希金诗句里所描绘的——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

对冉隆中的认识，是从他的文艺评论开始，如对通海著名作家杨杨作品的剖析、对昭通文学现象的点评，尤其对评价孙世祥《神史》的那篇《以命相搏的写作者》印象非常深刻。那些精到而富含哲理的言辞总会让人过目不忘。其高屋建瓴，真知灼见，其悲悯情怀和“对底层的关怀”，每每读来，总会让我等“生活在底层的人”心生感慨。今天读到此文，更加深了这种感受。

转载：明代云南儒家文化的兴起

明朝三十万大军出兵云南为时两年，不仅消除了元梁王在云南的残余势力，也根除了大理段氏对大理地区的长期控制。明定云南后，在云南设三司，辖府22，州42、县30（明代中期的数字），又任用一百五十多家土官和土司，遍及红河沿岸和澜沧江以外的广大地区，以加强对云南的政治统治，对云南实行卓有成效的政治管理。不可否认，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产生了一些对文化认同的强制性因素，这些因素或许不能彻底改变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文化认同，但却会影响认同的进程和深度。另一方面为配合三司的统治，加强武力控制，明廷又移民屯兵实边云南，在22府辖境内设立卫所，大兴屯田，先进生产工具、耕作方法和优良农作物品种的输入，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在全省大部分地区确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明初新确立的统治，新建立的政权不仅需要武力来加强控制，更需要有滇云人民对汉文化的认同来维系政权的统治，才能达到长治久安。于是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汉文化在滇云之域波浪式的流布和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般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自生自灭的过程，它需要有从来自内部的或外部的诸多因素上获得发展的动力。推动汉文化在滇云发展的诸因素有很多，其中移民实滇和儒学传播是推动明代汉文化在滇云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即明代滇云汉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因。

　　汉民族是创造汉文化的主体，又是汉文化流徙远播的主要载体。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云南，移入云南的人口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及少数汉族官兵和商人，到明代这些色目人与彝、白诸族一样被共同称为“土著”，而移入的汉族被称为“流寓者”，与土著有别。汉族大量移入云南是从明朝开始的。明王朝强化对云南的统治后，采取调派方式，有组织地将大批汉族军民移入云南，作为稳固对云南统治的支柱。内地汉族亦因种种社会缘故，不断成批或零散地进入云南落籍。以致明代云南汉族人数之众，分布之广，在云南历史上是属空前的。明代徙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主要为如下几类：
　　1.军户
　　据《明史·兵志》：“明以武力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还说：“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滇云初定，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令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出于军事震慑之目的，于是在傅友德、蓝玉班师后，约有9万官军留镇云南，这些成为滇云卫所中较早的戍守军户。据《明史·兵志》云南初立卫所时有15卫，5千户所，到洪武末设21卫5千户所，万历时据《万历云南通志》的记载，仍存20卫12千户所3御，其中的绝大部分的卫所为洪武年间所设，奠定了云南卫所分布的主格局。卫所初设，由于兵多民少，粮饷不给，军粮之需也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沐英向明朝廷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建议得到朝廷许可，是年便在洱海卫“立屯堡”，洪武年间便有许多开屯戍守的军士进入云南。洪武十九年八月，景川侯曹震在四川“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之地屯种”。十月，“诏长兴侯耿炳文率陕西士军三万三千往云南屯种”。十一月，又命湖广“以靖州、五开及辰、沅等卫新军，选精锐五万人于云南听征”，1388年，马烨“率西安等卫兵三万三千屯戍云南”，形成“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的局面。据《明史·兵志》说：“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又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者，其家属俱遣诣戍所”。可见明代的兵制不仅规定士兵军籍固定，父死子继，世代承袭，而且还要求携带家属驻守，也即卫所官员和旗军是以家庭的形式世代居住于卫所的。因而明代云南卫所军户人数当在数十万。

　　〖ZW(〗陈国生著：《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ZW)〗。这些移徙云南的卫所军人，多以明洪武、永乐年间的戍军为主，尽管以后在三征麓川得等军事行动中又有大量军队入滇，但他们并没有留守云南，因而明代的卫所军屯，构成了明代汉族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民户
　　“移民就宽乡”是明代恢复发展生产的一项重要举措。云南初定，洪武十五年，为开建昌新道以置驿，“徙中土大姓充夫，令就地垦食”，十七年(公元1384年)“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3年后，又于辰阳“垛集民间壮丁凡五千人”到云南屯田。民国《蒙化府志》说：“汉族多系明初设卫屯田官军之裔，及官商经裔乱而流寓者，其藉以吴、楚、豫章为最，巴蜀次之，余者则寥寥也。”谢肇浙《滇略》也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诸民以实之；及有罪窜戍之家，咸尽室以行。”或为屯田，或为商贾贸易，或为仕宦谪戍，或因罪发流放，这些来自不同的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汉族，混同为一个强大的移民群体，汇成一股股移民大潮，涌入滇云。这一移民群体，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层：一是人多地少而又掌握先进耕作技术和丰富经验的内地汉族农民，在“移民就宽乡”的政策下，由政府安排集体迁来地广人稀的云南屯种，这类移民见诸记载的很多，如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这是有关明代汉民屯滇的确切记载。此外，《滇粹》所辑《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说：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沐)英还滇，携江西江南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别地亩，分别于临安、曲靖、云南、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又奏请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万实滇，并请发库帑三百万两，帝允之”。沐春也“移南京人三十万”入滇。总之，沐英父子计划并实施移民近四百万，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而实际入滇并定居下来的汉人约在120万人左右。

　　〖ZW(〗谢国先：《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ZW)〗。细看这篇祭文，对洪武二十二年以前有关沐英的武功政绩叙述较详，而对洪武二十二年事，文中说：“二十二年十月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赐黄白金、缯彩、钞贯，复归。一日暴薨，二十五日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
　　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自洪武二十六年到万历六年的185年中，云南汉族人口从120万增加到330万，增加了近3倍，可谓“繁滋独多”。
　　〖ZW(〗陈国生：《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ZW)〗，增长的原因除自然繁殖外，与大量外省汉族移民的迁入不无关系。在今天云南的许多汉族，往往有祖籍南京的说法。“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争口米汤吃，充军到云南。”类似这样的话，是许多云南人述及家世时都会脱口而出的。这种把南京视为祖籍共同所在地的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或许它能折射出一些史影。明初平滇的30万大军，以傅、蓝、沐为统帅，都是随朱元璋一道南征北战的士卒，朱元璋从安徽起家，很快向江苏发展，当时的濠州、滁州以及南京，一直是红巾军活动的主战场，安徽、江苏的流民士卒应当是这支军队的主力，其中当然也包括南京籍士卒。及至平滇后留守云南，必然有一些南京籍士卒留在云南，光绪《永昌府志》说：“明初迁江南人入居此地，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俗号小南京也。”《通海备征志·风俗志》也说：“人民大半原为军籍，明初从沐英南征留滇，皆大江南北子弟。”说明确实有一些汉族移民的祖籍在南京，因而云南人中这种祖籍南京的说法也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只不过，这些人数被民间说法夸大了。民国《姚安县志》卷三十六《人物志·氏族》载有223个大姓，其中除3个大氏族籍贯不明外，其余220支氏族中有146支在明代迁入云南，占73%，而其中明初洪武、建文、永乐迁入的就有75支，占明代汉族移民的51%。在保山明代流寓迁入的11家中，可考洪武迁入的有8家。

　　〖ZW(〗蓝勇：《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ZW)〗，占的比例很高。洪武一朝，南京是王朝的首都，皇帝之所在，为全民所敬仰的地方。人数众多的洪武移民对它更有着别样的感情，而且，国畿与云南是两个能产生强烈对比的地方，开化与封闭，发达与落后，富庶与贫穷，优与劣的对比使许多人自然就选择了南京，以之作为故乡写进家谱和传诵子孙都是很荣耀的事，因而对南京的向往成为云南人解不开的情结，一辈一辈地缠绕下来，积淀为一种民俗景观。云南人的南京说，又为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找到了民俗学的解释。
　　云南汉族人口的移民特征，从遗传学上也得到了一些相应的解释。杜若甫、肖春杰两学者根据人体细胞中的基因有代代相传的稳定性特征：

　　〖ZW(〗《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与流》，《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ZW)〗，依据从全国二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一些汉族基因座上得到的基因频率数据，分析他们的遗传距离和遗传聚类，认为全国的汉族以长江为界分南北两大支，云南汉族同长江以南各省区的汉族一道，属于南方汉族。自宋明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汉民族大规模人口迁移中心也从汉唐时的秦陇地区向宋明时的长江流域转移，明代迁入云南的汉族人口主要是长江以南地区的汉族，因而云南汉族人口的基因同南方汉族更接近。云南的地理位置尽管处各省区的最南端，但在汉族基因聚落分布中，云南汉族却处于南方汉族的最北端，接近南北汉族的分界线，且与浙江、湖北、四川、江西汉族类聚到了一起，说明云南汉族与上海、台湾等地的汉族一样，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与湖北、浙江、四川、江西的遗传距离很短，说明与这几省的汉族有着更为密切的遗传关系。这又与史书中所载的明代滇黔“无论通衢僻村，必有江西人开张店铺，或往来贸易”，“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五六……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为地”，现代的科学测定与史籍的记载竟然如此地不谋而合。

　　明代迁入云南的第二类汉族民户就是商贩。卫所的设立，流官府州县的设置，以及驿道的开通，为邻省商贩入滇贸易提供了安全和方便。明初为了保证军事行动上的后勤供应，实行“开中”之法，“募盐商于各边开中”，实行商屯。早在1382年明军进入昆明之际，朱元璋就因“兵食不继”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募商于云南之普洱、普定、乌撒等处纳米给盐”。据记载，云南昆明、昭通、曲靖、普安、玉溪、楚雄、大理、德宏等地，先后都有商屯出现，及至永乐时其他地区的“开中”被停止，云南的金齿卫和楚雄府等地仍“开中”如故。在这些盐商中，除了少部分的本地地主商人外，更多的是客商。云南从事商屯的时间很长，人数当不少，只是史籍中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当时的入滇客商主要分布在交通干道沿滇东、滇中坝区、城镇，而部分分布在云南矿藏丰富的厂区，而且入滇客商在行业上还有籍贯之分，如据《昆明县志·物产志》记载，当时昆明“城凡大商贾，多江南、湖广客；其领当贴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据刘昆《南中杂说》载，清初江西一省在云南经商的人便有“数万人”，云南过去有句话说“做买卖的都是老表，巧手匠的都是老广”，这种行业传统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经若干代的传承才形成的，毫无疑问，明代入滇的移民商人为这种传统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云南地处南方，天遥地远，瘴疠横生，猛兽出没，历来被中原人士视为一去即不复返之地，也成了罪犯充军发配和官员谪戍的理想之区，洪武十年(公元1382年)命天下卫所，“凡逃军既获者，谪戍云南”。这些罪犯或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发配充军到云南来的汉族，构成了明代云南汉族民户中的第三个层次。

　　入滇的仕宦阶层和谪戍官员，构成了明代汉族移民中民户的第四个层次。明代治理云南，依靠的是一整套行政管理机构和庞大的官僚群体。明续乾元，在行政机构上加以改造。改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罢平章左右丞诸员，而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总揽一省行政；又设置按察使司，以掌刑名按刻之事，派副使往各府州县分道巡察；设都指挥使司统辖卫所，司一省军政，管理各卫所军队的操练和屯田。三司职权不同，共同处理一省大事。明制中央都察院还派出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到各省巡抚，位在三司之上。有了机构，还要相应地设立职官。据天启《滇志·建设志》所载，有明一代，在云南所设秩官，主要如下：就云南布政司来说，设镇守总兵官一人，巡抚都御史一，巡按监察御史一，以及左布政使一，右布政使一，左右参政三，左右参议二。其中右布政使，管清军道，参政、参议则分守安普、盐法、临元、金沧、洱海诸道。还有经历司经历一，都事一。照磨所照磨一，检校一。理文所理文一，案牍一。司狱司司狱一，济用库大使一，副使一。就提刑按察司系统说，设按察使一，副使七，佥事四，副使、佥事俱分理清军、水利、督学、临元、金腾兵备、澜沧兵备更道。还有经历司经历一，知事一。照磨所照磨一，检校一。司狱司司狱一。就都指挥使司系统说，据天启《滇志·兵食志》载，所设都指挥使一，都指挥同知一，都指挥佥事一。经历司经历一，都事一。断事司断事一，吏目一。司狱司司狱一。分守临元参将一。分守永腾参将一。武寻参将一。巡抚标下中军官一，旗鼓官一。总兵标下中军官一，旗鼓官一。兵巡安普道中军官一。临安兵备道中军官一。曲靖兵备道中军官一。金腾兵备道中军官一。澜沧兵备道中军官一。沾益守备一，洱海守备一，顺蒙守备一，姚关守备一，蛮哈守备一，陇把守备一，荞甸守备一，倘甸守备一。这已经是一个人数相当庞大的官僚机构了，但这仅是三司机构。布政司之下还有府州县，也有相应的秩官，以云南府为例，设知府一，同知一，通判二，推官一。经历司经历一，知事一。照磨所照磨一，检校一。司狱司司狱一。儒学教授一，训导一。课税司大使一，广备仓大使一。滇阳驿驿丞一，板桥驿驿丞一。阴阳学正术一，医学正科一。僧纲司都纲一，副都纲一。道纪司都纪一，提点一。阿吒力僧纲司正都纲一，副都纲一。大大小小的官职达24人，而云南府直辖昆明、富民、宜良、罗次4县，下辖晋宁、安宁、昆阳、嵩明4州，各州分辖1～2县，每州县至少相应设知州、州同知、吏目，知县、典史以及州县儒学学正、训导、教谕诸职。云南布政司辖全省府22、州42、县30，又需要设多少官秩，这确实难以数计。

　　总之，明代三司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有了官职，就需要有官员来任其职，因而它需要有庞大的官僚群体与之相适应，特别是在云南渐趋安定后，文治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加强，对人才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谓“万里投宦，难得于人”。自元代以来开始在云南兴教化，开科举，培养有用人才。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到明初新政府建立，云南人士有才能，能有用于政府者寥寥，因而当时的行省官吏都从内地选拔调遣。一部天启《滇志·官师志》以宏篇巨制洋洋洒洒地记录了有明一代3210位宦滇官员的政绩以及45位谪居流寓云南官员的寓迹，据记载，从洪武到天启二百余年的历史中，曾经有59人出任过云南巡抚，有137人出任巡按，有448人出任过云南布政使司中的左右布政使、左右参政、左右参议等职，有329人出任过按察使和按察副使及佥事，有196人出任过云南都指挥使司中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职。见于题名的还有2041人担任过云南各府州县的知府、知州、同知、通判、推官等地方官职。这些能见于记载的基本都是有一定的官阶，至少都是七品以上的官员，而职卑位微的官员当还不计其数。在这些宦滇官员中既有像总兵官沐氏、颍国公傅友德、武定侯郭英王弼、景川侯曹震、靖远伯王骥那样的勋业名贤；有像王祎、吴云、李思聪、钱古训、张洪那样的使命名贤；也有像汝南侯梅思祖、左布政陈迪那样的治行名贤；当然还有诸如王恕、何孟春、王启、陈用宾等对云南历史发展贡献甚大的巡抚、巡按等诸官吏。而在谪迁流寓云南的官员中，有像大学士王景常、修撰杨慎以及韩宜可那样博学宏才、诗文高右的翰墨之士，也有像武功伯徐有贞那样的武功高强之人。他们来自内地的山西、山东、南京、浙江、福建、河南、河北、湖北等十余个省，涉及大半个中国。总之，这三千余人的移民官僚群体，有着较高的文化层次，他们是受儒家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封建文人官僚士大夫，尤其在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流徙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因而他们在明代各类移民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以上移徙滇云的汉族农民、官吏、罪人成为云南的民户后，大部分居住在城镇交通沿线，借助卫所及官府的庇护，其余散布在各地农村，到明中期万历年间，云南布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所辖汉人估计有330万。明代围绕着包括军户、各类民户在内的汉民族迁入云南，通过各个阶层不同的作用，形成一股合力，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着滇云之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在各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为云南的土地开发、生产发展提供了大量强劳动力，同时他们还是习惯于精耕熟蓐，掌握着先进的农耕技术，能制造和使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农民，随着他们的到来，大面积的屯垦开始在全省的坝区和部分山区展开。从洪武十九年开始兴屯以来，到洪武三十一年的12年间，云南就新开田土140万亩，新辟田比旧额田增加3倍，足见明初云南土地开辟之快，而且也提高了云南主要屯垦区的生产力水平。号称干旱的云南县(今祥云)因兴修水利，一跃而变成“云南熟，大理足”的沃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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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汉族人口，在洪武时期有130万以上人，到弘治四年达到约240多万人，到万历六年增加到330多万人，增加了近3倍，到万历时达到顶峰。明代云南汉族人口的分布是随屯军卫所分布的拓展而散布的。有明一代，云南境内设云南左、云南右、云南中、云南前、云南后、广南、大理、大罗、洱海、临安、永昌、腾冲、楚雄、曲靖、平夷、越州、六凉、蒙化、景东、澜沧等20卫及宜良等16守御千户所。卫辖前、后、左、右、中5个千户所，卫、所、屯、堡等大小军事据点星罗棋布于云南全境。指挥和镇抚大都驻守城里，所谓“以武卫文”，近城的坝区分千户、百户、总旗、小旗安置，散为村落。在交通沿线设驿递、铺舍，分军驻守，甚至山林险要之地也有军户。所设堡军，定居垦田，以地当交通要冲，逐渐发展成为市镇和村落。于是云南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居民点，基本上就是新的汉族村落。就是今天，翻开志书，还能找到这些居民点的遗迹。如在许多志书中的地名，有称“所”者，如左所、右所、后所；有称“堡”者，如刘官堡、朱家堡、吴胜堡；有称“营”者，如孔家营、黄家营；有称“屯”者，如方官屯、李家屯等；有称“庄”者，如孙官庄、黄官庄；有称“哨”者，如棠梨哨、杨老哨；又有称小百户、马军营之类。这些地名因军屯户聚居而得名，带有明显的卫所军屯的特征。方先生说：“村名之上冠以姓氏，称官的大都是千户、百户。”随着居民点的增多，云南的一些地方人口密度日益增大，到16世纪末，云南府和蒙化府成为全省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其次是寻甸府、澄江、大理、景东、鹤庆府及澜沧卫；再其次是曲靖、临安、广西、广南、元江、楚雄、姚安、武定、镇沅、丽江、永宁、永昌、顺宁、孟定、孟良诸府。再一方面，这些移徙云南的汉族，他们自身不仅是汉文化创造的参与者，更是汉文化流播的载体。这些人原本世代生活在内地，汉民族的家族观念、封建人伦、道德标准、宗教信仰、典章制度、审美情趣、节日庆典、婚丧礼仪、嫁娶规范、社会交往、民风习俗等等，早已在代代传承中浇铸在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中。即汉文化在在云南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在后面将进行专门探讨。

　　明代对云南社会政治、文化快速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的另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和流布。在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孔子上承周公之志创立的儒家学派，以重血亲人伦、重现实事功、重实用理性、重道德修养的淳厚之风，独树一帜。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以礼为行为规范，举凡社交礼仪、生活标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无不囊括在内。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个角度，细致而微地限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义务。在儒家思想中，礼，几乎是一张笼天地、纳人神、齐万物的周密的文化网络。以仁为核心思想，“仁者，爱人”，仁是人的本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的美德的最高概括。对仁多层次的理解，使仁也具有多层次的伦理体现。孔子以仁为出发点，从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以家国同构的精神推而广之，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为后世儒者创造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的理论打下基础。以义为价值准绳，“义，人之正路也”，从价值判断方面确定了“义”作为判断是否符合“礼”规范的价值准绳。在孔子的理解中，义几乎成了善的同义词。合于义，即是真善美，不合于义，是伪恶丑，正如刑是国家对人们的法律裁判一样，义也是个人对自己的道德裁判，“舍身取义”也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以智为认知手段，孔子强调以知为认知手段，诱导社会成员知仁、循礼、行义。在承认人的天生素质有差异的前提下，重视对人民进行教化，这种施教之道，充满理性的实践精神。儒家的思想学术在汉代经董仲舒的改造，建构起天人一统的宇宙论系统图式，得到统治者的尊崇。同时，礼文化也在这时期得到完善，更为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世俗化，其六礼、七教、八政，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在汉代通过封建集权加以推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主流。经隋唐儒家的援释入儒和儒家的裂变，到宋明时，理学以焕然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中国思想学说的舞台上。“理”为宇宙最高本体，“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理学实质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释、道哲学，在涵容三教思想精粹之上建立起来的伦理主体性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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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的构建，理学家们立足于“理”本体说，对礼治哲学展开了新的阐述，将中国文化重伦理重道德的传统精神推到极至。认为礼为“理”的外在程序，礼通过各种形式来体系天理的等级秩序，不仅使“礼”在以“理”为最高范畴的伦常关系中获得至关重要的地位，在人伦关系中注入以“理”为依据的尊卑名分，也使经过“礼化”的人伦关系形成一个具有贵贱等差秩序的网络，“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在礼治秩序中，个人永远是被规定、被组织的对象，人的主体性与个性全然消融在贵贱有差、尊卑有等的名分之中。任何异议的提出和个性的表现，都为礼治秩序所不容，使得这种人伦道德走上了另一极端。宋明理学是一种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它孜孜讲求“立志”、“修身”、“涵养德生，变化气质”以完成“内圣”人格，即讲求自我意识到自身与万物浑然一体，达到“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凶吉”的真善美慧高度统一的境界。讲求“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与宇宙万物为友，万物也将给予你回报，体现出一种广阔的宇宙意识，引发出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与庄严的历史使命感。讲求正气，执著于人格理想与道德信念，不为外来压力所动摇。浇铸出华夏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无论如何，儒家的思想学说，闪烁着许多优秀文化的灿烂光辉，建构出汉民族精神生活的准则，体现出汉民族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儒家思想也成为汉文化的核心。

　　明代滇云对儒家思想的了解、认知和吸收是前所未有的，这主要得力于这时期人们对儒家思想的接触、了解有着广泛的途径。儒学教育、军地移民、官宦往来、土官朝贡、学者、士人的相互切磋、贸易通商、宗教信仰以至战争，无一不在儒家思想传播流徙云南中起着作用。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明太祖即位之初便下诏，令天下郡县皆设学校，各地方官到任后，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创办学校的任务，以致明代无地而不设之学。滇云之域在明代所建学校繁多，无论是以国子监为代表的中央官学，还是各府州县建立的各级儒学，以及乡村社学和卫所学校，或是家学私塾，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创办发展的。这些学校以儒家的经典为教育内容，以儒家的理想人格为培养目标，关于这方面，我们已在滇云教育中作了较多论述。

　　作为汉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对滇云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弥久的，它较多地发生在人们更深层次的思想意识理念当中，从而在根本上变化着人们的气质，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影响着人们精神文化的创造及成果；它用自己对政治理念的理解，构建出基于王权、一统之上的一整套新的政治统治秩序，以其宏大的制度文化体系动摇了滇云传统政治体制；儒学的流徙，给滇云地方文化中注入的是汉文化的精髓，给滇云文化发展带来无限生机。政治思想、文学诗歌、史志典籍、民风习俗、艺术教育等明代滇云文化的诸多表征，无一不打上儒家学说的鲜明烙印。儒学在对滇云文化的改造中把发展汉文化作为滇云文化发展的最终指归，以此酝酿出一场震撼人心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迁，其结果就是汉文化在滇云得到前所未有的壮大、丰富和发展。

　　明代汉文化在滇云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多方面多层次的表征，尽管还不能对每一方面都作深入的研究探讨，但我们可以从浮光掠影中，一睹其容。其一，汉文化政治一统的实现。《春秋》开宗明义就是“九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对其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全国统一历史趋势的出现，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统一国家模式的设想。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秦始皇的一统天下，实现了大一统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董仲舒究天人之变，宣扬“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在他天人合一的整套理论中，吸取诸子百家为大一统服务的精髓，归纳起来就是，一切统于天，一切统一君，一切统一圣人。他认为天是事物的源头，也是人事的主宰，只有天子，才能通天通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他看来，天圆而无垠，地方而无边，天子充斥其间，其权力也无限，有生之物在一统于天的同时也应“一统乎天子”。君权是神授的，君民的关系应该是“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他提出“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使下至草芥之民，上至三公九卿都一统于天子。这种一统于天、一统于君的理论为汉代的大一统制度作了最为贴切的解说，此学说维护君主制度，因此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大一统不仅是政治的一统，董仲舒“王者爱及四夷”，它也蕴含着华夷一统。董仲舒作为大一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奠定了中国封建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奠定了汉文化中一统的政治文化基调，深深地积淀在汉民族政治、文化体系中，以致各朝统治者，都把一统天下视为己任，把包括华夷一统在内的大一统看做最合理的制度。而中国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特征，决定了大一统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必然有多层次的表现，“土流并治”便是一统政治的两个层次。

　　从秦汉开始，就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汉族地区建立编户齐民，实行郡县制，任命流官进行统治；而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因其故俗治”，委以君长，羁縻而治，元明清时期土官、土司制就是羁縻的又一发展阶段。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官和流官二者存在本质区别，土官多来源于臣服于封建中央的少数民族首领，一旦受任命，则可父死子承，兄终弟及世袭其职，而且在履行封建义务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独立性。流官所谓“流”者，主要指其不得世袭，任期有限，一般来说三年考满就得更换；流官的来源在隋唐以后主要为饱读诗书而金榜题名“有出身”的士子，一旦得到任命，一则领取俸禄，一则奉公职守，完全一个“公家人”，绝无土官的独立性。因而土官与流官间存在着世袭与非世袭之别，独立与不独立之别，“有出身”与“无出身”，亦即是否进过学校，是否有文化之别。可以说，土官制与流官制，是分别与两种政治势力、两种经济形态、两种文化取向相适应的制度。秦汉时期的边郡制、隋唐时期的边州制以及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便成为一脉相承的封建中央国家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制度。云南自汉代滇王受金印，便确立了其政治文化中“以夷治夷”的特征，直到明代，在平定云南后，继续实行土司制度。

　　云南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其民不知三纲五常之道而日寻干戈，不知礼仪而椎髻卉裳，不知诗书则满口吚嗑之声，三译四译乃得相通。当汉族移民入滇，更为重要的是，对滇云人士忠君观念的培养和在滇云的设场开科，造就了一批有出身的仕人，也形成了一种非科举不得为官的风气和制度，直接动摇了土司制度在滇云存在的文化根基。明代在云南建立儒学教育，本着教育学生“学为忠臣、学为孝子、学为正人君子、义夫烈妇”的宗旨，达到去夷从华的目的。对于边疆地区的子弟，明统治者尤其注重培养他们的忠君意识。洪武年间初兴学校时，就把《大明律》、《圣谕广训》、《洪武礼制》、《御制大诰》等书同四书五经一道颁赐各学堂，责令生员习读，年终还要进行岁考，其目的就在这些子弟中树立起封建王朝的威严、封建帝王的独尊。而让他们懂得为官的都是朝廷命官，为民的当为帝王赤子这一基本道理。明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教化，成效卓著。

　　明代的教育同科举结合得更为紧密，明太祖曾有言：“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之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在明初对绝大部分云南人来说参加科举就能得官还是一件新鲜事，尽管它还只如涓涓细流，但儒学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却在冲击着滇云士子粗朴的心灵，激发起他们能参与国家政治并改变自身命运的举业中。明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年)甲戌科，昆明人李忠考中进士，成为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到明朝灭亡之时，云南士子已有257人中进士，通过科举走上仕途，非科举不能得官最终在云南形成制度。可以想像，此时的举业已如滚滚洪涛在滇云之域奔涌，并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滇云士子卷入到比肩接踵的科举大潮中。今天我们翻开史书，仍能感受到这股力量的巨大。

　　与此同时，中央对土司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其一，原来由土司把持，辖境自理的地区，逐渐由中央任命流官实行土流分治。如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在蒙自县添设流官知县掌印，土官知县专一管束夷民，巡捕盗贼。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巡抚都御史陈金请求在浪穹县12关增设流官，到弘治间近一半云南土官职任中设了流官，而且土流分职，流官掌印，土官只协同管事，极大地分割了土官权力。这说明原来管土管民的土官在逐渐丧失其独立性。其二，原来允许世袭的土官逐渐遭禁止。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云南布政司上书说：“所属大小土官有世袭者，有选用者。如景东府知府陶俄、阿迷州知州和宁则世袭者。云南府罗次县主簿赵和、姚安府普昌巡检季智则选用者。”据此可知，明初的土官分世袭、选用两种。到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据内阁首辅杨一清（云南安宁人）言：“云南各处土官夷兵人马众多，丽江景东之外，元江、邓川、北胜、姚安、鹤庆、宁州、罗次、亦佐、蒙化、姚州之类……中间多系不得承袭之人……”可见到明后期，澜沧江以内能拥有世袭权的土官，主要是些像丽江土府木氏那样为朝廷助饷立功之人。这说明曾作为土官与流官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世袭，也在逐渐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司制度的继续存在，不仅对国家集权的强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阻碍，一些土官土司出于各种目的禁止子民读书识字，对汉文化产生强烈抵制情绪，也会成为汉文化在云南继续发展的桎梏，因而一旦土司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羁绊，一旦条件具备，改土归流就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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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分封土司到改土归流，这是一场云南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汉文化不仅是作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推动力而出现，它也是改流顺利完成的润滑剂，尤其是改土归流毕竟是一次较为复杂的社会变革，其打击面之广、触动的利益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势必会遭到一些土官的强烈抵抗。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芒部陇氏内部由争袭而互相残杀，事发骚动两省，明军大兵平定芒部，斩首634级，第二年芒部改为镇雄府，命重庆通判陈洸为知府。然而时隔不到一年，有芒部沙保攻陷镇雄府城，执知府夺取府印，杀伤数十人，明军又进行了几年的征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中央不得不作出革除流官知府，复授芒部土裔为通判的决定，芒部改流经几年的折腾以流产而告终。镇雄改流的失败，尽管有多方面的因素，但稍作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镇雄基本上是在元明以来还未设学，几乎未进行儒学教化的地区。镇雄在改流完成后才于隆庆五年(公元1517年)设学兴教。缺乏汉文化儒学教育的渐进过渡，要一下子建立起流官统治，当然显得更为艰巨与痛苦，付出的代价只会更大。随着改流的展开和逐步深化，汉民族一统的政治文化完成了对滇云“以夷治夷”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流官制的确立，成为汉民族一统政治文化在云南最终确立的标志，因而明代对澜沧江以内地区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代表了汉族一统政治文化在滇云发展的最高成就。

　　其二，滇云汉文化“礼制”的健全。“礼”本意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早在周代，便已产生“规范”、“礼治”的引申义。汉儒在先秦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对“礼”文化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拓，对礼的定义作了更明晰的规范。“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是判定社会成员一切言行是否适宜的统一尺度，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自觉地熟悉它的内容，接受它的制约。在汉儒眼中，孔子所赞美的“中庸”，所追求的为人处事，不偏于极端，以达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和”之道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人生信条被具体化为从治国理家、求学问道一直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细守则。汉儒将这些规范归纳为六礼、七教、八政，六礼是冠、婚、丧、祭、乡、相见。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为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六礼涉及社会典仪，七教涉及人伦关系，八政涉及生活制式。“礼”将这一切囊括无余，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都从这里找到依据和评价。这些细致入微，流于繁琐的人生守则，约束了社会成员的欲望追求、情感宣泄、意志表达的快捷方式，铸造了汉民族温、良、恭、俭、让的整体精神风貌。这种笼天地、纳人神、齐万物的礼制，推行到民间，便成为社会的礼仪习尚与民风世俗。

　　起于民间的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恢复汉族正统之后，为了消除蒙古的异族影响，巩固朱氏的万世统治地位，自拟于汉唐后续者，继承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传统治国思想，将“礼”作为教化治理天下与统治人们的有效手段。他说“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纲纪，朝廷所当现务，不可一日无也”。并认为“时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是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奉行所谓“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的准则和规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风尚的变迁与礼制的盛衰两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且粗识四书六艺的朱元璋还力图恢复这种传统的社会模式。所以在开国初期，他就强调指出“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绮谷、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败也”。把生活方式的贵贱差别，看成国家兴亡的大事，因而为了建立“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的有序、有制、有度、有数的等级社会，他制定了严格的礼法等级制度，企图人为地控制社会生活及风俗的发展演变。社会成员无论贫富、举凡衣食住行、婚嫁丧祭、文化娱乐、宗教信仰，都要依照等级身份，按礼行事。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滇云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日益健全，对不同的阶层的影响。一些乡贤儒子把为自己已熟知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写进乡规民约，来对本乡本村之民进行约束，让他们循规蹈矩，不越礼制。他们认为为人最要紧的是要有高尚的道德，一个人文章不如他人，科甲考试不如他人，这不算最要紧，最怕的是自己的品行不如圣贤。他们对自己的道德修养要求严格，“婴年读书，便要学做圣人，如读一句，即究一章，归宿验诸自家身上，并悟千箱万轴总归这一句，即以千古道统自任”。
　　第二，礼制的建构。《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指明了六礼所包括的内容。冠礼，即成年礼，按古代的礼制“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到了20岁，就要在宗庙由父兄主持举行冠礼仪式，起个新的名字，表示已经成人了。刘文征天启《滇志·风俗》对全省礼制加以概括，一为冠礼，“民间以网巾为率，名曰冠巾，士大夫遵会典及四礼简仪。及范氏统宗规而稍节约之，亦以网巾之日举行”，基本按礼制的要求来进行。二为婚六礼。“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于是婚礼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6个步骤。《滇志》中曰：“婚六礼，各郡同省会。有谢肯，有求亲，敦请士大夫四人于家，宴而拜之；至妇家，拜致主人意，妇家宴之。次日，各往谢宾。由聘礼至亲迎，仪物丰俭，列郡邑各殊。省城彩轿之盛，有费至四五金者。”可见已是六礼具备。三为丧祭之礼。《礼记·曲礼》说“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明代滇云全省“丧礼尚奢，在在皆然”，“丧祭之家，即至贫，必有熟于礼者为之掌记，不至愆谬”。又说：“祭礼，民间以建斋诵经为尚，见行礼者，非笑之，谓俭其亲。士大夫家如礼制”。至于相见之礼，刘文征在《风俗》之序中说：“考两《志》所云滇俗，慈孝友善，相敬如宾。坐堂室中，闻小队传呼，兀起而立，非谩也。又据所见闻，昔先辈家居，多坐大门之内，后生不见，驰骋过其庐者，必呼而痛斥之；见则入揖，相对答礼，有说侍立肃听，无说揖而出，不茶、不坐、不送也。”可见相见主客之礼，长幼之别，已有定制。

　　第三，日渐趋同的年节时令。礼文化制度的世俗化，使许多传统节日在汉代就形成定制。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全国恢复实行夏历，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称“元旦”，以后汉族的所有节日都以夏历计算具体时刻。正月、元宵、清明、上巳、重阳以及春秋社日，冬祭腊日等节日，成为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天启《滇志》记载全省年节，主要有：
　　元日，桃符门丞，往来贺岁。春日，春盘赏春，以饼酒相馈。上元之夕，赏灯张乐。次夕，将相私游，携爆竹插香于道，相传可以却疾。火树星桥，有古风焉。二月三日，循往代，为修禊事，会成谒龙泉观，还憩石嘴庄，为临江之饮。江流曲曲，怪石插江中，长松满崛，各郡于其胜地。大理以是日为市，集五方之人，聚天下之货，一月而退。是月祈年佛会。清明，插柳墓祭。三月三日，谒岳庙，为南岳。谒真武于西山罗汉寺，或东之鸣凤山金殿。或先期赴易龙中和山，行两日程。或负香之郧襄阳武当，往返数月。念八日，谒岳庙，为东岳。四月八日，浴佛，献乌饭。五月五日，悬艾虎，饮菖蒲酒，角黍相馈。六月廿五，束松炬，照田苗占岁。七夕，妇女穿针乞巧。中元，祭先于祠堂，或焚冥衣、楮镪。中秋以瓜饼祭月。重阳，登高，饮茱萸酒，赏菊，各郡或有丈菊焉。以面簇诸果为花糕，亲识相酬馈。十月，祀先，墓祭。长至，相贺，饮赤豆羹。腊八日，作五味粥。廿四日，祀灶，送五祀之神。除夜，爆竹，饮分岁酒，先少后老，四更迎灶。

　　在全省大部分地区，从元日、春日、上元、清明、中元、中秋、重阳、腊八以至除夕成为云南的共同节日，每个节日伴有相应的活动，有的活动同云南各地区具体情况相结合，具有地方色彩，如三月三，耍西山，便成为昆明地区共同的活动，一直保留到今天。又如大理三月间的贸易盛会，更是经久不衰。李元阳万历《云南志·风俗》中说：“三月十五日在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知是观音入大理，后人至日烧香，四方闻风，各以货来。”一个时代的习俗，既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事象，也是衡量该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与文明状况的重要标志。汉民族礼制的建构，在滇云人民新鲜活泼、自由奔放的社会生活中注入了许多凝重的色彩和古朴庄重的韵律。由此也给滇云的民风民俗带来了变迁的动力、变迁的表征，并划出一条鲜明的变迁轨迹。循着《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志》、《天启滇志》、《滇略》这几部明代云南志书，我们能找到云南民风民俗变迁的轨迹。

　　洪武一朝，太祖以武力荡平天下，励精图治，致力于建立以传统的礼法来治理社会，塑造出洪武时期敦厚、严谨、淳朴、迂守理教的社会风尚。明中后期随着经济的繁荣，人心奢汰，风俗自淳而趋于薄，明人曾有不少痛心疾首的论述，如明代有一长者言曰：“正德嘉靖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占哔、帖括、授徒、下帏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长官、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工织衽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接女甘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ZW(〗明·顾廷元《客坐赘语》卷一。〖ZW)〗明人伍袁萃说：“闻之长老，吾乡自正德以前，风俗醇厚。而近则浇漓甚矣!大都强凌弱，众暴寡；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仪相让之风邈矣!又有势家豪族，宗党奴隶，横行闾阚，如狼如虎，小民无以自存，缙绅间亦不免。”明人范濂还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竟为硕鼠；田姑野媪，悉变妖孤，伦教荡然，纲常已矣……”当中原内地礼教“天崩地裂”之时，偏远的滇云之域仍然固守着洪武礼制，保持着醇厚的风气。

　　在史书之中，云南府人是“民遵礼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才能，尚气节”；大理府人是“钟灵毓秀，士尚气节”；临安府人是“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人多畏法，少有不平，宁弃不争。多爱清雅，敬老崇文”；楚雄府人“士人务学，裕而畏法，地当孔道，而不染于纷华。文教日兴，士风驯实”；曲靖府人“绳勉根植，兼事商贾，习尚简朴”；澄江府人“民务耕织，勤生力本。士以劲特相慕效，耻为委蛇，庶几铁中铮铮者”；蒙化府人“士人婚冠皆用家礼，民间相尚以朴质，敦朴恬雅，绝无浮夸，尽除靡丽”。正是礼教的浸润，才铸就了云南人温和、敦厚、淡泊不争的共同性格特征。这种特征一经形成便经世代的传承积淀，成为云南人性格中的共同品质，滇云文化也因此熏染上一些与三晋、齐鲁、荆楚、巴蜀诸文化相异趣的特征。云南人对自己及其文化有一个极简练的概括就是“土”，人之“土”，意指老实憨厚，不开化，不善交往，不会趋时追新、灵活应变。文化之“土”，主要指它的乡土性，即滇云文化中的本土文化气息比较浓厚，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分化尚不十分明显。乡土性，也就意味着滇云文化中世俗享乐的市民文化的不发达，它基本上还是一种整体性的与农耕狩猎息息相关的乡土文化。

　　〖ZW(〗张文勋主编：《滇文化与民族审美·绪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ZW)〗。就是今天，我们仍能从云南人的言行举止、婚丧嫁娶中找到这种洪武遗风。封建礼法是维系封建国家的根本大法，“礼制”不仅确定了封建等级与尊卑贵贱，也为人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南。礼法推行到极至，便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桎梏，而且相较于江南“世风颓变”的情形，地区越是偏僻落后，受礼法的禁锢就越深，这在云南妇女生活中反映得最为突出。
　　唐朝樊绰《云南志·风俗》说：“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及婚，私夫悉来相送。”景泰《云南志·嵩明州》又说：“男妇无禁出入，视奸盗之行为常事，而莫不知恤。”这些记载为我们描绘出明初及明以前云南新鲜活泼的生活场景，至少我们能从中看出，在当时的妇女心目中还不存在贞节观念，我们还不能用明中后期登峰造极的理教标准来衡量、评论她们的行为。就在明中后期以后，在云南的志书中出现了烈女传。明初云南志书的代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诸郡人物条也较少述及烈女，只有正德《云南志》在其卷二十二专设《烈女传》，登载元代烈女3人：桑知州皇甫旋妻杨氏，景县尹妻王氏，以及败绩曲靖的燕帖木妻，明代烈女32人，多为丧夫不二，孀居多年而获旌表。到天启《滇志》所载烈女已达309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和永昌等府中。这些志书，登载了大量烈女，记载了她们或者从父得孝、或者从夫得令、或者从子得慈、或者以身殉节、或者守贞而终的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如云南府罗江妻李氏，随其夫官南昌，夫遘疾，“李氏每尝药而进，弗愈，继以割股，竟弗愈。及夫殁，犹乞死以殉，弗获，扶柩归，哀恸丧明。适有寇至，抱夫像投水，母姊救免，焚劫一空，益励苦节”。又如永昌府吴氏有二女，长曰贞烈，次曰贞洁，其父死兄卒，“二女悯其绝世，竟誓守女节以终”，后合葬于郭外，有人题其墓曰“吴氏二贞”。再如武定府李臻枝之女，“年十八，许聘张节。未几节死，誓不更字。后兵变，途遇一男子执其手，即以刃自断而死”。她们苦节之坚贞，殉节之刚烈足以泣鬼神，礼教对妇女的禁锢无以复加。像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不胜枚举。《新纂云南通志·烈女传》序说：“妇女敦礼义尚节烈虽穷乡僻壤咸有其人。”笔者根据《新纂云南通志·烈女传》的记载，统计得出，有明一代，云南共有烈女1290人，其中夫亡即从一而终守节尽孝的有634人，由于各种原因以身殉节的有598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于明末清初的战祸中。此外还有三十余人因其夫早殇便守贞而终。及至清末，云南烈女之人数又骤升至9580人，构成了明清万余人的烈女群体。从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到烈女群的骤兴烈女节妇的出现，为我们划出了一条鲜明的文化变迁轨迹。毫无疑问，明代汉族移民徙滇，儒学的广泛流布以及礼制在云南的建构，便是云南烈女群骤兴的深厚社会历史背景，也是发生在妇女身上的这场文化变迁的动因所在。

　　明代汉文化在滇云发展的表征，除上述几点外，还可以从云南文人官僚政治的建立，汉文诗歌文学的繁荣和汉文作家群的产生，地方史籍典章的完善，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流变，音乐戏曲舞蹈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滇云科学技术的进步上得到表现。
　　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以来的又一个平民为天子的统一政府，朱元璋也成为与汉高祖刘邦齐名的平民皇帝。朱元璋以兵戈起家，却也以在统一全国后滥杀功臣而得名，以致《剑桥中国明代史》把洪武时代称为监视和恐怖加剧的年代。这些被杀的功臣大部分是同他一道南征北战，诸如蓝玉、王弼那样有军功的武人。洪武时期一方面是大杀功臣武将，一方面却开科取士吸纳人才，许多熟读五经的平民寒士便通过科举补充到新兴的政府中，洪武一朝基本完成了从武功到文治的历史性过渡。云南平定后，文治的行省政府也得以在云南确立，大量文官的任命，造就了一个云南有史以来队伍最为庞大，数量最为众多的包括各级官吏和各类举人在内的文人官僚群体仕宦阶层，来管理云南政治、维系着云南社会。他们用汉文化中传统仕人的人格精神风貌引导着云南的社会思潮，涌动起一股云南社会阶层嬗变的大潮。

　　初明“台阁体”把持诗坛，千篇一律，毫无生气，以李东阳、何孟春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及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王廷相等，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打出“复古”的旗号，来反对台阁体。明代文学的“复古”之花，却出乎预料地在云南结出丰硕之果。洪武间主张复古的一些重要人物如何孟春、何景明等都曾仕宦云南，以后又有以诗文著称于世的王景常以及嘉靖间四川新都状元杨慎因事谪戍云南，与滇云士子诗文酬唱，掀起了云南复古诗风。永昌人张含青年时代游学于宋梁，曾拜李梦阳为师，并与何景明、崔铣等人相识，还至云南便举起“复古”的大旗，对七子的主张作了大胆呼应，并在创作的实践中突破其师李梦阳理论上的不足，在艺术创作上求新求变，形成苍劲沉郁、旷达雄伟的诗风，被誉为滇中诗坛的“不祧之祖”。明代滇云文风大盛，不仅创作出数量繁多“不胜汗竹”的诗文作品，成为明代云南文学发展中的一道风景线。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宗文化和官方哲学，对宋元明清几代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理学作为哲理化的儒学，有一个从酝酿、成形、兴盛到变态、衰落的漫长历史。理学在明代经过了由兴盛到变态的历程，各个学派大起大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学流派的许多代表人物或因仕宦或因朝中的权利斗争或党派之争谪戍云南，他们在云南期间宣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在同云南士子的相互切磋中，以其极富魅力的人格力量和深邃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一批莘莘学子，循着徐樾、罗汝芳、李材、李贽、刘文征（云南昆明人）、傅宗龙（云南昆明人）、陶铤等人的思想学术踪迹，我们能体味到理学在云南的流变历程。徐樾“曾从王心斋讲良知之学，盖一阔儒也”，是继王艮之后王学泰州学派的传人，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升云南左布政使官云南，在任间逢元江土知府那氏之乱，徐樾亲率兵，着夷装去平叛而慷慨捐躯。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又一重要传人，其学出于姚江，学识渊博，“蔼然天地万物一身，无不可教之人”，被黄宗羲《明儒学案》列于卷首“师说”的人物之一，是明代中叶有影响的思想家。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出任云南屯田副使，政暇，“集士夫于书院，更端问难，响答如洪钟，人人虚往而实归”，一时负笈抠趋者不远千里。把泰州学派的思想精华介绍到滇云。曾任云南按察使管金腾兵备事的李材，在学术上自成一家，黄宗羲《明儒学案》为之立有“止修学案”专章。在滇为政期间也是讲学不辍，“每与乡绅子弟讲学宗旨，以‘修身为本’刊四字，流布全滇”。万历间轰动一时的南滇李材“谎报首级”案使李材闻名于世，区区几个夷人首级，酿成几十年的狱祸与纷争，政行与学术派别的纠缠不清才是这场狱祸的根本原因。至于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已勿需多言。李贽在万历初到云南做了3年的姚安府知府，施展了他平等自治思想的政治抱负，李贽一生思想行动上的变化，离滇前后是一个转折点。王守仁的学说，发展到泰州学派已出现明显变异，从罗汝芳对“良知”之学的修正到李贽对王学的批判，云南理学已走上了其流变的极端。

　　史籍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功能。中国史籍依靠汉字这一载体，对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史实加以记录，因而史籍著述的繁荣与否，不仅是一定时期社会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更是汉文化水平高下的重要体现。云南地方史籍，碍于对汉字的掌握运用能力，且地方政权中没有史官之设，自然就没有史官来对史实作记录。在元代以前可谓只鳞片语，只有依靠官修史书或者旅滇官吏的私家著述来保存零星的资料，包括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也属于此类。由官方来修纂地方史书始于明代。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云南初平，朱元璋就命儒臣考校图籍及前人所有志书，更定删正为洪武《云南志》六十一卷，成为云南第一部官修云南省志。景泰四年(公元1454年)，陈文、王谷修成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十卷，成为明代云南现存最早的省志。以后又有弘治间李介《云南总志》、正德间周季凤《云南志》、万历间李元阳《云南通志》以及包见捷修的《滇志草》、谢肇浙的《滇略》、刘文征的天启《滇志》诸本省志。各府州县也相继修志，出现了《云南府志》、《昆明县志》、《临安府志》、《石屏州志》、《蒙自县志》、《邓川州志》、《楚雄府志》等郡邑志六十余部，还出现了《云南山川志》、《名山记·云南卷》、《全滇盐政考》、《云南旅途志》、《滇南本草》、《永昌二芳记》那样的专志，反映出明代云南典籍的日趋完备。这一时期，不仅私人修志日益活跃，志书体例也有较大发展，杂著、杂录、旅行记之类的书也有不少。

　　盛行于明清时期以表现文人个性、集诗书画为一体的文人画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文人画偏向于对士气、书卷气的重视，对诗书画结合的讲究，其造型讲求简洁凝练，主张简、淡、空、灵等自然风格。云南晋宁的担当和尚以其超凡脱俗、古雅简练的绘画风格而闻名全国，同时又以其集诗书画于一身的画法成为明代文人画派在云南的首要代表。他的画构图布局奇巧，多为山水画，兼及人物，令人有冷峻荒寒之感。他的字，字体工整而苍丽，豪迈奔放，正如其诗云：“太史堂高不可升，哪知万里有传灯，后来多少江南秀，指点滇南说老僧。”“管弦春社早，灯火夜街迟”是沐璘在《滇南即事诗》中对滇云民间社火的兴盛的生动描绘。汉民族的流徙滇云，使中原和江南各地的戏曲声腔和民间曲调在滇云广为传唱，魏良辅《南词引正》说：“腔有数种，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杭、杭州、戈阳，自徽州、江西、福建作戈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其实，包括海盐腔、余姚腔、青阳腔在内的江南一带流行声腔大都流入云南，在元宵灯节等节日中举办的民间社火上传唱。杨慎的《观秋千》，诗中就有“滇歌僰曲齐声和，社鼓渔灯夜未央”之句，写尽元宵节夜各族欢歌起舞的热闹景象。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写道：“由沾益州抵东门，投旧邸龚起潜家，见其门闭，异之，叩而方知演剧于内也。”说明明代云南的达官显贵之家已备有戏班和歌伎，再如滇云风流公子金公趾，“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声伎”。及至大西军入滇，还强拉民间女子“发戏房中教戏”，组建戏班，于元宵节大放花灯，四门唱戏，百姓男妇入城观玩。伴随着家乐演剧的发展，明代滇云已有传奇和杂剧作品出现了。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兰茂的《性天风月通玄记》、杨升庵的《宴清都洞天玄记》、何蔚文的《缅瓦十四片》等，分别代表着云南明代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剧作水平。前两部作品都是修仙悟道之作，主要写一道人降服了“六贼”而悟道成仙，属于“神仙道化”之类的作品。剧作中文辞华丽，声情并茂，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滇池逆水海西头，昼夜滔滔不断流。若个人儿无孔笛，一声吹过楚江秋。”显然是一曲曲滇池渔歌。何文蔚曾写有多个剧本，见于书目的还有《插一脚》、《摄声光》、《笔花梦》、《吹更弹》。尤以《缅瓦十四片》最为有名。“是书写永历帝播越西狩各情，可歌可泣”。

　　〖ZW(〗顾峰：《明代云南戏曲初探》，《云南文史丛刊》1991年2期。〖ZW)〗。滇云人民自由奔放、能歌善舞，为戏曲在滇云发展提供了良好氛围和土壤，这一时期的戏曲发展为滇云地方剧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明代滇云文化的发达也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其一是海口修浚松花坝及一些人工渠道的修建，在施工技术和建坝材料上都有所改进，以此把云南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推向高潮。其二，在农业生产方面，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品种增多，农田耕作上趋于精耕细作，畜牧业和茶叶生产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三，冶金业方面，官营、民营铜、金的开采量增多，银的开采量居全国之冠，以金殿及铜钟为标志的金属铸造业也在全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四，在建筑技术方面，汉式建筑分布越来越广泛，在昆明、玉溪、曲靖、昭通、楚雄、保山等地坝区，汉式建筑成为主流，“三合院”、“三间两耳”、“一颗印”等模式盛行。府州县城也多仿内地汉式，城墙、文庙、楼阁、塔寺恢宏壮丽，如建水古城中的文庙，在明代扩建后，成为恢宏的建筑群。设计巧妙，施工精致，显示出高超的技艺。其五，在制盐、制陶和制瓷上，也有突出表现。云南岩盐蕴藏丰富，明代有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四大盐井，人们已总结出许多从盐井中取卤的方法。建水、华宁、祥云及玉溪等地是明代云南制陶产陶的主要地区，创始于成化年节的建水陶器制作工艺独特，成为全国的名陶之一。其六，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著作。如嵩明兰茂有《滇南本草》、《医学挈要》，昆明龙施著《心济医宗》，石屏高肇尧著《医案》，石屏何孟龙著《医集》，保山张升有《中星图说》、《地理国说》，大理杨士云有《皇极解》，保山杨元著《纳甲图九圭数》，祥云杨向春著《皇极经世数学引蒙》，张志淳著《永昌二芳记》，潘璩著有《全滇盐政考》等，包括了医药学、天文学、数学、植物学、地理学、盐务管理等诸方面的知识。面对着明代滇云所取得的这一项项文化成就，足以让我们在吃惊之余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作出深刻的反思，我们不得不说，汉文化不仅推动着滇云文化上了一个新台阶，丰富了滇云文化的内涵，而且汉文化在滇云本身也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发展和壮大，并在明末改朝易代之际找到了它的最后归宿。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外戚优逸”、“宦官无制”、“大臣玩讦”、“兵权过操”，这两百多年的政治积弊累积至临界点，使这座由汉族建立的大明宏伟基业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崇祯帝煤山自缢，明帝国灭亡。在南方的一些明朝官吏先后拥立明王室后裔福王朱由崧、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等建立弘光、鲁王、隆武等政权，打着“复明抗清”的旗帜，希望以此来延续大明的国运。然而在清军如飓风般的强大攻势下，这几个政权节节溃退，失去立政之根基，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广西巡抚瞿式耕拥立神宗之孙、桂恭王常瀛之少子永明王朱由榔于肇庆，建立永历政权，大明基业延续的重担便落在了这位软弱而又无能的帝王身上，同时也开始了这个流亡朝廷之君的流亡生活。永历帝曾被后人封称为大行皇帝，主要就是指他自即帝位起，一直过着乱世之君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广东肇庆而广西桂林，从桂林再还都肇庆，从肇庆而梧州，而南宁，留下了一路匆匆逃亡的足印。在江山更易，民族矛盾高涨之时，转战西南的农民义军大西军同南明政权间联合起来，以共同对付入关的满人，1651年，在南宁的永历帝又该何去何从呢?大臣们有的建议逃到海滨依靠李元允，有的建议入安南避难，有的建议浮海依郑成功。而勋官马吉翔、太监庞天寿则主张赴黔投靠孙可望。1652年孙可望派兵挟持着永历帝入居贵州安隆所，将安隆所改为安龙府，永历只有寄人篱下，一切仰仗秦王孙可望。帝在安龙，“宫室卑陋，服御初恶”，他所居的文华殿窗子、墙壁颓坏，风雨吹洒在御床上，要求一张蒲席来遮挡，都因无孙可望之令而不给。孙可望每年只供给帝一行人8000两银，600担米，岁造开销银米册报可望，称“皇帝一员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帝涂苇箔以处，日食脱粟，且守将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挟弹射鸟直入其门，这就是孙可望的“君臣之礼”。孙可望不把永历帝放在眼里，大学士吴贞毓密谋请李定国相援，事泄，孙可望在安龙府大开杀戒，将吴贞毓、大理寺少卿杨钟、太仆寺少卿赵赓禹等“安龙十八先生”枭首示众，永历与后妃只有在宫中暗泣。这一事件后，孙可望已失去了人心所向，其大将白文选等倒戈，投向李定国部。1656年正月，李定国率军赶到安龙，君臣相见，抱持痛哭，李定国袒露臂上所刺“尽忠报国”四字，决心扶明，并议定离开安龙，移跸云南。正月二十六日，发骑卒，前导3000，后卫3000，浩浩荡荡起程，举朝欢跃。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之争，使大行皇帝终于踏上了通往滇云的路途。

　　滇云之域对大明皇帝的到来作出了热烈的呼应，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说：“二月十一日，入曲靖，请王暂住，定国自率精骑入省调度。时，刘文秀与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守滇。文秀亦意在奉王，阳与尚礼生议阻，倏闻定国至，即自以数骑出迎，相见欢甚。既而曰：‘我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以后，又有曹操。’定国指天为誓。文秀乃言曰：‘秦王尊君，我辈当尊秦王。今不臣若此，我辈宜与之绝。’于是定国遣护卫靳统武、章建率兵扈跸，过金马山，百姓遮道相迎，有望之泣下者。”
　　有了以李定国为首的大西军的支持，有了滇云之民的热烈拥戴，此时的大行皇帝终于可以暂时歇下脚来治理朝纲。于是以贡院为行宫，接受群臣的朝谒，赏官封爵，赐李定国为晋王，册封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艾能奇子承父业为镇国将军，王尚礼为保国公，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仪为保康侯，马吉翔为文安侯，余俱为侯伯。1657年2月，永历出阁讲学，4月，上圣安皇帝庙号曰安宗简皇帝，后曰简皇后；思文皇帝庙号曰绍宗襄皇帝，后曰襄皇后；皇考庙号曰礼宗端皇帝，嫡母王氏曰端皇后。下诏大赦。同期，永历帝以万历进士雷跃龙（云南玉溪人）为大学士，又以金维新为吏部侍郎兼都御史，龚铭为兵部侍郎，加沐天波柱国少师。以龚彝为铸印局大使，在滇开铜铸币，为“永历通宝”，还遣官航海至台湾，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同年8年，永历帝在云南开科，举行乡试，以校场为贡院，得王肇兴等54人。永历王朝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励精图治，设官开科，在努力恢复一代王朝的气象；也在这一年，李定国交水一战大破孙可望军，孙可望走投无路，携妻子赴长沙投奔洪承畴，投降了清军，清廷为之震动。这些迹象甚至似乎给人感到恢复大明江山又有了一线希望。只不过，这种希望转瞬即逝。终究已如强弩之末的南明政权其积弊之深再难抵挡清人的满弓之弦，1658年，清廷命信郡王多尼统帅清军分三路大举进攻云贵，李定国在仓促应战中节节溃败。11月，清军进攻安龙，定国军被击败于罗炎凉水井，12月14日败回昆明。次日，大行皇帝不得不再次收拾行囊，依沐天波“走迤西，地则近缅甸。事急退入阿瓦、太公诸城。缓，则据守两关，犹不失为蒙、段”之计，西走永昌。1659年正月，永历行至永平，清军已入云南，2月，怒江一役，李定国溃败，4000随兵夜中道迷，互相惊扰，群臣妻子不相顾，叛卒乘机剽掠，贵人宫嫔亦失去过半。到缅甸边境，沐天波出谕，得启关尽弃兵器而入，缅王令四只小船渡永历及妃御过江，六百多官兵自觅舟随行，九百多人陆行，途中多被缅人劫杀。2月24日，永历到达阿瓦，安顿于阿瓦旧城中，又开始了一段忍辱受侮的日子。李定国攻缅救帝不得。1660年7月，缅王杀兄自立，以兵逼迫永历群臣渡河饮咒水，屠杀群臣，沐天波、马吉翔等人便在“咒水之难”中陨命。1661年，吴三桂率军进至阿瓦，令缅王降，12月3日，缅王将永历父子及太妃、王妃等献至吴三桂军营。1662年3月，永历被押回昆明，囚于蓖子坡金蝉寺。1662年4月25日，吴三桂以帛进王所，将永历与太子绞死于金蝉寺，老百姓因之谐称此坡为“逼死坡”。永历死后，焚葬于北门外，终在滇云得到归所。李定国闻此噩耗，悲愤而卒。历时15年的南明最后一个王朝，至此结束。

　　回顾南明政权在滇云存在的这段历史，它总能撩拨起我们追古的缕缕幽思。想当满人挥兵入关之时，如入无人之境，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的欢迎声中进入了北京城，10年后，滇云之民却在一片嘘唏声中遮道相迎，把永历帝迎跸进昆明城中，形成的对比是多么的鲜明!得到大明恩惠的滇云之民给予明王朝回报是多么的丰厚!有了大西军的支持，有了滇云之民的热烈拥戴，永历王朝终于有了立国的根基，南明政权历时15年，而其中的6年时间是在滇云度过的，几乎占了永历政权历时的一半，无论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滇云都给了永历政权有力的支撑。永历在滇云前期，委官封爵，开科取士，初见一朝复苏之气象，在长期受儒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滇云志士效命于朝廷，施展着乱世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当永历西走永昌之时，行之日，“百姓愿从未及者号哭震天”，只有停碧鸡关三日始行，“发滇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这位无名氏在《求野录》中感叹道：“从古奔波，未有若此之众者。”国亡，家岂可独存，君亡，匹夫岂可偷生，因为他们是大明的忠实遗民，即使前行之途沟壑纵横，赴汤蹈火，生死未卜，他们也要同神圣天子一道与社稷共存亡。

　　 明亡之思，总能引发人们切肤之痛的感慨，明亡之年，朝鲜仁祖大王接见大臣时说：“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至如宋朝寄寓于岛屿之间而犹有忠君义士抗义树节者。国家虽亡而声名闻于千古。以此观之，人才岂不重欤!”朝鲜之君不详中国之情，言语有偏颇，不以为怪，然200年间明王朝一再倡导的忠孝大义却并没有在亡国之时扫地以尽。想当年伯夷叔齐不愿为臣，宁愿采薇而死，成为气节永存的典范，而此时有昆明儒生薛尔望闻永历走缅，叹息曰：“不能背城战，君臣同死社稷，顾欲走蛮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于是决心“不惜七尺躯为天下明大义”，遂率妻、子、媳、孙、侍女，投黑龙潭死。后人怜之，合葬于潭侧。强烈的民族意识，浩气长存的民族气节在这一段历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朝鲜之君要能看到发生在滇云之域的这悲壮一幕，或许就不会再有如此言语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宋明理学所尊崇的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已浇铸出士人群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当历史重任落到滇云士子们的肩上时，他们接受了政权更替，民族兴亡之血雨腥风的洗礼，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参加了永历政权，而且在清军入滇后直接走上前线参加抗清斗争；有的作为大臣、幕僚，积极建言恢复图强；有的则同情、支持这场斗争。有顺宁府进士龚彝，曾在孙可望府署中任户部尚书，永历立朝后准备让他任户部尚书，他辞官说：“臣受秦王十年知遇之恩。”此话遭到李定国的弹劾、痛斥：“彝惟知可望十年之恩，独不知祖宗父子受明朝三百年之恩耶?”于是，龚彝被谪为铸印局大使，但他却承担了开铸“永历宝钞”的重任。及至永历被囚金蝉寺，却惟有龚彝来探望送行。据师范《滇系》杂采众说，有顺宁天启进士龚彝（云南凤庆人），“既从王至滇，具酒肴进谒王所，守者不许，彝厉声曰：‘此吾君也，我为其臣，君臣之义，南北皆然，我只一见耳，何拒我为?’守者往启三桂，三桂许之。彝遂得入，上堂设宴，请王出。朝礼毕，进酒，王称谢，痛哭不能饮，彝伏地痛哭，亦不能起。再劝王饮，王勉饮三爵，彝再拜不止，遂触地而死，王抚之恸几仆”。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朱彝以身殉主，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是死得其所。

　　及至永历政权覆亡，滇云士子们深知国虽亡，而士人的气节不能消亡，他们中的许多人怀着强烈的民族气节，不愿在清朝政府中任职，效命于满人，于是有的削发为僧，有的隐居山林，有的漂泊他乡。就这样，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履行士人“道同则谋，道不同则离”的信条，用他们的方式来寄托他们对故国的追思和眷念，用他们对明王朝的忠诚来恪守着大明遗民的职责。近人秦光玉编《明季滇南遗民录》，撮其事迹较为显著者，得152人，分上下二卷，上卷列滇人93人，下卷列流寓54人，补遗5人。滇人名录为：文祖尧、文德俊、艾廷献、杨开泰、杨先声、杨定国、邹良彦、杨祜、张相度、郝太极、段暄、温如孔、杨斌、陈玺、施德裕、胡旋、宣廷试、宣廷宾、向于宸、熊之龙、辛和国、熊化、陆与进、尹天任、赵炳龙、赵廷绾、张如凤、杨永言、张应星、杜其渐、郑重、高明、杨正芳、孙光豫、王伯升、陈甲才、陈佐才、解鳌、李正雄、胡宗元、胡一清、高翟、陆天麟、愈观、理任明、邹应阳、何星文、何蔚文、何素珩、刘联声、高应雷、陈王廷、马明阳、李思揆、朱昂、孙桐、王琦、高桂枝、熊才、唐华、于迁、郭之建、赵必登、张琮、袁润、方世瑜、吴鼎占、段敏政、杨惟峻、张国正、杨运升、张撰、李亨、施心极、刘芳远、孔之裔、杨愉、李恪、包璇、段佩、李元捷、读彻、普荷、洪如、行脚、思明、奄和尚、水月和尚、铁道士、施神仙、武风子、赵之炎、曾高捷等，是他们奏响了明际滇云之域浩然正气的凯歌，写下了滇云历史中最为慷慨悲壮的一章。

　　回顾这段历史，它又给予我们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当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开创一朝之宏伟基业，在称帝14年后才迟迟挥兵入滇时，或许他根本没想到，有明一朝的基业会在300年后断然落在那最后才纳入版图的偏远的滇云之域。当朱元璋在云南这一不知“三纲”之道之区推行儒学教育，宣传儒家忠君、仁爱观念，建立封建礼制时，他也没想到这种观念最终会成为南明政权在云南存在的思想支柱。当朱元璋下令迁移汉族军民上百万到云南时，他更没想到这些军屯、民屯和商屯的400多万后裔会成为大明王朝的忠实遗民。当滇云之民在嘘唏声中把永历帝迎进昆明，大明王朝似乎在这此时此地找到了它的永久归宿。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短暂而悲壮的6年，浓缩了汉文化在滇云的发展流变历程，浓缩了千余年来滇云文化对汉文化的接纳、认同甚至最终的呼应。“薛子报忠义，孤坟筑水浒”，黑龙潭畔那明代遗留的圆形土封，是竖立在滇云士子心中的一座丰碑，留下了“寒潭千载洁，玉骨一堆香”的千古绝唱。李定国忧愤而亡，临终时嘱咐其子嗣兴及部将靳统武曰：“宁死荒徼，无降也。”后有缅蛮来说：“晋王李定国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蛮人过之，辄跪拜而去。”那是不亡的民族魂魄，那是汉文化的回归。

                   云南明清进士名录
   明清两代，云南文化、经济长足发展，知识分子士绅阶层迅速崛起、壮大，对边远、封闭、落后的云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知识分子士绅阶层的崛起、壮大又与明初汉族大规模移民云南以及科举取士密切相关。较保守地估计，明代大约有300万汉族移民云南。云南明代的科举考试，乡试始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癸酉科，这年到应天府(南京)参加乡试的云南人，有李忠、杨嵩两人中举；会试始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甲戌科，这年参加会试的云南举子，有昆明人李忠中进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诏停科举，云南也和全国一样废除了科举考试。 
   明清两代，全国共举行进士考试201科，云南仅有数次未参加考试。明清两代的会试和殿试，全国共取文进士51624人，云南籍(包括在云南的外省籍人士的后代)举子共有950人(明代257人，清代693人)中文进士。笔者收集资料多年，经过较细致的整理、划分，大体上可以把这950个进士的籍贯按云南如今的行政区划归属于下(具体人名略)： 
  昆明市的盘龙、五华、西山、官渡4区，明清两代都属于昆明县。明代有51人中进士，清代有163人中进士，居全省州县之首。 
  大理市是由明清时期的太和县、赵州(今大理凤仪镇)合并而成的。太和、赵州二州县明代有42人(太和县40人，赵州2人)中进士，清代有70人(太和县49人，赵州21人)中进士。 
  石屏县，明清时期称为石屏州。明代有10人中进士，清代有53人(55人次)中进士。石屏的袁嘉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中第二甲62名进士；同年举行的经济特科，袁嘉谷又中第一等第1名，因而有中“特科状元”之说。 
  建水县，明代称为建水州，清代改为建水县。明代有27人中进士，清代有32人中进士。 
  保山市的隆阳区，明代称为金齿司、保山县，清代称为保山县。明代有25人中进士，清代有16人中进士。 
  晋宁县由明清时期的晋宁州和昆阳州合并而成。明代有4人(全为晋宁州人)中进士，清代有30人(晋宁28人，昆阳2人)中进士。 
  通海县由明清时期的通海县和河西县合并而成。明代有7人(通海4人，河西3人)中进士，清代有20人(通海17人，河西3人)中进士。 
  楚雄市，明清时期称为楚雄县。明代有4人中进士，清代有22人中进士。楚雄人李启东，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科中第二甲第1名进士，该名次称为“金传胪”。据文献载，壬辰科殿试原拟李启东为第一甲第1名（即状元），后来嘉靖皇帝和主考官又以云南太边远，不宜点状元为由，抑置为二甲第1名。 
  鹤庆县城是明代鹤庆军民府的府治，清代的鹤庆称为鹤庆州。明代有11人中进士，清代有13人中进士。 
  巍山县，明代称为蒙化府，清代改为蒙化直隶厅。明代有8人中进士，清代有16人中进士。 
  蒙自县，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23人中进士。 
  澄江县，明清时期称为河阳县。明代有3人中进士，清代有19人中进士。 
  曲靖市的麒麟区，明清时期属于南宁县的地盘。明代有10人中进士，清代有11人中进士。 
  洱源县是由明清时期的浪穹县(治所在今洱源县城)和邓川州(治所在今洱源县邓川镇)合并而成的。明代有5人(邓川3人，浪穹2人)中进士，清代有15人(浪穹8人，邓川7人)中进士。 
  华宁县，明清时期称为宁州。明代有8人中进士，清代有9人中进士。 
  呈贡县，明代有3人中进士，清代有13人中进士。 
  安宁市，明清时期称为安宁州。明代有6人中进士，清代有9人中进士。安宁人杨一清，明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中第三甲第95名进士，官至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是云南籍进士中任职品位最高的人。 
  剑川县，明清时期称为剑川州。明代有8人中进士，清代有4人中进士。 
  玉溪市的红塔区，明清时期属于新兴州的地盘。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10人中进士。 
  祥云县，明清时期称为云南县。明代有2人中进士，清代有8人中进士。 
  丽江市的古城区和玉龙县，是明代通安州、宝山州、巨津州的地盘。清代，通安州、宝山州、巨津州又合并成为丽江县。宝山州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的丽江县有8人中进士。 
  江川县，清代有9人中进士。 
  峨山县，明清时期称为峨县。清代有9人中进士。 
  宾川县，明清时期称为宾川州。清代有8人中进士。 
  姚安县，明清时期称为姚州。明代有2人中进士，清代有5人中进士。 
  大姚县，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6人中进士。 
  会泽县，明代称为东川军民府，不属于云南管辖。清代称为会泽县，有7人中进士。 
  开远，明清时期称为阿迷州。阿迷州明代有4人中进士，清代有2人中进士。 
  永胜县，明代称为北胜州，清代称为永北直隶厅。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5人中进士。 
  弥勒县，明代称为弥勒州，清代改为弥勒县。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5人中进士。 
  宜良县，清代有6人中进士。 
  文山县，明代还未设县，称为教化三部长官司，清代始称文山县。清代有6人中进士。 
  昭通市的昭阳区，明代不属于云南管辖，清代称为恩安县。清代有6人中进士。 
  腾冲县，明代称为腾越州，清代改为腾越厅。明代有3人中进士，清代有2人中进士。 
  易门县，清代有5人中进士。 
  嵩明县，明清时期称为嵩明州。明代有2人中进士，清代有2人中进士。 
  禄丰县，明代有1人中进士，清代有3人中进士。 
  泸西县，明代还未设县，清代称为广西直隶州。清代有4人中进士。 
  广南县，明代还未设县，与富州(今富宁)合称广南府；清代始设宝宁县。清代有4人中进士。 
  富源县，明代称为平夷卫，清代称为平彝县。明代有2人中进士，清代有1人中进士。 
  沾益县，明清时期称为沾益州。明代有2人中进士，清代有1人中进士。 
  石林县，明清时期称为路南州。清代有3人中进士。 
  景东县，明代称为景东府，清代改为景东直隶厅。清代有3人中进士。 
  云龙县，明清时期称为云龙州。清代有3人中进士。 
  镇雄、永善明代都不属于云南管辖，清代这两个州县各有2人中进士。 
  寻甸、元江(明代为奉化州)、马龙、陆良(明清为陆凉州)、南华(明清为镇南州)这五个府州明代都无人中进士，清代每个府州各有2人中进士。 
  牟定县，明清时期称为定远县。明代有1人中进士。 
  彝良县，明代不属于云南管辖，清代称为彝良州同。清代有1人中进士。 
  富民、双柏(明清为南安州)、宣威、罗平、师宗、思茅市翠云区(清代为思茅厅)、镇沅、元谋、   凤庆(清代称为顺宁县)9地，明代都没有人中进士，清代每地各有1人中进士。 
若以明清时期的府为统计单位，中进士排列在前三名的是：府治在昆明的云南府，明代有67人，清代有231人，明清两代共有298人；府治在建水的临安府，明代有57人，清代有148人，明清两代共有205人；府治在大理的大理府，明代有49人，清代有104人，明清两代共有153人。 

族谱对郭之奇抗清死节考的贡献

一、郭之奇节操的是非疑案

“死节”者，乃欧阳永叔为殉国“全节之士”（1）所创词藻，并辟为史《传》凡例以表扬之，自后元明清承旨有《忠义传》之置。郭之奇（1607—1662），字仲尝，号菽子，一号正夫，又号玉溪，明广东揭阳榕城东门人，以命世材，为世誉列潮州“戊辰四俊”、“后七贤”之席，清儒何绍基尝为撰联以彰郭氏云：

成仁取义忆前贤，正如周之苌弘、宋之文山，千秋霜管昭青史；

稽古名篇留后世，犹如汉之司马、晋之董狐，十载难虞为主恩。（2）

清名臣丁日昌为其家庙中堂题匾曰“忠节堂”（3）以颂其死且不朽。清人既誉以忠节，相媲美于以身殉节之国族英雄，则其高尚节操与史迹当符永叔例应名列正史，然捡之《明史》竟不为立传，稽之方志，凡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前所屡纂《广东通志》、《省志》、《潮州府志》、《揭阳县志》或不为立传，或有其传却详其于明世事而尽略崇祯亡后一切活动，或仅书其官职及卒年，著述而已。稽之南明史典，虽有为立传，然于其生年事迹，尤其其晚节卒事，所载互异，使后世迷惘，莫测其忠佞。

南明史书中，《永历实录》因作者王夫之（1619—1697）为命世大儒，致清以来学人莫不视其言为圭臬，影响致钜。该《录》有为郭之奇立传，（4）凡文九三八言，于郭氏行实，全以贬笔撰述，其传末纪郭氏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八月奉召入行朝趋觐后之言行，尤强调其于时代争剧转变中为一异端人物，曰：

之奇居礼数月，飘摇苍梧，日唯毁击贞介，拔引匪类为事。已与（王）化澄比，受胡执恭赂，力请封孙可望秦王。方嚣讼间，两粤皆陷，之奇遁，复降于清，死。（5）

王氏又尝与郭氏同时处于此飘摇苍梧行朝之仝寅，其言合其名誉公信力，遂为多数史家学者以为精确，不复致疑，而取为论郭之奇之所历史地位。

然取同时同殿者鲁可藻所撰《岭表纪年》（6）等史籍所载有关郭氏行谊，并与郭氏《宛在堂文集》、《诗集》对勘相稽却有互相矛盾之言，尤以郭氏之反对孙氏封王事为甚，余举不胜举，姑不作援引。唯另就稍为晚于王氏之南明名家温睿临（约1702—1722）所撰《郭之奇传》，（7）其行文却蕴正气凛凛，有“生则定社稷，死则显忠义”之不朽者以褒之。其言永历三年郭氏应召赴行在以后之事皆异于王氏，其《传》云：

永历三年，赴行在，拜礼部右侍郎，充经筵日讲官。明年正月，从幸梧州。当是时，东西交警，百官多散去，之奇手书示其子曰：“儿勉自立，吾生死从吾君不归矣。”是岁，擢礼部尚书，寻加太子少保。十月，从上南宁。其明年辛卯，上在安隆，依孙可望，之奇在尚书时，常抗言阻可望之封，既有隙，不可入，乃栖泊海滨，又浮海至蹄鸡。蹄鸡，交趾属夷也。还抵龙门，接东阁大学士兼礼兵二部尚书之命。……己亥，自江州入思忠谏村，又自练村还，假渔舟渡至上石油村，去交趾才数里，入文渊州，……自辛卯后，凡十一年，尝历艰苦，岖崎万端，之奇卒不变。辛丑，交人执之以献，丁未八月，杀于桂林，未没前，寓书其子曰：“事之兴废，天也，成吾志焉耳！”……（8）

又顾炎武先生外甥昆山徐秉义（—1711）于参与修《明史》之余所撰《明末忠烈纪实》，更将郭氏列入《殉桂传》之席，（9）其传内容犹详于温氏，就三年以降史事言，云：

粤东建号，屡被敕召。己丑，之奇赴王所，拜礼部右侍郎，充经筵日讲官。庚寅正月，从王梧州。当是时，东西交警，百官多散去，之奇手书示其子曰：“儿勉自立，吾生死从吾君不归矣！”是岁，擢礼部尚书，寻加太子少保。十月，从王南宁。闰十一月，之奇由藤抵容，又自白州溯流之合浦。十二月，自珠官泛海抵思州。辛卯正月，自思州趋召，取道思忠。时孙可望迎王入贵州，之奇在尚书时，常抗言可望不当封秦王，既有隙，不可入，乃自平洞还至防城，又浮海至蹄鸡。蹄鸡，交趾属夷也。三月，泛海之龙门，接东阁大学士兼礼兵二部尚书之命。四月，至乐民。……已亥三月，自江州入思忠练村，又自练村还，假渔舟渡至上石油村，去交趾才数里。越数日，入文渊州，……辛丑七月，徙板及盖。自辛卯后凡十一年，尝历艰苦万端，之奇卒不变。辛丑，交人执之以献。丁未八月，杀于桂林。……（10）

温、徐之《传》，与王所载相反，郭氏“死君难臣道也”之精神溢现。然数者于其晚节所书，笔法各异，令人疑惑，致使郭氏节操形成一历史疑案，难辨其是非矣。

二、《榕东郭氏族谱》在南明郭之奇死节研究上的功能

郭之奇既为史家列入殉桂死节之席，又为名儒所斥，侪身佞奸之列，极贬其降清而见杀，以理推之，其中当有一为诬讹失实者，然如何可据？又王《录》虽称两粤陷后，郭氏遁，然而郭氏至降清间活动，或后死事历程若何？皆不详。而温、徐之《传》于郭氏接受东阁大学士后之事迹亦略存所经地名而乏言其实质活动，尤其辛卯至丁未间十余年事皆不详；志书亦多类此，此当源于新朝政治压力、文网诸讳忌所然，致其民族大节，抗运之史实晦而不能显白于世也。阅读史料，泛漫所披，均难获资料以相印证，补阙，遂作无限期搁置，以待于后之发掘按覆。后得罗香林先生传灯，肇族谱研究之史学意义，（11）导阅饶宗颐先生《郭之奇年谱》，颇启深思，乃数访榕城，幸得徐光华、孙淑彦先生之助，又得郭氏嫡山智、文滨诸先生接待，考察郭之奇故居“太史第”及诸家庙、遗址，并提供劫灰仅存之《榕东郭氏族谱》二种：一为郭乐器命廷煌纂辑，刊于道光二十一年，内分“榕东郭氏历年月志”、“郭氏墓志”、“太安人墓碑志”、“郭中韩公寿文”、“郭忠节公家传”、“天祉公崇祀论”，共四十五页。一为郭于鉴修、山经书写之小燕子装帧本，凡二十六页。后又旋得郭川仁编纂《揭阳榕东郭氏族谱》，一九九三年香港排印本，共六十三页。中以郭廷煌纂本为珍贵，尤以郭之奇长子天祯，仲子天禔同撰《郭忠节公家传》为最，盖其有关郭之奇生平有详述，足以弥补正史之阙，与纠正以往郭氏历史之缺疑与误断诬讹，以澄清史籍上不能解决之问题。兹分述如下：

甲、族谱《家传》所见前半生之概略。

之奇，生于万历三十五年八月庚辰、行二，父为应试（1585—1646），母林氏（1586—1636）。其榕东一族，自初祖诚二至之奇凡六世，而以之奇始显荣。盖之奇少聪颖好学，年十一（1617）充邑庠生；二十一举于乡（1627）；翌岁登崇祯戊辰年进士，选翰林庶吉土，在馆间，以学博才富为同僚所忌所钦佩；又严气正性，不肯委随以附权贵，忤温体仁、周延儒二相意被挤。

明年（1629），给假归省。应县令冯元飚之邀，修《揭阳县志》。

崇祯六年（1633）假满回京。散馆后，改授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提督会同馆，于外交事务皆令朝鲜、乌斯藏者悦服。次年，奉使册封荆藩。八年（1635），转本司员外郎。

翌岁，主试河南，事竢转任郎中。出为福建提督学政、布政使司右参、兼按察佥事。时南安伯郑芝龙藉势礼请为其子森晋为高等廪生，之奇持正拒之，仍整顿学政，力振文风，仅依客观准则评予以二等应之。四载之治，致是士气丕变，得士辈出，登科第者踵相接，为三百余年来七闽所未有之盛事，来闽一年，晋提学副使，旋兼按察司事、并兵巡道事，击豪强，平冤狱，修会城，缉通夷，甦疲驿，催裁站，知无不为，政绩显著，中尤以剿流寇，擒海寇，率兵平定闽清一带之乱，并躬提师旅扼防杉关，来奔避难之益藩永宁王受其劝而归国，使闽疆得以安定，遂为巡抚萧奕辅、张肯堂、巡按李嗣、陆清源先后疏荐，秩满擢之奇为太仆寺少卿于崇祯十七年（1644），命甫下，而北京告陷于李闯，之奇力争倡导勤王，领在闽明军为崇祯带孝，率八闽人士致祭追悼，忤巡抚张肯堂等意，致为诬讦百出于监国南都弘光朝，幸巡抚陆清源先以清廉卓异荐，宰相王铎得书，遂揭荐于上，得旨特升詹事府。便道归觐，而南都继陷。

同年六月思文即位福州，时拥戴勳臣张、郑皆居要，且不满之奇前之拒与忤而同力挤排，遂落职，祸几不测，赖何楷、万元吉、张家玉诸君子连章推毂，获思文默鉴致免祸，赐环起用经筵讲官、詹事府詹事兼韩林院侍读学士。

隆武二年（1646），之奇捐银二千五百两，父应试捐五百两、弟之章捐五百两，命义子天祉解赴军前充饷。时之奇在里，揭阳及附近遭刘公显九军等之乱，阻道不能赴朝，寻九军竟陷城，之奇与父皆为缚去以勒索，后幸得乡亲林铭球助款赎出，然父因而得疾而卒，遂有丁忧之哀，迨永历三年（1649），服除乃奉召赴肇庆，参与抗清使命。

上述《谱》载，于郭之奇之世系、里籍、生年日月，前半生之履历、政绩、节操皆有明确详述，在在可补正史之不足，及南明史籍与省、府、县志所阙，并可纠缪去诬。《家传》所书，若取明遗臣罗万杰所撰《光禄大夫行在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正夫郭公暨元配夫人林氏墓志铭》与之印证（12），每事皆合若节拍；他取温、徐《传》，旁稽鲁可藻《岭表纪年》、戴笠《行在阳秋》（13）、黎士弘《郭菽子先生小传》（14）、李世熊《郭宫詹传略》（15）、福建志书（16），诸籍相稽互证，亦多合，是其可信史价颇高。

若取《永历实录》本《传》与《家传》相校，则王文所言全属可待商搉者。盖无一事相同，单以里籍即误，至其所谓出任河南县令及朝中升迁亦异，及与其他南明诸籍亦岐，校之郭氏《文集》、《诗集》亦然，是王文有令人难以置信处。清季以降名家傅以礼（17）、刘毓崧（18）、李慈铭（19）诸先生即已对王氏撰郭之奇《传》提出质疑，于其所采资料来源，秉笔观等皆有论其失者。今家谱内容充实，与南明史籍，甚至稍晚之清初、中叶人士所著相关史籍及官方《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零金碎玉般史料相稽，大裨南明史脉，而该谱于王《录》之错讹颠乱处，一经相斟，其讹舛自获釐清，使郭氏前半生史迹得以大白于世。

乙、《家传》所载后半生之抗清死节史事。

郭之奇晚节，当以其出任永历朝为始，至其卒也。然其晚岁活动不甚为人所悉，而死因尤少知之者，此在晚明同时代人著作，或略后而于清初康熙间者亦如此。王夫之先生之撰郭《传》，虽有说及郭氏在永历朝初之事，而于其离行朝在外之事迹则莫知所然而晦耳，至若其死事尤晦。披检温、徐著《传》，言之稍详，于死难事则较王《录》尤详，然于郭氏离行朝在外之事迹，仅存足迹地名，于其活动之行实言之甚轻，此当清初文网及政治忌讳所然，致言之不尽，语多含蓄，然较之王《录》则胜多矣，其于郭氏活动史实虽略略带过，行文间所透露消息及其死难之语最堪世人注意，盖已不啻道明郭氏之死节与明世运历劫相结合，其立节制行之高洁，慷慨振臂，奋身抗运与古昔争烈，而所引致书其子之言，照汗青而化碧血，完名全节以终之史实已为不可掩，殉国死节、史事可定矣。近读郭天祯昆仲所撰其父《传》，其于王、温、徐《传》及南明史籍、方志所阙、所略者皆能言之精密，纪事甚详，对郭之奇后半生史实大白于世，及研究功能至钜，以其重要，特将之移录如下。

丁亥冬，桂王监国粤西，号永历。二年戊子，跸移肇庆。三年已丑，服除。秋八月，奉勅召敦趋。既至召对，建言攘外，必先安内，措刍粮，须慎选守令。蒙谕褒，与赐宴银二十两，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一级。四年庚寅，春正月，梅关失守，扈跸移梧州，充经筵日讲官，掌詹事府、礼部尚书事、兼翰林院学士。当是时，东西交讧，百官恛慉挠丧，颠踣窜逸者，不可胜数。公手书示祯，曰：“儿当勉力有成，毋坠家声，予死生随吾君，未知相见何日也。”未几，转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赐：“诚正儒臣”图书。

冬十月，两粤同日告陷，跸移南宁。沿江溃兵肆掠，舟不得前，于是同大学士王公化澄及诸文武暂寓白州，会谋匡复。五年辛卯，二月，自思州趋召，随驾在行。未至三十里，值秦王孙可望发兵迎跸，至南宁，入贵州。时可望兵威张甚，挟制朝廷，凡廷臣不附可望者，擅自杀戳。上以公在尚书时，尝抗疏力争，言可望不当封，廼密旨留公于外，因回防城。流氛四逼，复泛海之啼难、盖交趾属夷也。

春三月，泛海至钦州，之龙门，接二月枚卜之命，拜东阁大学士。制书曰：“惟卿学术渊源，道风遐畅，协相天工，克堪寅亮。板荡之天，其眷注为独至矣。”夏四月，至雷州乐民所。秋七月，特敕督师闽粤，兼制江淅等处，恢剿军务，监催勋镇官义兵马，综理粮饷，赐上方剑，便宜行事，太子少保，礼、兵尚书，东阁大学士，遂巡察鞏雷将军主汉营，檄诸勋镇，证期恢剿。

冬十一月朔，巡督田西、后田、草塘诸闸。时大兵已至雷州，移攻木内闸，公督后营，诸部力战，连战十余天，遂大胜。冬十二月，之龙门，至牙山。

六年壬辰，春二月，跸移安隆。夏四月，公移舟贵明。五月，移舟双墩。秋八月，舟泊马鞍山中，夜飓风盛，室人促公过巨舟；舟即漂出海口，仍碎于巨石，从鼓涛奔浪中，获登绝岛，越日飓风息，觅小筏之牙山；前舟巳覆；家人尽没，幼妹玉，时年方十三耳。是岁，慰谕之敕凡三至。

七年癸巳，移居蓬罗。冬十月，至防水，练水军。

八年甲午，春三月、又之乐民，督鞏雷营，出应西师。作景宋祠，祀宋六贤。秋九月，至阳江。冬十一月，同西师攻围会邑。时会人已在握中，安西王不肯急攻，援骑骤至，遂大败。公乃入石井，督虎贲将军王兴营。闽师数百艘至，喜其来而悲其晚。

九年乙未，春二月，晋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督师改为视师，赐“心膂经邦”图书，特勅褒嘉。秋，卧病石井山中，几不讳，第五弟坠地不育。

十年丙申，秋八月，会诸水师同之雷廉，援高明。冬十月，抵乐民，视鞏、雷营。是岁春三月，晋王发兵迎驾入云南，随奏公数年拮据苦心。复承嘉赖之秋。

十一年丁酉，春正月，仲弟、叔弟始获间道趋省。三月恩晋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勅书曰：“倡义孤危之际，云旅倾依，誓师板荡之余，龙骧倍奋。”又曰“曩殷帷幄之筹，爰借出麾旄铖，今厪庙堂之策，式宜入秉钧衡，患难君臣，其延竚倍切也。”冬十一月，又自乐民泛海，之龙门。

十二年戊戌，春三月，特勅趋觐。公附奏粤事有机可乘，其雷、廉、钦、宁关，两粤入闽咽喉，在臣去留为安危。复颁勅，慰劳。夏六月，入上思州；十二月，抵安隆。

十三年巳亥，春三月，南宁告陷，传闻滇南失守，驾幸缅国。行畿路绝，乃入思忠，间关两旬余日，至上石西州，去南交仅数里耳。越数日，入南交，之文渊州。夏五月，往文渊旧州。秋八月，叔弟殇于旧州；年十有六。

十四年庚子，春三月，自文渊往上禄，行李从者为下州洞妖所截。自上禄往先安，至班衣山，为交人所阻，因泊凉台村。自凉台至江坪，穿山泛海，跋履尤艰，汉夷杂居，殆非人境也。旋卜筑草潭。春三月，移啼鸡山中。夏四月，复泛海抵先安，之帽山。五月，泊板则。卜筑村中，粮食俱绝。秋九月，之禄州，旋寓板山，又之那突。冬十月，辰妹殇逝，年方四岁。

十五年辛丑，秋七月，移居板及。盖自受命视师，以迄于兹，十有一载其中，或犯戈戟，或任风波，或潜荒谷，或入穷岛。迁徙往来，靡有定居，遐方殊俗，毒雾瘴氛，衣服弗类，言语弗通，饮食寝处，弗恒弗习，甚而家人沉没；幼妹叔弟相继沦亡，公不之变也。惟以孤丹自励，廊清自誓，鼓忠劝义，用使勋镇协心黎民效顺。而不能反正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及时穷势蹙，天祯尝附家报劝之回归。公责之曰：“予以眇躬为纲常谋，虽有家，义弗得顾。非不念子弟侄，而惄然兴怀，瞻故都，眺邱陇，而怆然志伤以悲也。光复则扫垄有日，陆沉则望乡无期。儿继吾志，葬吾祖、吾父，传吾文，予蔑复有言矣。”不虞交夷变态，以辛丑八月四日执献公于两广之使。

时仲弟被夷人殴击几毙，犹扶创追随，越三日至明江创甚，乃留仲弟于明江，而独与义子天祉就道。途中作纪事诗二首其一曰：“十载难虞为主恩，居夷避世两堪论。一时平地氛尘满，几叠幽山雾雨翻。晓涧哀泉添热血，暮烟衰草送归魂。到头苦节今方尽，莫向秋风洒泪痕”。其二曰：“成仁取义忆前贤，异代同心几自鞭，血比苌弘新化碧，魂依望帝久为鹃。曾无尺寸酬高厚，惟有孤丹照简篇，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既抵肇庆，两广李公栖凤礼待有加，公不为少屈。手书示天祯曰：“予负国重恩，义当死，成吾志尔。事之废兴，天也。”无何，，咨回窜于桂林，羁置城隍庙中。

一日诸当事集庙中，询入交趾始末，曰：“汝何愿？”公应之曰：“余何愿哉？余登籍三十四年，身为大臣，尺寸未立。生有余愧，死有余责，流放诛殛，引颈以俟，早一日则一日之赐也，余何愿哉？”或呼伪相国。公曰：“明有天下几三百年，二祖十五宗之勋业，焯焯照天地间，何谓伪？诸人咸食旧德，一旦臣事新朝，遽以伪相加，可乎？天下后世，其谓之何？”

时门人彭公而述等，现为监司，力劝公巽顺保全，公毅然不顾。羁居困卮，悲愁无聊，日惟歌诗以见志，作诗二百七十五首，其眷君、忾国、忧世、伤民，每寄托于山川云物间。

尽节之日，神色不渝，西向而拜，口称“高皇”。远近闻之，皆为流涕。时壬寅八月十九日巳未也。嗟乎祯独何心能不悲哉！溯公操行庶矜，在官剩锾，尽捐于朝。初登仕籍，捐奉学宫，为科举资。祖父分产，辞置书田，表教忠也。狷介寡合，非其人，虽至门不纳；如其人忘形骸，破岸崖，悉意延致，如将弗及；荐人于朝，不使其人知之。同父八人，邑陷以后，长余孤幼，龆龀未立，顾复提携，惟公是赖。至于族类友，莫不如是，为文章力追古人，经史百家，无不剔刮殆尽，而尤致力于诗。文读中秘，其与前辈游也，则若董思白……永历间，尝奏进丹扆四箴。……上命书之御屏，朝夕省览。复进诗三百篇……悉宣付史馆，以供采择，赐名《古今诗史》，前后十九集。……服官行政，必有记录，如《与客纪言》、《视学申义》、《摄臬陈争》、《代兵小称》、《剿防合纪》、《巡建览要》、《视学报政》诸书是也。立朝遇国家大事，指陈是非，无所讳避，多见采纳。生平奏疏，累千万言。总集凡若干卷，题曰《宛在堂文集》。居夷著《稽古篇》百卷……。嗟乎！世之君子，有能传公之言行者，此则其大略也。如欲知其全，则公之文章在，百世而下，必有能推而考之者。公享年五十有六。……

三、结语

综上抄录传文，郭之奇晚节自永历初至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八月十九日从容死节，其间所语始末，对郭之奇死事，孤忠正气，豁然呈现于研究者之前，大裨究心郭之奇史者所需，以便抉发隐微也。就其史料言，作者笔法直而无为亲者讳，盖其所书之事迹皆斑斑可考，从而知之。倘以《家传》之言，校之同时代人所撰者，若罗万杰《墓志铬》、鲁可藻《岭表纪表》、戴笠《行在阳秋》、黎士弘《郭菽子先生小传》、李世熊《郭宫詹传略》及中研院编印《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礼部残题本》，（20）与其他档案及郭氏自著《文集》、《诗集》中相关者，多合，则天禔昆仲所云云皆实录可知，兹略举一二以相稽而见其精密与客观处如下：

1、永历三年八月，王化澄奏题原官起用事。郭氏《文集》有上《遵召趋觐疏》（21）、《为恭承召问等事疏》（22）；罗万杰《墓志铬》有“已丑服除，端州特使敦趋……”之载（23），是证事之可信；而王《录》却言其以贿谒得“内降敕以原官召用”等与此有歧异。

2、永历以郭氏尝抗疏力争，言孙可望不当封王事。郭氏《文集》有四年六月上《为经权当求至当名器未可轻徇事疏》（24）。罗氏《墓志铭》有“抗疏争奏封之谬，虽事不可回，而朝论韪之。”《岭表纪年》有“郭之奇奏不可封王。”（25）可证其事实，温、徐二《传》意同，是其事非如王氏笔下之受赂“力请封孙可望秦王”者，观此疏及诸文可知王氏实为诬也。

3、永历五年二月，郭氏自思州趋召，途受密旨留外，拜东阁大学士；七月晋督师闽粤事。郭氏《文集》有七月所上《为闽事急须策应疏》（26）。《墓志铬》及温、徐《传》与稍后出之凌雪《南天痕》（27）、清高宗勅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28）徐鼒《小腆纪传》（29）皆有及其枚卜爰立或督师之命，以供印证。

4、六年八月泊马鞍山舟覆事。郭氏《诗集·内文集》有《明清悼亡诗》及《序》。罗、温、徐、凌所著亦有是《家传》可信之。

5、八年督师出应西师李定国，同攻围新会殆败，入石井山督王兴营事·郭氏《诗集·徂东集》有《季春十三繇牙山之雷海闻西师已下高凉》、《东征颂百韵》、《拟灭虏歌三绝》、《五羊秋》、《五羊冬》、《王师以季秋晦拔高明冀露布遂达行畿十绝》、《十一日抵会邑南关仝王师攻围》、《长至率文武嵩祝》、《攻围日久》、《闻闽师数百艘至澳门喜其来而悲其晚》、《念七日繇而宜移石井》、《致败》等诗（30）之赋可相印证；若另取《行在阳秋》、徐鼒《小腆纪年》等亦可相稽焉。

6、十五年八月为交人出卖而有被献清廷及途中诗作纪事二首之写等事。郭氏《诗集·内文集》有《八月四日作纪事诗》，箯舆卮途中又有《西奥石峰篇》等为证。《明清史料》丙篇第十本有档案称于八月四日与光泽王俨铁，总兵杨祥为夷诱执事，附于《礼部残题本》，有顺治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准两广督臣李栖凤咨为报解王官事》；又附有天禧《状诉》等，（31）可与《家传》互补短长。《墓志铭》有“辛丑，交夷执献……壬寅八月尽节粤西。”戴笠《行在阳秋》（32）、黎氏《小传》、李氏《传略》、温、徐《传》《纪传》（33）、《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34）、稍后之《南天痕》、《小腆纪年》皆有详略记载可证其死事。其殉国完节，傅以礼、刘毓崧、李慈铭氏皆亦以为确有其事，斥王夫之先生所言实染门户之沿习而误导后世。楚坚以为所斥是，但认为王氏失之大者则在将郭氏自永历五年后与永历朝相终结之为岭南抗清官义集团之最高领导人，兼督师闽及制江浙等处恢剿军务的地位，言行及退避南交谋再起者全部删而不纪以全面抹去郭氏死节之历史真相，其所为实非贤者应为，其为与世运促数，弃旧朝干时趋进之徒，恶其异己而务毁阻其富贵之故交节义可风者何异。今幸《家传》之存，则王氏之使先生为佞臣、降清后死之疑案，得以大白于世，是《家传》之史料价值之高，由此可知，而郭氏一生不避权贵，为国族尽瘁，于反清大业上，尤显其高风亮节若文山之志操的真相揭露，则族谱对郭之奇研究之功能大矣，对其抗清殉国死节考尤具极大之史料价值外，亦可补南明史籍之不足，更可使此段正史所遗漏之“事实”重现光明，还郭氏之公道，将其拟节文山，体国步艰难，鞠躬尽瘁，个中险阻，百挫千折，虽败尤来回海山边陋夷地，尝历艰苦万端，扶危定倾抗运之志卒不改，仍本中华立国根族之大无畏精神，有进而无退，殆被捕后，则从容就义之潜德幽光已非人为所能掩，则郭氏非险陂冒竟，将益坏国事，日唯毁击贞介、拔引匪类，受贿降清者，其谳已可定矣，而其之能如此，当与庭训，师承有密切所在；而其一门忠孝节烈之可风，皆有其意义在，是则研治者所不能忽之家庭背景及潮州与中华文化之渊源也。余故略发其大意如此，仅能将此浩然清流归入南明抗清殉国完节巨流中，而其之开拓，如何将此纳入历史洪流，成为正史中不朽汪洋之成员，则有赖同好之力矣。

注释：

（1）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页347，卷二○，〈死节传〉。

（2）揭阳榕城榕湖路南之甲东里“郭氏家庙”楹联。

（3）“郭氏家庙”为正夫八世孙陞裕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内正堂为“忠节堂”，庙、堂匾额皆出丁日昌手笔。

（4）王夫之：《永历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影印民国廿二年本《船山遗书》第十二册，总页9103—9106），卷二○，页1—2，〈童郭吴万程鲁列传〉。

（5）同注（4），页2。

（6）鲁可藻：《岭表纪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点本）。

（7）温睿临：《南疆逸史》（日本东京：株式会社大安，一九六七年景印本，《晚明史料丛书》），列传第十八，页162—163，〈郭之奇传〉。

（8）同注（7），页162—163。

（9）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张金庄校点本），页289—291，卷一五，《殉桂传·郭之奇传》。

（10）同（9），页289—291。

（11）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香港：中国学社，一九七一年）。

（12）罗万杰：郭氏墓志铭（清道光丁未冯奉初所辑《潮州耆旧集》，卷三五《罗吏部瞻六堂集》，页8—10）。

（13）戴笠：《行在阳秋》（台北：台湾银行，一九六七年点校本）。

（14）黎士弘：《郭菽子先生小传》（清康熙间刊本《宛在堂诗集》，第一册，卷首第四篇）。

（15）李世熊：《郭宫詹传略》（《寒支二集》，卷六，页8—11。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16）郑开极修：《福建通志》（清康熙刻本），卷三一，页48，《名宦传·郭之奇传》。陈寿祺修：《福建通志》（台北：华文书局，一九六八年景印同治十年重刊本），卷一三○，页41，《明宦绩传·郭之奇传》。徐景熹修：《福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六七年景印乾隆十几年刊本），卷四六，页55，《名宦传·郭之奇传》。

（17）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台北：广文书局，一九六九年景印清宣统元年俞人蔚排印本），卷上，页32—33，《永历实录》。

（18）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刘承干校本），卷五，页26—32，，《永历实录跋》。

（19）李慈铬：《受礼日记》（《越缦堂日记》，第三册，总页1656—1660。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三年景印原稿），中集，页75—77，同治戊辰（1868）二月初四日条。

（20）中研院史语所：《明清史料》（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民国十九年），丙编第十本，页995，《礼部残题本》。

（21）温廷敬辑：《潮州文萃》（无页码：原稿藏汕头市图书馆）。

（22）郭之奇：《郭忠节宛在堂集》（《潮州耆旧集》，卷三三），页16—17。

（23）罗万杰：郭氏《墓志铬》。以下不再注此出处。

（24）同注（22），页20—23。

（25）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页128，永历四年六月“会议封滇”条。

（26）同注（22），页23—25。

（27）凌雪：《南天痕》（台北：台湾银行，一九六○年点校本），卷一二，页208—209，《郭之奇传》。

（28）清高宗勅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台北：台湾银行，一九七一年点校本），卷三，页37，《通谥忠节诸臣·郭之奇》。

（29）徐鼒：《小腆纪传》（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七年）卷三一，页317，《郭之奇传》。

（30）郭之奇：《宛在堂诗集》（清康熙间刊本），第十九集《内文集》，页10。第十四集《徂东集》，页2；页6—11；页13；页19—21；页26—28。

（31）同注（20）。并参《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第六册，页341—348《董应魁为擒明王室官将请旨发落事揭帖》。

（32）《行在阳秋》，卷下，页66，十三年九月“光泽王俨铁、大学士郭之琦、总兵杨祥被获不屈，死之。”条。

（33）徐鼒：《小腆纪传》（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王崇武校点本），卷二○，页777，康熙元年（1662）“秋八月，明光泽王俨铁、大学士郭之奇、总兵杨祥被获至桂林，谕降不屈，死之”条。徐鼒：《小腆纪年》，卷三一，页317—318，〈郭之奇传〉。

（34）同注（28）。（原载《第五届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香港大学马楚坚）

       我们都在世间修行

这篇文章源自知乎网的一个问答：“中国真的有很多穷人吗？”。其中一个匿名用户的回答得到了4000多条网友的评论。作者没有正面直接回答，却道出了一段坎坷而感人的经历。

一

2011年，我博士毕业，和妻子同时在一所二线城市的大学工作。两家的基本生活条件，都属于三线小城市的富裕家庭。

2011年10月，岳父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先是寒暄，说是想我们了。妻子觉得不对劲，追问之下，岳父说已经确诊，他是肝癌加胆囊癌加胰腺癌。几个关键器官，都发现了癌细胞。以前我们觉得，癌症距离我们好遥远，没想到自己身边的人会患癌症。妻子和我商量，要尽最大努力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当时，我的工资大概每年8万元。有机会，我就去给自考生、成教生讲课，每节课60元，每年能多挣2万元。拼命找朋友、师兄、师长做项目，每年能再多挣5万元。我和妻子在2011年，年收入大概20万元。

现在说说20万，咋花的。

20万元怎么用的呢？岳父手术，我们立即拿出5万元;随后的跟踪治疗，每月至少1万元;每个月生活费、营养费5000元。到2011年年底，我们大概花了8万元。平时去医院的路费、住**就不算了。我母亲非常支持我们，时时给我们贴补。

生活突然变得很困难。去代课的机构外边有家炒面，我爱吃鸡蛋，加一个鸡蛋就觉得很幸福。在网上买裤子，100元3条包邮，刚好够夏天换洗的。有时候下课晚，要赶火车，太堵，直接叫个摩的，冬天特别冷，刮得脸疼、头疼。不敢生病，因为要花钱。每个月辛苦代课的钱和学校的工资，拿到手至少1万元。这些钱，都不舍得花，要准备老人看病的医疗费用。妻子一直穿着几年前大学读书时买的羽绒服，仔细看袖口，都磨出内胆，她就穿着这样的衣服，走上冬天的大学讲堂。

每个月挣的钱，两个人加起来很厚了，送到医院却显得那么薄。

二

2011年11月，在岳父手术之后不久，妻子怀孕了，她年纪不小了，医生建议一定要留下。2011年年底，放寒假之前，学校给每个老师发了一箱橙子，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就安排妻子找我同事帮忙搬到家。妻子脸皮薄，自己提着箱子，不舍得打车，去赶公交车，结果导致先兆流产。2012年的春节，我们一家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岳父在老家省会医院继续治疗，妻子在医院静躺安胎。春节的城市，人很少，我穿梭在家和医院之间。那个冬天，真冷。我给妻子买了生排骨，在家煲好，送到医院，妻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多少钱一斤啊？”

妻子怀孕7个月的时候，还在讲课。孩子出生两周后，妻子就上班了，孩子没有喝过母乳——学校有产假，能休一个学期，但只发基本工资的80%，每月大概只有2000元。

这一年，最快乐的事情，是岳父在有生之年，见到了外孙女。岳父很疼爱我们的孩子，每次见面都抱着，爱不释手。

三

2013年大年初二，我们去岳父家拜年，他拿出酒要跟我喝，被岳母拦下了，他又夺了过去，说：“还能和孩子喝几次酒啊。”家里有病人的春节，是人生的一种凄凉。

其实大年三十的晚上，妻子就提出要去岳父家看看。当时我说一起去吧，妻子拒绝了，说：“你就在家陪爸妈，带孩子吧。”很久以后，妻子告诉我，那年大年三十晚上，岳父又开始发烧，打摆子，岳母一个人都按不住。

2013年端午节，岳父的精神很好，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聊天，他还有兴致让我找家好馆子。癌细胞最后的扩散速度非常快，似乎一夜之间，就长满了身体所有的器官。岳父很坚强，后来化疗不能做了，做微创，把肋骨敲断，定点烧癌细胞，他用手抓着手术床，疼得快把牙咬碎了。

2013年7月，岳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岳父是医院的“抗癌明星”，但也没敌过死神。他临死的时候，已经痛得昏迷了，注射吗啡都没用。人最痛的时候，中枢神经会自动把痛感调低。我问过医生，癌症有多疼？医生想了一会儿说，万蚁噬骨。

岳父去世那天，学校还没放假，妻子和我加班把手头的试卷阅完。晚上9点多，妻子的电话响了。放下电话，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趴在我怀里，说了一句：“爸爸没了。”

我脑海中呈现一幕幕图景：岳母搀扶着岳父，赶大巴去医院;两个人相互搀扶，到医院餐厅吃饭;岳母和大舅哥在医院奔波，找医生、找药。几乎每次到医院，岳父都坐在床上，拿着前一天的住院清单，戴着老花镜，安静地看着，轻声地唏嘘，略带负罪地看我，打招呼。每次我离开医院，都告诉自己，坚持，再坚持……

四

岳父去世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想，我有必要开始全心全意地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事情了——我想去更大的世界。家人也赞同，经过这次生死劫难，每个人都觉得，原来我们的小康之家是如此脆弱。

2014年3月，我正式从高校辞职，到一家公司担任执行总经理，年薪保底30万元。我到新公司报到的第二天，妈妈告诉我，爸爸从2013年年底开始，几乎每天下午发低烧，持续两个月了。经过岳父的事情，我当时很冷静，肯定是癌症或者其他重疾。

到医院检查，没发现癌细胞，大家松了一口气。骨髓穿刺做了两次，最后查出来了，是血癌。每天的治疗费用，平均1万元。

其实，苦难的人生距离我们很近。

当天就凑够了住院费。我爸爸兄弟3个总共有10个孩子，大伯家5个，二伯家3个，我们家两个——我有个亲姐姐。爸爸住院用钱太急了，即使卖房子，也需要时间。妈妈给堂兄、堂姐打了电话，每个人都直接打过来两万元。我有个发小，外企高管，从小在我家吃爸爸做的饭菜，他直接打过来10万元，说：“这个钱，是给爸爸看病的，不用还。”爸爸的几个好朋友，也跟我要卡号，说：“这是给我大哥看病的钱，孩子你不用管。”